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步云：儒家民本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及借鉴意义

儒家民本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及借鉴意义

张步云
（河北沧州市国学研究会）

　　纵观历朝历代“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千古不变的铁律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国历史如此，世界历史也是如此。
　　中华文明光辉灿烂，孕育了深厚的民本思想，强调民众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以民为本”这一古老的价值原则对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孔子的民本思想

　　孔子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治国安邦是他一生活动的中心目标．他的民本思想是治国安邦的核心内容之一。孔子主张“仁者爱人”，珍视生命，尊重民众的生存权。一次马厩失火，孔子退朝，问：“伤人乎?”不问马。在当时，管理马厩的人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孔子对他的关心，以“爱人”之心给这一思想注入了丰富的人道色彩。孔子认为，“民”在本性上是平等的。他一生所实践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为仁之道。孔子作《易传》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他从天地的自然法则推演到人类社会的法则，揭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是仁与义。主张“博施于民而济众”（《论语·雍也》。指出养民，惠民，爱民是战胜内忧外患的法宝。对于战争，孔子更是深恶痛绝。管仲在齐桓公杀公子纠后，不但不为公子纠殉死，还做了齐桓公的宰相，而孔子称许管仲为“仁”，正是因为管仲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卒”，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民至于今受其赐”。他理想的社会是没有战乱、人民安定祥和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社会。
　　孔子对于为政的一些论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经过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为政理论和实践经验，他的为政以德，爱民为本的主张，在今天看来也有很高的价值。
　　我们看《论语·尧曰》中孔子回答学生子张的一段话：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子张曰：“何谓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曰：“何谓四恶？”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这段话的意思是：子张问孔子说：“怎样才可以治理政事呢？”孔子说：“尊五美，弃四恶，这样可以治理政事了呀。”子张问：“什么叫五美？”孔子说：“君子恩惠但不耗费，使百姓劳作但不使之怨恨；求德而不贪利；安泰但不傲慢；威严但不凶猛。”
　　子张说：“什么叫恩惠但不耗费？”孔子说：“就着百姓认为有利的去做，这不就是恩惠但不耗费吗！选择百姓可劳作时百姓去劳作。又有谁怨恨？要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又有什么贪？君子不论多少，不论大小，不敢怠慢，这不就是安泰但不傲慢吗？君子端正自己衣冠，重视自己的视线，整齐得使人看见就生敬畏之心，这不也是威严但不凶猛吗？”
　　子张问：“什么叫四恶？”孔子说：“不经教化就杀戮叫做虐；不加告诫就要求成功叫做暴；没有信誉而虚刻限期叫做贼，财物的给人啊，出手吝啬称作小家子气。”
　　孔子讲了“五美四恶”，这是他政治主张的基本点，其中包含有丰富的“民本”思想，比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反对“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的暴虐之政。
　　《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足以看出孔子主张先富民后教民的民本思想。
　　《论语》中有如下言论：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意思是：鲁哀公问有若：“今年闹饥荒，国用不够，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行彻法（十分之一税）呢？”哀公说：“现在税赋是20%，我还不够，怎么还能行彻法呢？”有若答：“百姓富足了，陛下怎么会不足？百姓不足，陛下怎么会足？”
　　这里是孔子的学生回答鲁哀公的问话，当然反映的是孔子的思想。孔子一向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认为君主治理国家首先应该富民、惠民，给人民好处，人民能得利益之处而使他们得利。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富强。体现了鲜明的民本思想。
　　孔子的民本思想以“仁者爱人”作为情感基础，以“为政以德”作为政治理想，以“安民富民”作为为政原则，以“有教无类”作为教育主张。孔子认为，为官之道就是修德之道、做人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立国为政要以民为本为基本准则。《论语·雍也篇》载孔子与的一段对话：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意思是：子贡问：“假如有人能够广施恩惠给百姓，帮助大家过上好日子。这个人怎么样？可以说是做到仁了吗？”孔子说：“岂止做到了仁，那简直是圣了！就是尧舜恐怕都不一定做得到呢！”孔子认为，惠民是为政的最高境界。尧舜也是把这个作为最高的理想来追求的。
　　《论语·学而》载：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意思是：孔子说：“治理有兵车千辆的大国家，应该谨慎的处理国家的事务以取信于民，该节省财用，以爱民为念。使用民力，要顾及他们的生产时间，以免耽误农时。”
　　孔子是主张“仁政”的，并且这个“仁政”是实行人道，以民为本。《孔子家语·五仪解》载：“子曰：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孔子把百姓与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生动形象地道明了其利害关系，这是历代政治家“载舟覆舟”观点的最早来源。
　　他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成功地完成了德治由外在向内在的价值转换。并升华为政治哲学的高度，奠定了儒家治国思想的根基。在今天仍不失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民本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集西周以来民本思想之大成，把民本思想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孟子·尽心章句下》记载了孟子民本思想最典型，最明确，为后世广泛流传的名言：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祖以时，然而早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主张。确立了人民、国家和君主的轻重次序，认为人民是立国的基础，君主不好可以更换，社稷不灵可以变置，惟独人民是无法变换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富民、惠民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说，英明的君主规定人民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至于饿死。然后再去引导他们走上向善的道路，老百姓就会很容易听从乐。他论述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梁惠王上》)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也就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再加以处罚，这就等于陷害。所以说，英明仁德的君主应该首先使人们有固定的产业收入，这样百姓就会有“恒心”，就可以安居乐业，发展生产了。
　　比孟子稍后的荀子又把前人的民本思想加以发扬，提出了一系列相当进步的民本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表明了国家的存在取决于民。
　　君民关系是先秦诸子普遗关注的问题，荀子在这一老问题上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荀子·王制》中他用“马”与“舆”、“舟”与“水”的关系来表述他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马骇舆，则君子不安与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梯，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搜舟’，此之谓也。
　　
　　他的论述极为深刻，一方面它提出了民是君主赖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承认了民的力量能够推翻君主.民既可以择君拥君，又可以弃君诛君，这就像水平则载舟，水激则反舟。荀子深刻认识到人民在巩固国家政权中的巨大作用。
　　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大政论家贾谊认为：“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唐代名相魏征常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劝谏太宗李世民。宋代宋祁认为：“民，国之基也。五仞之墙，所以不毁，基厚也；所以毁，基薄也。”
　　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两兄弟，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儒学传统的民本思想，指出：“下者，上之本，未有其本固而能剥者也。故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则上危矣。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周易程氏传》）二程认为：“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二程集》）
　　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民本思想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回答宋孝宗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在《论语集注》中说得更为明确：“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思者也。”在《孟子集注》中说：“富其君者，夺民之财耳。而夫子尤恶之，况为土地之故而杀人，使其脑肝涂地，则是率土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虽至于死，犹不足以容之也。”明确指出君主对人民决不能压榨过分。这些论述都把以民为本视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
　　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痛感于绝对君主专制的政体不能抵御内忧外患，从而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方案，将儒家传统中的民本主义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其中的佼佼者，王夫之的民本思想对后世也有着重大影响。他对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君臣民关系作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不但上天立君的目的是为了民，而且君主置吏的目的也是为了民，民众的忧乐生死成为衡量君主、官吏功罪的标尺。因此君主的“第一天职”就是关心民众的生计，君主治理国家首先要考虑民情。官吏的行为也应以民为中心，臣为民行德政比对君主尽忠更为重要。他在继承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主旨更加鲜明，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谴责君主“剥削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行为，进而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认为“盖天下之治，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顾炎武则把民本思想发挥到极致，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于君主的暴政，匹夫百姓都有责任来铲除。号称明末清初三大儒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民本思想已经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水平，达到封建时代能够达到的最高峰。

　　三、以民为本，立国为政的准则

　　“民为邦本”,这一凝聚历史经验的古训,历来为贤明的君主所重视。西汉初期五六十年，自汉高祖刘邦采取措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确立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轻徭薄赋，减轻农民的负担；废除前朝贵族对农民的剥削；安抚流民，将无主土地分给因战乱逃难的农民；戒奢从俭，统治者减少铺张浪费，净化社会风气；
　　减少大型工程的修建，保证农民的生产时间。这一系列的政策，历经文帝、景帝，世代沿袭，使西汉经济恢复发展，政治稳定清明，造就了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景象——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达到了空前强盛的局面。这一历史事实，体现了民本思想的光辉。
　　唐太宗把民本思想作为治国思想核心内容运用到自己的执政方略中，这是唐太宗治国的伟大实践和成就的辉煌。可以说，没有民本思想，就不可能出现强盛的唐朝，就不可出现世界史上的中国古代文明。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极有特点的朝代。一是经济达到一个发展的高峰，商品经济发展较快；二是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加强，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在仁宗朝，有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的基本构想，实施“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十条措施。在神宗朝，有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抑豪强、伸贫弱的均平思想。这两次变法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体现，也是宋代社会现实的反映。
　　明太祖朱元璋来自社会下层,和人民一起承受过种种苦难。他打败了许多脱离人民的对手,并且深知自己的胜利正是得自人民的拥护。他对以人为本思想体会最深，在实践中贯彻也最认真，并且卓有成效。据余继登《典故纪闻》载：明朝建国初，朱元璋曾对时任中书省长官胡惟庸说：
　　“天下有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所者，常思所以安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顿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吾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尽。其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依者，给以屋舍。”
　　
　　他曾对大臣刘基说：“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其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他提出“民者国之本也”；“安民必以仁”；“仁政则必当爱民”等主张。在施政实践上，采取了很多顺应民意，顾念苍生，修养生息，发展生产，轻徭薄赋，节己利民的措施。其民本思想和实践超过了他的前辈。
　　清代康熙帝更认识到“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道理。曾告诫他的后代及朝
　　臣说：“国家的根本在百姓”，“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他认为百姓是国家之本,没民就无国。康熙进一步指出得民贵在得民心，民心向背直接关系政权的安危。康熙亲笔题乾清宫对联：
　　
　　表正万邦慎厥身脩思永；
　　弘教五典无轻民事惟难。
　　
　　意思是：为君之道，要具备威仪正气,才能做万国的表率，君主要勤勉修身，才能长治久安；治理天下要弘扬五常倫理，教化百姓，不要忽视民生的艰难。这副对联既有修身勤政，又有民本思想，这是康熙的对子孙的教导和期望。
　　民本思想要求官僚顺应民心、惩恶扬善。民众的意志彰显社会的善恶，是行政的主要依据。唐朝宰相狄仁杰为官，不媚上、不阿贵，始终保持体恤百姓的本色，做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诸多案子，没有一人上诉伸冤，后被称之为“唐室砥柱”。
　　民本思想还体现于官员执政价值追求方面，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影响了千百年来的士大夫的心灵。
　　明朝泰安知州顾景祥刻于泰安府衙，后由山东巡抚年富书写的《官箴》刻石，做为“官箴”，后广为传诵。箴文共三十六个字：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清代江苏督抚张清恪的《禁止馈送檄》：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洁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康熙年间，河南内乡县衙有副对联：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这些典型事例，无不彰显着民本思想的光辉。在历史上起着很好的教育、警示和表率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的很高的价值。

　　四、德主刑辅，民本思想的体现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德主刑辅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德刑并施才能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道德与法律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规范机制和秩序体系。从道德本身来看，道德是人性的一种本质规定，是社会发展和人性完善的价值目标。道德治“本”，法律治“标”，在历史上曾起到过积极的社会管理效力。
　　孔子是最早洞悉道德教化的优越性及法律刑罚的局限性的思想家。他认为，道德与刑罚都可通过规范约束人们之思想行为以达到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之目的，但其不同之处在于：刑罚只能弭祸于已发，虽具有外在强制力，但不足以服民众之心；刑罚是依靠外在强力来维持，民众只是由于惧怕惩罚而暂时收敛自己的行为，并未收到治本之效果。而德治则能防患于未然，通过内在信念来维护，通过潜移默化式的道德情感唤起固有的羞耻之心，使人从内心深处产生避恶趋善之意识，使庶民有知耻向善之心，以达到提高自我道德修养之境界。
　　道德和法律作为治国之道，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偏废任何一方，道德是自觉的法律，法律则是强制的道德，它们功能互补、相辅相成，成为治国安邦的最重要的政治步骤和环节。《论语·为政》载：“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并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主张道德优先于刑罚，而反对以刑罚为道德之先。他强调道德的社会教化功能，但并不排斥刑罚的作用。仅仅依靠德礼教化是行不通的，还必须辅之于刑罚，运用德刑兼施、宽猛相济之手段，达到民免有耻、以德去刑之政治目的。
　　我们看《孔子家语·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问于孔子曰：“雍闻至刑无所用政，至政无所用刑。至刑无所用政，桀纣之世也。信乎？”
　　孔子曰：“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而败俗，于是乎用刑矣。”
　　他认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残民，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他认为刑罚过于威猛，是残害人民，要首先对人民进行教化，使之有羞耻之心，免于犯罪，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

　　五、民本思想的时代局限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儒家政治思想最核心的价值。这一思想认定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要求统治者关注民生，实施惠民政策。历史事实证明，凡是重视以民为本的统治者，在他统治的时期生产发展，社会稳定，相反则会引起社会极大的动荡。因此，民本思想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的。
　　民本思想虽然有利于规谏统治者实行仁政，缓和阶级矛盾，但是它在根本上是封建专制的附属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封建专制的环境中，阶级对立表现为人治，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是仁君其目的也还是为了更好的“牧民”。民本思想是在强调君对民的绝对统治的基础上的“民为君之本”、“民为国之本”，在这种封建王权的思想下，所强调的往往是人的义务，而不是个人的价值；强调人的顺从，而不是人的自由。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几种类型政治文明，都不可避免的带着那个社会占统治地位阶级的色彩。民本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形态，具有浓重的封建色彩。
　　二、民本思想植根于私有财产“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中，因此，民本思想就不存在制度化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君主。重民、爱民的主体是君主而非民众自身；重民、爱民的内容是君主为民做主；重民、爱民的措施是君主实行仁政。民众只是被重视、被怜悯的对象。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专制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来观照“民”之为“邦本”的。
　　三、历代民本论者对民众巨大的力量都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民众的暴力革命是君主王朝覆灭的原因。因此，他们提出重民主张，规劝统治者要重视民生，体察民情，安抚民心，爱惜民力。统治阶级虽然认识到自己和民众是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实现“本固邦宁”的政治目标，但这种民本政治的主动权在君主手中，重民、爱民是自上而下的恩赐式的施舍，没有也不可能有尊重民主政治权利的内容。　　

　　六、民本思想的借鉴意义

　　从孔子的“民为邦本”思想和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到明末清初的“民主君客”思想，这些精辟论说，无不表达了民本思想的政治传统。民本思想决不仅仅是一种统治的权术，它已上升为一种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一直贯彻到今天。儒家向来以经邦纬国为己任，解决好民、国、君的矛盾，使三者的关系得以协调是达到“天下大治”的终极目的。
　　总的来说,在孔子、孟子、荀子的“民本”思想中,反对用“霸道”治理社会,即用武力和法令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提倡用礼、仁、德治理社会。他们主张爱民、利民、福民,反对统治者过度的剥削和压迫民众,有利于提高民众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保护民众的部分利益。他们主张实行“仁政”,要求统治者重民、惠民、养民,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民得到了实惠,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推动了社会发展。孔子、孟子、荀子的“民本”思想被后世继承和发扬,哺育了一批忧国忧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至今仍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继续研究，剔除糟粕，汲收精华，为进一步完善民主法治服务。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情景下,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显现出不同的形式，内容也有一定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或相似的，就是都把民众作为社稷的根本，以民众为施政的基础。强调妥善处理人民群众与国家的关系，取得人民支持的重要性。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是党的群众路线最早的历史渊源。取其精华，引以借鉴，对于正确树立践行党的群众观、人民观、权力观和政绩观，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民贵君轻”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民心向背对于国家的兴衰、政权的更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吸取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合理成分，有利于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为民服务,为民谋利。只有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决不能用来谋取私利,才能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廉洁从政,使我们的工作符合群众的要求,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延安窑洞接见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时，就曾深入讨论过一个政权如何保持长盛不衰的问题。他坚定地对黄炎培先生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所说跳出政权更迭的“周期率”的新路，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民本思想”优秀内核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如何正确树立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是党兴衰成败、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民本思想是群众路线最早的历史渊源，重温儒家思想的目的在于取其精华，以史为镜，让宝贵的传统文化思想得以重视，并应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之中。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这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举措。党的群众观点在“重民”“惠民”等方面与传统民本思想有很多相通之处，群众观点是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同时又蕴含了人民当家作主、尊重公民权利的民主思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一贯倡导和坚持的群众路线，这四句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既阐明了党的群众观点，它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又把党的群众观点的具体化，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问题的世界观，又体现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问题的方法论，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整体内容。
　　我们要以史为镜，知兴替、明得失，牢记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华民族是具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施政要领，这既是民本思想的传承，也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根本所在。历史证明，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是我们党无往不胜的根本。
　　1934年毛主席在反围剿讲话说：“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树立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已成为党的光荣传统和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法宝。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并且强调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60多年前，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就宣称：“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今天，习近平同志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