金银器

（嵌宝金杯。上铸“金瓯永固”、“乾隆年制”篆书）

　　金和银都是先人们发现的贵重金属，它们都有较好的延展性，易于加工，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重视。中国的金银工艺具有较长的历史，金银文物也相当丰富。

　　中国人历来强调“物以稀为贵”，金银器的产生，要从采矿、冶炼、加工等复杂的程序入手，所以总体数量上较为稀少，传世的金银器文物也就备受人们的重视。金矿在自然界中鲜有大块原矿，它以小颗粒状散在沙中；而银矿则多于前它金属矿相伴相混，所以其开采都有一定的难度。熔金技术也较难掌握，高温炉具是加工金器的技术前提，银器加工要晚于金器的加工(商代)，二者都是中国文物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属于手工艺品的金银器，都是广大工匠的劳动成果。所以在作品中极少有题名款的，而一旦具有罕见的传世作品痕迹，其价值肯定倍增。宋代以后，收集、收藏著名手工艺品成为一种时尚，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坊、店铺往往都在产品上打上字号，从一个侧面激励了工艺水品的提高，也对我们的文物鉴定工作提供了佐证。比如元代的著名银器匠师朱碧山，到明代时他的作品就已是被人们争相收藏的珍品了，当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原作，当为一级文物中的精品。清代金银器加工业的中心在北京，匠师以山西人、河北人为主，有著名的荣和、荣增金银店，规模庞大，有技工200余人，以打制金、银、铜佛像而闻名海内外。雍和宫内高达一丈八尺的宗喀巴铜像出自永成、荣和两家金银铺，制作年代约在1926年。

　　我们今天了解历史，主要是通过文献和文物，它们是社会文化发展的物化。所以文物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不容忽视，比如早期的焊接技术到底是什么样子，产生年代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在出土文物中找到答案，战国墓出土的金盏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实物，它的钮、盖、身、足都是分铸后再焊接成一体的，在比如1979年在山东临淄出土的一批银器中，有一件一千余克重的鎏金银盘，口沿和底部刻有题记，标明为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所制，据此，我们可以推算出秦时的重量、容积的单位值。

　　金银材料易于加工，而且有美观的外表，所以常被利用与其它材料混用，起到装饰作用。如鎏金、金银错、镶嵌金银、包金包银等等，这些工艺技术的实施都有较高的难度，不易被广泛掌握使用，所以现存文物较少，更加增加了其贵重程度。

　　现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的八棱金杯，是唐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1970年发掘出土。此杯为国家一级文物，高6.4厘米，侈口八角，圈足。八个面之间以连珠式图案相分割，分别装饰有拍板、吹箫、弹奏琵琶等人物浮雕图案，人物形象高鼻深目，明显是当时的西域胡人形象。此外，还有忍冬纹、卷草纹、以及山石、飞鸟、蝴蝶等装饰图案。这件文物对研究唐代的金属工艺、造型艺术、文化交流、歌舞音乐以及服装穿戴等各方面社会现象都有极大帮助。

　　“菱花银盘”于1983年出土于四川遂宁，为宋代作品，口径17.2厘米，是少有的优秀文物。此盘外沿呈六角菱花形，平底，沿口平折，折边上采用凸形装饰手法，使图案具有起伏的立体感。盘底为独立的盛开莲花，周边刻有姿态各异的花叶，使银盘的总体变化上有层次感，让人们联想到当时的一些陶瓷装饰。

　　现藏定陵博物馆的明代金冠就出土于定陵，是1958年对明神宗的陵墓保护性发掘时发现的。此金冠高24厘米，神宗皇帝的御用品，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金冠外形承继了唐代幞头形式，是由包头巾发展变异而来的，明代较为流行。金冠主体以金丝编织网状帽甚，顶部饰有二龙戏球图案，下部以一金圈固定。这种帽子后来被民间俗称为“乌纱帽”。

　　“金坛城”属国家级文物，现藏故宫博物院，高20厘米。这件文物工艺精细，综合采用刻、锤、累丝等工艺手段。使整体造型华丽富贵。“坛城”是藏传佛教的法器，由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其实打手势清宫造办处制造。清宫遗留的坛城为数不少，但金坛城则极为罕见，可见其文物价值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