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敏：阳明后学文献编校整理的回顾与进展

阳明后学文献编校整理的回顾与进展

张宏敏
浙江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

　　摘 要：本文以参与时间先后为序，稽查、引述、梳理有关文献资料，回顾了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界以中国科学（社科）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浙江省社科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为主要载体的三大科研机构，在阳明后学文献资料编校整理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与正在开展的工作。

　　关键词：珍稀思想史资料；阳明学研究资料丛书；阳明后学文献丛书；阳明后学研究与文献整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度浙江省哲学社科研究基地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重大课题《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续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立项课题“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前期研究成果。

　　引 言

　　笔者系在外省工作的河北人，去年（2014）12月在河北省儒教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高士涛先生的提携之下，撰文《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参加了在石家庄举办的“首届河北儒学论坛”。今年9月上旬再次得到高先生的提携，希望参加在外省从事传统儒家文化的学者支持“河北儒学建设工程”，积极参加在家乡河北召开的儒学会议，即“第二届河北儒学论坛——献王治学精神暨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坦率的讲，笔者自2004年到浙江学习、工作之后，学术科研中心工作主要围绕明清、民国时期的浙江籍儒学家（诸如刘伯温、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马一浮）而展开，对于家乡河北籍的历史文化名人关注不够。但是，自己毕竟是河北人，有责任、有义务为家乡儒学的弘扬工作尽一份心力，“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写一篇文章与会,则是义不容辞。
　　“第二届河北儒学论坛”的会议邀请函中有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整理儒家文献典籍云云，使得“秦火后濒临失传的儒家经典重新得到了系统的整理和继承”。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影响了后世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其严谨的学风犹如一派清流，使儒家文化正脉得以绵延至今，历久而弥新。而笔者目前正在进行的学术研究工作则是阳明后学文献的编校与整理，应该也可以视作此次会议邀请函所提供的“论文撰写范围参考”之“儒家经典的编辑和整理”的一种吧！在此，笔者力求努力实践河间献王“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对于目前学术界正在开展的“阳明后学文献的编校整理”工作进行一番梳理。敬请与会同仁教正。
　　有阳明后学研究资深专家指出：关于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学者所撰述的学案、宗传体著作，如刘元卿《诸儒学案》、周汝登《圣学宗传》、《王门宗旨》、过庭训《圣学嫡派》、刘鳞长《浙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黄宗羲《明儒学案》等。[ 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附录二《明代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尤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最为突出。黄宗羲对阳明学派的分类、对学者的评论长期影响着后代的研究，在阳明学者的文集不易得见的年代里，《明儒学案》所节录的文本更是大部分学者赖以研究的重要材料。[ 王华宝：《<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出版及意义》，《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第9期。]《明儒学案》所列，计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等七个学案。乾隆年间官修《四库全书》，阳明后学文献收录极少，仅有罗洪先、胡直、邹元标等部分学者文集入围。1911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时期，由于特殊的时局所限，阳明后学文献的辑编、整理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一、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发起之功”

　　1957年，以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为领军人物的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成立，在编纂《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有关明代学者思想相关章节之时[ 侯外庐主编，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75—1290页。]，曾经把“发掘、整理、出版大量长期受埋没的思想家文献作为（科研）重点”（侯外庐先生称之为“珍稀思想史资料”），首选明朝黄绾（1480—1554）、王廷相（1474—1544）、何心隐（1517—1579）、明清之际陈确（1604—1677）、方以智（1611—1671）等。[ 吴锐：《黄绾“大礼”疏评议》，载余姚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编：《第二届国际阳明学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10月，未刊稿），第150页。]藉此，部分阳明学者的文献得以编校整理，诸如浙中王门学者黄绾的晚年读书笔记《明道编》由刘厚祜、张岂之先生标校整理，侯外庐先生亲作“序”文，由中华书局于1959年9月出版；邱汉生先生撰有《李贽》一书，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泰州学派学者梁汝元《何心隐集》由容肇祖先生整理，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侯外庐先生的高足黄宣民先生出任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任。20世纪80年代中期，邱汉生先生在侯外庐先生的指导之下，与张岂之先生等一起设计和主持了国家社科“六五”计划重点科研项目——《宋明理学史》（上、下卷）的撰写工作。积众人之力，费时六年，终于写成了一部洋洋134万字的思想史巨著，分由人民出版社于1984、1987年出版。其中，为撰写好《宋明理学史》（下卷）第十至十七章中关于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泰州学派等阳明后学的“理学思想”[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471页。]，课题组成员又从海内外图书馆古籍部、以及各高校科研机构的图书馆搜集到不少阳明后学的第一手文献。比如为撰写“黄绾的学行与‘艮止’说”，唐宇元先生已经注意到除《明道编》外，黄绾尚有《石龙集》、《久庵先生文选》等诗文集存世[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第334页。]，嗣后委托日本、新加坡友人获得了大陆久已失传的《久庵先生文选》《石龙集》等[ 唐宇元：《黄绾思想平议》，《齐鲁学刊》，1991年第3期，第25页。]，并有点校黄绾诗文集的想法。
　　还有，黄宣民先生长期关注泰州学派研究，首次以“平民儒学”的提法来界定“泰州学派”的特色。黄先生还继承了侯外庐学派的“治学特点”——“实事求是的笃实学风和独立自得的开拓精神”，注重对第一手材料的充分占有、对新史料的搜罗，如他发握整理了《颜山农先生遗集》，使这一散佚民间的重要典籍得以重新问世。李学勤《颜钧集·序》文称：“这是我们三十年来屡次访求而不能得的孤本秘籍。”[ 黄宣民、陈寒鸣编：《中国儒学发展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0页。]嗣后，黄先生以三年之力对《颜山农先生遗集》进行标点整理，又编著《颜钧年谱》，广求史料，辑成《颜钧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6年2月出版。黄先生还搜集到泰州学派学者韩贞的遗稿、文集，编成《韩贞集》，附于《颜钧集》之后出版[ 黄宣民、陈寒鸣编：《中国儒学发展史》，第1521页。]。黄先生还发掘、点校整理了泰州学派学者邓豁渠的《南询录》[ 黄宣民主编：《中国哲学》（第十九辑），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
　　1991年11月，黄宣民曾有信函与自己的高足陈寒鸣先生，希望陈寒鸣协助他编选、完成《泰州学派文献选辑》（十一辑）的学术计划。据陈寒鸣回忆，黄先生计划中的《泰州学派文献选辑》以“三原则”编选而成：“（一）与泰州学派有师承的学者的遗著；（二）能反映泰州学派特点的代表性著作；（三）稀见著作。”《泰州学派文献选辑》十一辑书目如下：第一辑，淮南三王（王艮、王襞、王栋）遗集；第二辑，颜山农遗集、韩贞（乐吾）集；第三辑，何心隐的爨桐集；第四、五辑，罗汝芳、杨起元的著作；第六辑，赵贞吉、耿定向的著作；第七辑，焦竑著作；第八辑，方学渐著作；第九辑，周汝登著作；第十辑，陶望龄、管志道著作；第十一辑，李贽著作。“遗憾的是，他（黄先生）过早辞世（2001年），致使这部《泰州学派文献选辑》没能最终编选出来。”[ 黄宣民、陈寒鸣编：《中国儒学发展史》，第2080—2081页。]此外，陈寒鸣先生在2005年秋冬之际打算整理泰州学派学者林春的著作成《林春集》，完成了版本调查、目录设计与部分文字录入，还撰写了“林东城心学思想初探”的“前言”文字。
　　也正是因为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领衔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下卷）的作者们，充分利用了阳明后学的文献的第一手文献史料，才使得“阳明后学”第一、二代学者的理学思想，首次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浙江省社科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的“主导作用”

　　诚如海内外学者公认，文革结束以后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大陆地区的王阳明及阳明学派的研究，浙江学界（主要是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起步较早。陈来先生有文称：“改革开放以后，阳明学研究在大陆才真正开始。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浙江的沈善洪、王凤贤先生即开始研究王阳明哲学。1980年他们写成了《王阳明哲学研究》一书的初稿，并于同年秋天在杭州举办的华东地区宋明理学讨论会上，向与会代表分发了他们的小书。这本书虽然只是一本数万字的小册子，但却是新时期王阳明研究的开始。”[ 陈来：《阳明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兼评<阳明学研究丛书>》，《光明日报》2010-2-1。]
　　而当代中国哲学史学界关于阳明学（包括阳明后学）文献系统整理的倡议者则可能是浙江省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吴光先生。
　　吴光先生系侯外庐先生的“私淑弟子”，[ 吴光：《侯外庐学派的治学特色》，载《北京日报》，2013-5-13。吴光《侯外庐学派的治学特色》文有云：“在培养年轻一代学者、使学术后继有人方面，侯外庐、邱汉生、黄宣民三位先生作出了榜样。侯外庐不仅在上世纪60年代培养了由杨超、李学勤、张岂之、林英、何兆武等五位青年学者组成的‘诸青’学术团队，为成功编纂《中国思想通史》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文革浩劫以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呕心沥血，指导和培养了一个研究生团队（有崔大华、柯兆利、姜广辉和我）”。括弧中“我”即是1978—1981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史专业研究的吴光先生。]其在浙江省社科院从事阳明学（包括《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刘宗周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可以视为“侯外庐学派”“注重对第一手材料的充分占有、对新史料的搜罗”的学风的继续与发扬。据吴先生自己回忆：《王阳明全集》编校整理设想、计划的提出是在1986年10月，建言时任浙江省社科院院长沈善洪、副院长王凤贤先生编校整理《王阳明全集》，并获得支持；1987年正式策划、启动，1992年12月署名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的《王阳明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吴光：《从道德仁学到民主仁学：吴光说儒》，贵阳：孔学堂书局2014年版，第141—143页。]对此，陈来先生《阳明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这样说道：“浙江学者的阳明学文献的整理工程很值得一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吴光先生的主持下，先作了《黄宗羲全集》的校点，很有价值；后来又作了《刘宗周全集》，也很有价值。1992年春吴光先生等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上下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全集对推动王阳明及其思想的研究起了不小的作用。文献的校点出版，使研究有资料可据，使得原本有资料困难的研究得以开展。明代哲学文献的建设是浙江学者的一大贡献。文献的标点新印，对今人作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便利，也促进了研究的更广泛发展。同时，文献的标点整理本身也是一项学术工作。”[ 陈来：《阳明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兼评<阳明学研究丛书>》，《光明日报》2010-2-1。]
　　1992年6月，经浙江省委宣传部批准，浙江省社科院组建国内第一家阳明学研究中心——“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时任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任名誉主任，浙江省社科院王凤贤院长任主任，吴光、滕复任副主任[ 钱明：《阳明学在浙江》，《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191页。]，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冈田武彦先生、冯契先生、任继愈先生、张岱年先生、韦政通先生等被聘为顾问。2001年10月，浙江国际阳明学中心重组，吴光研究员任主任，钱明副研究员任副主任兼秘书长。
　　先是在2000年初，吴光先生向时甫任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的董平研究员提议：为深入推动阳明学的研究，哲学所可以以阳明学研究为中心策划两个系列性研究项目，一个是资料型的（“阳明学研究资料丛书”），一个是思想研究型的（“阳明学研究丛书”）。吴光的提议得到了哲学所同仁的一致同意。于是共同策划、分工合作，由董平（后期由钱明负责）策划、设计“阳明学研究资料丛刊”课题，吴光策划负责并主持“阳明学研究丛书”课题。[ 吴光：《十年辛苦为学术：<阳明后学文献丛书>与<阳明学研究丛书>简介》，载钱明主编：《阳明学派研究：阳明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485页。]前者在2000年成为浙江省社科院年度重大课题项目，立项资助；后者得到了浙江省2001年度社科规划重大课题立项资助，易名为“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课题后，又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2002年度规划课题的立项资助。[ 吴光：《阳明学研究丛书总序二》，载吴光主编《阳明学研究丛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由董平负责主持策划的“阳明学研究资料丛书”项目，分十个子课题：即《徐爱·钱德洪·董萝石集》（钱明承担，以下同）、《王畿集》（吴震）、《黄绾集》（待定[ 《黄绾集》的出版历时14年之久：先是2000年董平先生即策划了《黄绾集》的编校计划，因编校者一时难以物色，暂时搁置；2003年左右，钱明先生拟以《周汝登集》取代《黄绾集》（钱明：《阳明后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宁波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第87页）。2007年夏天，笔在硕士毕业之后，在吴光先生的指导之下，搜集黄绾存世文献著作——《石龙集》、《久庵先生文选》、《知罪录》等；2010年加入到钱明先生主持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续编》课题组，《黄绾集》于2014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邹守益集》（董平）、《欧阳德集》（陈永革）、《聂豹集》（待定[ 2000年7月，吴可为于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8月进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从事佛教哲学研究，嗣后承担了《聂豹集》的编校整理工作。]）、《罗洪先集》（徐儒宗）、《罗汝芳集》（方祖猷）、《薛侃集》（待定[ 《薛侃集》的编校与《黄绾集》一样，历时14年，直到2014年1月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陈椰博士编校完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艮、王襞、王栋集》（吴光[ 笔者曾就《王艮、王襞、王栋集》的编校整理一事，咨询过吴光先生。吴先生说当时《王艮、王襞、王栋集》的编校者一时无法落实，就承担了。由于负责主持《阳明学研究丛书》及主持浙江省儒学学会工作，致使2007年凤凰出版社正式出版《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一辑之时，《王艮、王襞、王栋集》未能完成。2014年11月，笔者在协助吴光先生整理书房藏书之时，吴先生发现了自己在2002年左右复印到手的王艮、王襞、王栋的文献著作，转手交给笔者，说：“你拿去吧？以后有机会，去整理吧！我不可能完成了。” ]）。
　　2002年12月，董平研究员调离浙江省社科院，“阳明学研究资料丛书”的编校整理工作，改由钱明研究员继续主持、策划、协调，正式出版时易名为“阳明后学文献丛书”。“阳明学研究资料丛书”课题组成员历经七年（2000—2007）的努力，最终完成了7种10册600万字的古籍整理工程——《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由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3月出版发行。《阳明后学文献丛书》还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重点资助项目、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署名万斌主编，钱明任常务主编、董平任副主编，实际组织、策划工作主要是由钱明负责的。凤凰版《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分别是：《徐爱·钱德洪·董澐集》（1册，40万字，钱明编校整理）、《王畿集》（1册，65万字，吴震编校整理）、《邹守益集》（2册，110万字，董平编校整理）、《聂豹集》（1册，50万字，吴可为编校整理）、《欧阳德集》（1册，65万字，陈永革编校整理）、《罗洪先集》（2册，110万字，徐儒宗编校整理）、《罗汝芳集》（2册，75万字，方祖猷、梁一群、李庆龙、潘起造、罗伽禄编校整理）。如上所言：《丛书》的策划、组织工作，前期由董平先生负责，后期由钱明先生负责。
　　据钱明先生总结：凤凰版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特点是有三：[钱明：《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二十年历程回顾》，http://c.360webcache.com/c?m=d4688d949d19f44fab7d4801d92f9e5e&q。]
　　第一，搜辑比较完备。……该丛书搜罗各种善本，辑补各种资料，搜罗所致，远达海外，力求完备。
　　第二，体例比较规范。每部书大体由三方面构成，即研究性的“前言”、思想家原著、相关研究资料。……可以说，该《丛书》是目前为止国内外有关王阳明门人后学的一套相当完整的文献汇集，是阳明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料。
　　第三，校勘比较精细。全书采用了目前所知的最好版本为底本，博采他本，对原书精心校勘整理，简明扼要地记录了校改的依据。在校勘的基础上，整理者依据严密的标点体例对《丛书》进行了标点，在标点过程中又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极大地便利了读者。……[钱明：《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二十年历程回顾》，http://c.360webcache.com/c?m=d4688d949d19f44fab7d4801d92f9e5e&q。]
　　凤凰版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至今已发表多篇书评，如汪俊亿的《阳明后学研究的基石：<阳明后学文献丛书>书评》（台湾《国文天地》2008年第2期）、钟彩钧的《罗洪先集补编·前言》（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9年版）、陈来先生《阳明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光明日版》，2010-2-1）、刘勇的《<李襄敏公遗思录>所载阳明后学佚文辑录：兼论阳明后学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11年第3期）等。[ 相关引文均摘自钱明《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二十年历程回顾》一文。]其中刘勇博士的评论说：“该项成果是继1990年代初上述研究机构及其研究团队助理《王阳明全集》以来，在王阳明及其后学文献的收集和助理方面的又一盛举。参与《王阳明全集》整理工作的主要人员钱明、董平等人，正是此次《丛书》的主持者和其中多部文献的编校整理者。……因此，研究者对于这套《丛书》的出版，完全有理由期待如《出版说明》所表达的那样，不仅要‘为学术界提供一套基础文献’，而且通过分期分批出版，‘力求集阳明后学文献之大成’。这是所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都喜闻乐道的美好愿景。面对这样的愿景，研究者不仅要乐观其成，更要亲身参与，尽量在这个园地里贡献自己的一得之见。……对于这样一套多达五百余万字、凝聚了众多专业人士大量精力的煌煌之作，任何严肃的评论都必须建立在使用者自身对相关领域的长期接触和文献熟悉的基础之上；对它的全面检讨评述，也还有待于更长的研究周期。”陈来先生评价道：“钱明、董平先生主持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出版，不仅标志着浙江学者阳明学研究的再度兴起，与这一时期阳明后学的思想研究相配合，形成了阳明学研究的新气象。阳明后学学者的著作，《四库全书》大多未收，晚近《四库存目》的影印，收入了不少，但没有标点整理，而这部《阳明后学文献丛书》，为阳明后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阳明后学的研究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动。”[ 陈来：《阳明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兼评<阳明学研究丛书>》，《光明日报》2010-2-1。]
　　在“凤凰版”《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基础上，2009年4月，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策划、设计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续编》（钱明为课题负责人）的课题项目，选择薛侃、黄绾、刘元卿、张元忭、许孚远、王时槐、胡直等阳明后学的著述作为文献搜集、标点整理之对象。2010年9月这一课题最终得到了浙江省哲学社科基地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重大课题的立项资助（10JDLS01Z）。2012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申报、钱明主编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续编》项目入选《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子项目八个，分别是：《王时槐集》、《张元忭集》、《许孚远集》、《黄绾集》、《刘元卿集》、《薛侃集》、《胡直集》、《北方王门集》。[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2012年7月发布），http://www.guji.cn/web/c_00000001/。]这样，《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续编》就得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支持。2013年至2015年，陈椰编校整理的《薛侃集》（1册，38万字）、彭树欣编校整理的《刘元卿集》、张宏敏编校整理的《黄绾集》（1册，50万字）、张昭炜编校整理的《胡直集》（2册，67万字）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钱明编校整理的《张元忭集》、钱明与程海霞合作编校整理的《王时槐集》、邹建锋等编校整理的《北方王门集》亦即将陆续正式出版。
　　2013年1月，浙江省社科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又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合作，开始启动“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第三编工作（下文详述）。据钱明介绍：“我们计划从2000年到2016年，用16年时间完成包括《阳明后学文献丛书》一编到四编在内的全部整理出版工作。整个项目计划完成40册书，约2000万字，将分期分批出版，力求集阳明后学文献之大成。由于《丛书》一编出版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佚文佚诗，所以本计划还包括等条件成熟后陆续出版修订本，对已出书进行增补和修正，并将一起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钱明：《<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出版缘起》，《古籍新书报》，2014-4-24。]
　　2014年1月，绍兴市人民政府与浙江省社科院合作召开了“纪念王阳明逝世485周年学术研讨会”，浙江省委宣传部领导与会，表示省委宣传部将加大对“阳明学研究”课题的扶持力度，可以申请专项经费予以资助立项；会议间隙，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钱明、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编审刘海滨联合召集了与会的青年学者张昭炜、程海霞、邹建锋、李会富、陈椰、张宏敏等，商议了启动《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四编的课题计划，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2014年2月，绍兴阳明学会议结束后，为“系统性地完成从王阳明到黄宗羲的文献集成工程”，“大大提高浙江省阳明学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奠定在阳明学文献和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浙江省较具竞争优势并最具持久力的一大品牌”，浙江省社科院即向省委宣传部正式提出了有计划、分批次编校整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报告，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也有肯定性批示，但是《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四编的项目启动、出版经费未能及时落实。尽管如此，2014年12月，《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四编课题项目得到了浙江省社科院专项课题经费的支持，《泰州王门集》、《许孚远集》、《管志道集》、《王宗沐集》、《杨东明集》、《杨起元集》等六个子课题得以启动。
　　2015年1月9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征集2015年度基础类和跨学科类重大项目选题的通知》。2月，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团队集思广益，设计出了总课题、子课题的设计方案，决定以“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为推荐选题。3月，“选题推荐表”通过浙江省社科规划办呈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7月6日，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的《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招标公告》公布，《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入围“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招标选题研究方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招标公告》，www.npopss-cn.gov.cn/n/2015/0706/...321.html。]。
　　浙江省社科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作为“选题推荐”单位，于2015年7月7日迅速成立了以钱明研究员为“首席专家”的课题投标书写作小组。2015年9月3日,正式完成投标书制作，通过浙江省社科规划办转呈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2015年10月26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了《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立项名单公示》，显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标“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一课题。[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立项名单公示》，http://www.npopss-cn.gov.cn/n/2015/1026/c219469-27741700.html。]

　　三、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平台支撑”

　　2010年9月28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成立，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前社长、当代新儒家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担任院长。杜先生是英文世界阳明学的研究者，其博士论文即以“阳明学”为选题——《青年王阳明（1472—1509）：行动中的儒家思想》，近年来对“王阳明心学的现代意义”这一课题也颇感兴趣，在各种高规格的学术会议、论坛上仍不失时机地推广、宣传阳明学。与此同时，杜先生对《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编校整理工作，亦寄予殷切希望。
　　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张昭炜博士应邀参加了2009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由浙江省社科院、中国计量学院与浙江省儒学学会联合主办的“阳明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研究江右王学家万廷言易学思想的学术论文[ 张昭炜：《万廷言的良知易学》，载钱明主编《阳明学派研究：阳明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45—364页。]。昭炜博士向与此次会议秘书长钱明先生透露了正在编校整理江右王学家胡直、万廷言的存世文献的信息。而钱明先生也正在策划《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续编》的课题项目，遂把《胡直集》也列为子课题之一，由张昭炜负责。2010年，《续编》课题得到了浙江省哲学社科基地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重大课题的立项资助。
　　2012年11月“首届全国杨简学术研讨会”在宁波举行，钱明先生、张昭炜博士一并受邀与会。鉴于《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续编》各子课题基本完成，时师从杜维明先生，在北大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张昭炜，向钱先生提出了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为学术平台，启动《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包括第四遍）的设想；昭炜博士愿意为每一位课题参与者提供项目1万元课题启动经费，合作策划启动《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藉此，杜维明先生执事的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便成为“阳明后学研究与文献整理”的一个学术合作平台。

　　1. 2013年1月，“阳明后学研究与文献整理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召开[ 张昭炜：《阳明后学研究与文献整理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圆满召开》，http://blog.sina.com.cn/zhangzhaoweipku (2013-01-22 22:03:13)。]
　　2013年1月21至23日，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张昭炜策划、组织并资助的“阳明后学研究与文献整理工作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2013年1月22日，阳明后学研究及文献整理工作会》，http://iahs.pku.edu.cn/News_View.aspx?id=400。]此次会议由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协办，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湖北大学、南昌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安徽工程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科研单位及出版机构的十余名学者，就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及其后学的研究及文献整理工作，展开了专题讨论。
　　杜维明先生首先致辞，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阳明学研究者前来共襄盛举。通过对明末以来思想史发展历程的追溯，杜先生指出：“阳明后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以清儒戴震为例，考据与义理是不可分割的。杜先生强调文献材料为学术之公器，希望与会学者们在从事于扎实的文献整理工作的同时，进一步致力于文献解读与诠释，为中国思想研究开出一个新局面。
　　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教授在致辞中，回忆了早年受罗汝芳等阳明后学启发的经验，对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专案研究工作寄予厚望。作为明代哲学史研究的专家，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学智教授回顾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出版的历程，充分肯定其“嘉惠学林”的意义，并提示了阳明后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方向。
　　本次会议的学术讨论分“文献整理”和“文献诠释”两场。
　　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钱明研究员主持了“文献整理”讨论会，简要介绍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整理和出版情况，随后与会学者就各自负责的阳明学者文献在编校整理中遇到的各种具体情况和细节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文献诠释”研讨会则分别由张祥龙、张学智两位教授主持，与会的阳明后学研究者采取专案研究的方法，各自报告了关于阳明后学专案的最新学术成果。
　　此次会议的学术成果就是：期待阳明后学的文献整理及研究工作进一步展开，特别对《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规划；期待组织起一个有志于阳明后学研究的青年学术团队，从事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诠释工作，藉以推动对明代中后期思想史、哲学史的原创性研究。

　　2. 2013年12月，《阳明后学文献第三编》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正式启动
　　依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这一学术平台，《阳明后学文献第三编》于2013年12月31日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正式启动，杜维明先生任课题负责人，张昭炜、钱明任主编。[张昭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者：张昭炜》，http://ric.whu.edu.cn/Web/ShowEconomics.aspx?id=107。]
　　《阳明后学文献第三编》子课题名称如下：张昭炜博士负责《邹元标集》（80万字）、钱明研究员负责《泰州学派文集》（30万字）、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陈时龙副研究员负责《周汝登集》（100万字）、中山大学刘勇副教授负责《李材集》（200万字）、南昌大学杨柱才教授负责《陈九川集》（30万字）、天津市社科院李会富博士负责《陶望龄、陶奭龄集》（80万字）、江西财经大学彭树欣副教授负责《邹德涵、邹德溥集》（70万字）、湖北大学姚才刚教授负责《唐枢集》（80万字）、安徽工程大学刘聪副教授负责《耿定向集》（50万字）、广州市社科院孙占卿副研究员负责《季本集》（100万字）的编校整理工作。

　　3. 2015年8月，“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推进会暨阳明后学研究高层论坛”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召开
　　为了更好地明确整理规范、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工作，为了更好地对“阳明后学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以推动阳明后学研究的深入开展，2015年8月28至30日，“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推进会暨阳明后学研究高层论坛”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检查督促《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自2013年12月启动以来的工作进展情况，详细讲解《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出版的体例规范，协调如何进一步推进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编纂整理工作。
　　《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的编校整理者与会，并提交了十六篇论文，内容涉及《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各子项目的“编校说明”与研究心得。现供职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张昭炜博士策划、召集并主持了会议了本次会议。
　　大会开幕式上，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致欢迎词。杜先生代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欢迎大家参会，他着重强调了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及相关学术研究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学术事业，需要我们对“阳明学”这一课题投入极大的关注与兴趣。杜先生也注意到目前国内不少省份的地方政府以及高校社科机构对阳明后学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竞争的局面，但是我们需要一种“大气魄”、“大格局”，在一种“学术健康”的情况下，开展相互合作。杜先生希望阳明学研究者利用好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嵩阳书院的学术平台，在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领域，进行学术合作与深层次对话、交流。
　　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钱明研究员作为特邀嘉宾，发表了感想：第一，我们从事阳明后学研究，从文献入手是唯一之路，只有文献学基础扎实了，才可能出研究成果；我们在进行阳明后学文献搜集过程中，要十分注意“家谱”、“族谱”、“地方志”文献中所涉阳明后学的相关佚文。第二，目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薛侃集》、《刘元卿集》、《黄绾集》、《胡直集》（《张元忭集》、《王时槐集》年内即出），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工作经验。我们作为编校者，要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责任编辑进行充分的沟通，《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是一项传世工程，我们大家要互相合作，精诚团结，把“阳明后学文献整理”这项工作做好。
　　开幕式结束，“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工作推进会”进入主题发言环节。
　　钱明研究员主要就自己已经完成《张元忭集》的编校工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分享了自己数十年来在阳明学文献辑佚、编校方面取得的经验与心得体会。南昌大学哲学系杨柱才教授汇报了《陈九川集》的文献著作馆藏情况及整理进度。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勇副教授就《李材集》的文献资料整理情况进行了说明，主要包括《李材集》文献搜集与整理的整体进展、点校整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彭树欣副教授汇报了《邹德涵集》（附《邹善集》）的编校进度，同时对江西安福县邹氏（守益）第二、三代文献的存世情况及其思想价值进行了阐释。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陈时龙副研究员就《周汝登集》的整理进度以及周汝登的文献版本进行了报告。天津市社科院哲学所李会富博士就陶望龄、陶奭龄的文献版本在海内外图书馆的馆藏情况进行了翔实的说明，并提出了在《陶望龄、陶奭龄集》编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安徽工程大学刘聪副教授对耿定向的著作辑佚情况进行了说明。石家庄学院郭亮博士代表广州市社科院孙占卿副研究员对《季本集》的点校工作进度作了汇报。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张宏敏博士对浙中王门学者王宗沐的著作及存世文献诸版本，向与会同仁进行了报告；同时，对浙中王门文献的整理现状与浙江学者正在进行的《万表集》、《顾应祥集》、《叶良佩集》的编校工作进行了汇报。湖北大学姚才刚教授提交了《唐枢集》的进展情况汇报论文，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张明副教授提交了题为“《孙应鳌集》编校说明”的书面报告，均由张昭炜博士代为宣读，同时，张昭炜介绍了《邹元标集》整理工作进展。此外，中国社科出版社哲学宗教学出版中心编辑凌金良博士、天津社科院伦理学研究所李卓博士列席了会议并发言。
　　钱明研究员对与会学者学术报告进行了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海滨副编审对《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编校体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解答了与会学者在编校阳明后学文献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惑。
　　张昭炜博士在闭幕式上对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总结,其中对《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的工作团队提出了六点希望与建言：第一，以历史的眼光对待文献整理，我们今天编校的阳明后学文献产生于四、五百年前，至今仍然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资料，作为编校者，应时刻扪心自问：“四、五百年后，我们的编校文献是否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第二，我们进行文献典籍的编校整理工作理应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比如北京大学《儒藏》工程已经对一些阳明学者诗文集进行了点校，像《儒藏》精华编第262册已经收录了李材《正学堂稿》、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在编校整理《耿定向集》《李材集》时，我们理应通过合理的渠道与《儒藏》编委会及原点校者进行沟通、协调。第三，阳明后学文献大多成书于四、五百年前，部分文献在国家（包括各省市）、高校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尚无收藏，这就需要各编校者亲自到该（阳明）学者的出生地、游学地、生活地、仕宦地进行田野调查，要特别注意“族谱”、“方志”、“书院志”文献中收录的佚诗佚文，编校文集是苦活累活，我们要立志要打造学术精品，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第四，我们进行文献编校整理时，受学力、经验、水平所限，难免在句读、文字录入上出现诸如点破句、录错字等问题，但须态度认真、一丝不苟、问心无愧，多查多问，尽量避免一些不应出现的重大疏漏。第五，在阳明后学文献文集的整理模式之外，还有重要罕见版本、“思想性强”的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阳明后学文献递嬗散亡，许多重要的著录按索不获，偶然发现新的善本，急需出版，惠及学界，实有必要重点选择“思想性强”的文献优先出版，如邓以讃、刘阳等阳明后学的文献，乃至一些被“边缘化”的郭子章、虞淳熙等阳明学者的文集。第六，阳明后学文献整理的团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要以身作则，力求打造学术精品，吸引更多志于从事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界同仁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