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汝清：中国人的家风与家教

中国人的家风与家教
——兼论当前家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杨汝清
（苇杭书院 山长）

忠孝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文化进程中，任何一种文明的昌盛和发达，都有其不变的传承和延续，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品格。当这种文化品格逐渐没落或者发生根本性的变异之后，一种新的文明必然会取而代之。在人类生活的每个地域这种变迁都或隐或显地进行着。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印度都曾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但也无可避免地都衰落了。唯有古老的中国，这片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土地，文化一如既往地延续着，自古及今，形成了华夏民族的文化个性。
　　这种延绵不绝的文化生命力究其根源，来自于华夏民族重视家族血缘、安土重迁的生活态度。更来自于基于这种生活态度的文化选择。忠孝传家使得每个生命个体不再相互独立，无论身份地位都要尽己所能地忠于职守，诚心诚意地孝亲敬长。以义务为本位使得生活在一个地域或族群中的生命个体都安土重迁并安于本分。“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 《中庸》]”这种严格的道德自律造就了以道德成就为追求的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以道立身，惟德是从。
　　同时，这种力量也源自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诗书礼乐共同构建了一个高雅的文化空间，中国人身处其中，潜沉涵泳，悠游自得。《礼记》有言：“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礼记·经解第二十六》]”中国人通过这种高雅的文化教育逐步培养君子人格、圣贤气象。于是乎这个以农耕为生活方式的国度形成了礼乐教化的传统、诗书传世的风气。这既是孔子所说的国教，也是每个家庭的家教。[ 明儒陆桴亭在其《论小学》中尝言：“家庭之教，又必原于朝廷之教。朝廷之教以道德。则家庭之教亦以道德。朝廷之教以名利。则家庭之教亦以名利。”]既是中华民族的国风，也是追求高尚的中国人的家风。
　　中国人的家教和家风传统是十分悠久的。忠孝的思想在上古时期便成为中国人所敬仰和追求的思想。《尚书·尧典》记载——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尚书·虞书·尧典》]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尧之为君，“允恭克让”、“克明俊德”、“协和万邦”，无一不是德行的最高体现，也无一不是对自己的职责和事业的无限的忠诚。
　　同样是在《尧典》中也记载了舜的德行和事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孝的最高榜样——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像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尚书·虞书·尧典》]
　　孝道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和价值毋庸置疑。舜因其大孝而成圣成王，历代都在追慕、赞美。这便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明确的最高标准。进而实现对历代学习儒家思想的人士的风化和引领。从而形成历代志士仁人自我的道德选择和培养子孙的家教家风。

谦恭自守——周公的家教与家风

　　在已知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在西周初年周公对即将去鲁国即位担任国君的长子伯禽便进行了如此这般的谆谆教诲——
　　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 《韩诗外传·卷三》]
　　这可以说是最早期的明文记载的家训。在这段文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周公对谦德的重视，同样也可以看到周公对家教和家风的重视。虽然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地位尊崇，但绝不敢骄慢天下之士。以“谦德”自守是周朝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周王室的家风。文王、武王、周公、成王都恪守“谦德”，礼贤下士，宽柔待人。成王亲政后，周公也对他进行了诚挚的告诫，希望成王于国于身都不要过分追求享受，更不要无节制地游乐、嬉戏、酗酒、田猎——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 《尚书?无逸》]
　　作为摄政的叔父，周公承担了将其家教传承下去的责任和义务，这种告诫是必须的。正如周公历数先王之德——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弗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 《尚书?无逸》]
　　对太王古公亶父和祖父王季、父亲文王的德行功业高度推尊，对自己及子侄的严格要求，克勤克俭，谦下求贤。“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诗经·大雅·文王》]这是对父祖的孝，也是对自己所承担的天命抑或责任和使命的忠。忠孝传家久，这便是周氏天下800年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周公对成王的告诫也是家训的范畴。
　　周公的这种家教意识应该说是对父祖家教思想的延续。虽然因为史料的阙如我们看不到其父祖的具体教导。但根据《列女传》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周室三母”所恪守和承传的家教——
　　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姒。太姜者，王季之母，太王娶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太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中女也。王季娶为妃。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卒为周宗。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后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亲迎于渭，造舟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劳，以进妇道。太姒号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内。太姒生十男……太姒教诲十子，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 及其长，文王继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谓太姒仁明而有德。[ 《列女传·母仪传·周室三母》]
　　他的曾祖母太姜“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堪称相夫教子的楷模。不仅仅是丈夫太王的得力后盾，“太王谋事迁徙，必与”，更是一位优秀的母亲，教育培养了三个优秀的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推位让国，为后世所传颂——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论语·泰伯第八》]
　　三子季历娶妻太任，“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其子文王姬昌“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卒为周宗”。这正是太任“端一诚庄，惟德之行”的结果。太任的教子之道对文王之妻太姒有直接的影响，太姒“教诲十子，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武王、周公都是在其母的这种严格教诲中成就了圣人之德。
　　这种教育在周代其后的几位天子那里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成王之子姬钊即位为康王之后便立刻通告天下诸侯，称颂文王、武王的功绩以表达自己承继祖宗之德的信心和决心——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厎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 《尚书·康王之诰》]
　　《诗经》中更是多次出现对文王、武王以及周公等圣人的追念缅怀，并反复表达了后人对祖宗之德的坚守和发扬。正如《毛诗正义》所言——
　　颂声由其时之君德洽于民而作，则颂声系于所兴之君，不系于所歌之主，故《周颂》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为周公、成王之颂也。以其虽咏往事，显祖业，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颂述之，以美今时，不为祖父之颂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显，显其父祖之功，所以颂子孙也。[ 《毛诗正义·周颂谱》]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称颂祖德，继承祖德并修明己德是历代周天子的重要思想。这种思想从太王以降直至周公再到后世子孙是一以贯之并严格恪守的，由此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也是唯一的一个长治久安的朝代和家庭——延续800年历史的周朝。这便是最具有冲击力也最合情合理的教育模式——中国人的家风与家教。
　　其后三千年，中国人对家教家风的重视便蔚然成风。

谦恭自守到诗礼传家——孔子的家风

　　《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孟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这段文字借鲁国执政官孟釐子之口赞美了孔子之德，同时也交代了孔子的家世背景。孔子本为宋人，宋国的始祖为殷之贤人微子启。武王灭商之后，封微子启为宋公。微子启传位于其弟微仲衍，微仲衍传位于其子孙至宋愍公，弗父何为愍公嫡嗣，亦为孔子第十世祖。弗父何让位于弟厉公，自降为卿。至其曾孙正考父嗣位之后，“有明德而不当大位”[ 《史记集解》之杜预注]，历三朝，三命为上卿，后人为鼎铭三命于考父庙之鼎。[ 钱穆《孔子传》认为是正考父自作“鼎铭三命”，见《孔子传》第2页]其鼎铭之“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言其恭如此；“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言其俭如此。对照孔子一生行状，“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 以上三言皆见于《论语·乡党第十》]莫不体现其恭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 《论语·述而第七》]“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论语·述而第七》]“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论语·八佾第三》]莫不体现其俭也。孔子之思想直接承继了弗父何之思想。而三命之语出自孟釐子之口，则可见此语当为孔氏家语且广为当世所知者。
　　孔氏一族自孔子六世祖孔父嘉[ 孔父嘉为弗父何之子，孔子六世祖]为宋华督所杀，其曾孙防叔为避祸而奔鲁之后，失其国，失其爵。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因军功而得封为鄹邑[ 在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大夫，家世并不显赫。“叔梁紇娶鲁之施氏，生九女，无子。妾生子孟皮，病足，为废人。乃求婚于颜氏。颜氏姬姓，与孔氏家同在陬邑尼丘山麓，相距近，素相知。颜氏季女名徵在，许配叔梁紇，生孔子。”[ 钱穆《孔子传》第4页]孔子三岁丧父，之后未久便后随其母颜徵在移居到阙里[ 即今山东省曲阜市阙里街]，身份益微，以致有阳虎之辱——
　　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史记·孔子世家》]
　　此时的孔子年仅十七岁[ 此处依《史记》所载，后世有异说，今不从]，应有“士”之身份，但为阳虎所轻贱，因而被拒之门外。但其德行学养却为当时另一位执政者孟釐子所重，方有其临终前嘱托嗣子孟懿子师事孔子之举。“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据《史记集解》所引他本的观点，孟懿子与南宫敬叔都是孟釐子的儿子。[ “索隐左传及系本，敬叔与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应更言“鲁人”，亦太史公之疏耳。”]年仅十七岁的孔子能够有此德行学养，且其德行学养足以让位高权重的孟釐子所推崇，重点就在其家风。孟釐子便曾明言“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字里行间皆可看到孟釐子对孔子历代先祖的推崇，而正考父的“鼎铭三命”更是让其推崇备至。于此可见，家风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就孔子的成长经历而言，家风家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论语·子罕第九》]少年时期的贫贱生活使得孔子对自身的定位不会好高骛远。古人讲寒门贵子，孔子少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史记·孔子世家》]，虽然家境贫寒，但孔子的志向和追求是高远的，嬉戏玩耍之间也是在习礼，动容周旋，言谈语默，都以礼容为核心。这当然离不开母亲徵在的支持和教导，同时也不无承传自其殷商先祖的精神以及“鼎铭三命”的家风所带来的自豪与自信，孔子也曾明确地说过“丘也，殷人也。”[ 《礼记·檀弓上》]成年的孔子“为之不厌，诲人不倦”[ 《论语·述而第七》]；“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论语·述而第七》]；“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第八》]虽然有人赞美他为“木铎”[ 《论语·八佾第三》]，有人称他为“天纵之将圣”[ 《论语·子罕第九》]但孔子时刻保持一种理智与警醒。他明确告诉弟子：“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述而第七》]“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论语·述而第七》]这种谦恭自守，不被虚名所惑的精神体现了孔子良好的教养。同样，孔子也对自己以及自己所持守的道有着坚定的信念，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论语·子路第十三》]“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论语·阳货第十七》]“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第十七》]这份信念来自于对自己德行的高度认同——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论语·子罕第九》]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史记·孔子世家》在记载这件事的同时，刻画了一个细节：“孔子讲诵弦歌不衰。”这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却为孔子增色不少，这份大气与温和，从容与淡定，始终贯穿着高度的自信与自觉的担当，如果没有良好的心态，是很难做到无论穷通贵贱始终一以贯之的，孔子做到了。
　　孔子不仅仅自己表现出了良好的教养，在自己的儿子孔鲤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孔子的教诲也体现了他对文化的思考——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论语·季氏第十六》]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论语·阳货第十七》]
　　这两段文字是难得的孔子教子之方，文献的阙如及孔鲤的早死都致使孔子的家教思想没有全面呈现，但这两段文字中核心所指却与“鼎铭三命”的家教家风一脉相承，也开创了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一个重要的传承——诗礼传家。自此，孔子的家教与家风便不再属于一家一姓，而成为华夏民族所共有的精神瑰宝。

当代家风建设所面对的问题及其对策

　　当代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曲折彷徨，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之否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经历了一次次的运动对中国人传统的道德意识、婚姻家庭以及社会基本伦理的一次次颠覆。我们开始意识到传统的可贵，意识到重拾民族自信的需要。这才有了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冷西等九位老人1995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他们指出——
　　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此可能中断的方面是代代累积，构成我民族文化重要内容的各类古代典籍的研究和继承，不可讳言，目前我们一代人的古典学科基础已远不如上一代人之深厚，继我们而起的青年一代则更无起码的古典基础可言，多数人甚至对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的典籍连看也看不懂了。
　　对这一问题，我们既应认识到：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随着人类的进化，知识结构、时代生活、社会环境、教育体系都已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不可能像前人那样终身埋首于古代的经、史、子、集之中；对多数人而言，这一方面研究的抛弃、这一方面知识的萎缩又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016号提案]
　　这种忧思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所以当圣陶学校应运而生时大家对国学的教育充满了希望和期待，但十多年之后当时备受关注的圣陶学校日渐没落之后，随之而起的是更强一轮的少儿读经运动和学习《弟子规》运动，但下一个十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让国学再次重回我们的视野，但社会的隔阂和误解依然存在，反传统，甚至无限上纲上线的做法依然盛行。先有王立华的一篇博客文章《防治精神雾霾,你的孩子可以不读<弟子规>》，后有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杨早的《<常回家看看>和<弟子规>都是精神雾霾》[ http://cul.qq.com/a/20150322/020215.htm]。就连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尹鸿先生也在转载王立华的博文之后留言说：“在我们看来，《弟子规》是传统社会奴化教育的一个范本，几乎没有任何正面价值可言。别的不说，西哲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相比较，高下立见。[ http://weibo.com/1210417191/C7XBOz1H7?type=comment]”这种武断和决绝正是源于我们几十年来的教育，源于我们对传统的漠视和无知。同时更加客观冷静地思考之后，应该承认也是我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时罔顾现实客观情况一味拔高一些传统文化的现实效果的做法以及急功近利的心态所带来的反弹。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通过下跪、洗脚等方式尽孝的报道，从组织者到报道者的主观愿望上是希望给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道德宣传，但这些有些极端甚至功利的行为往往也会产生很大的社会负面效果。因此，在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播方面一定要适度和中正。这也正是儒家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
　　儒家的文化源于对自我道德的认知和自觉，源于对家庭伦常的认同和践守，源于对人性的尊重和回归。这一教育的起点便是家教。正如宋代大儒张载张横渠所言——
　　教小儿，先要安详恭敬。今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益凶狠。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随所居而长，至死只依旧。为子弟则不能安洒扫应对；接朋友则不能下朋友；有官长则不能下官长；为宰相则不能下天下之贤。甚则至于徇私意，义理都丧，也只为病根不去，随所居所接而长。[ 南宋·朱熹《小学·外篇·嘉言》]
　　“养不教，父之过。”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儒家文化的断层缺失导致了当下许多家庭对家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之“4-2-1”的家庭结构和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许多家庭对孩子的溺爱成为常态，教育中的攀比和盲目跟风成为常态，而对子女的道德教育和青春期教育却不知所措，进而产生代沟甚至矛盾冲突。更有甚者，随着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的日渐突出，分居、离婚和家庭失和问题的日渐严重，造成儿童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进而导致一些极端化的家庭悲剧，也导致了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日渐增多。
　　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当代社会不可谓不多，但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所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游子吟》，生动表达了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习近平《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新华社2015年02月17日电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218/c70731-26581147.html]
　　这段话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当代中国面对着诸多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人伦颠倒、道德失范的问题尤为迫切和严重。“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已经刻不容缓。如何重建家风家教，实现家庭的幸福美满，成为当下国计民生的首要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乎国运的首要问题。
　　当代的家教问题显然不能照搬古代，也不能照搬西方。但传统家教家风的核心——谦恭自守——依然是当代家教思想的核心所在。
　　首先，打破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学会谦恭待人、以诚待人。这也正是儒家文化“礼”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夫礼者，自卑而尊人。[ 《礼记·曲礼上》]”谦卑是人的美德，更是为人的原则。这一精神与当代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毫无矛盾，二者都是建立在对他人充分理解和尊重基础上的自我的道德约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第十二》、《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其次，注重对自己的深刻反思，“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学会观过改过、反躬自省。孔子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论语·泰伯第八》]”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 《论语·学而第一》]”孟子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孟子·离娄上》]”都在告诉我们自守自省的道理。
　　再次，以“一以贯之”的心态落实良好的家风和家教，形成良好的代际传承。既要有“择善而固执之[ 《中庸》]”的道德坚持，还要有“父作之,子述之[ 《中庸》]”的自觉传承。从而实现良好道德风尚不仅涵养自己的一生，更能惠及子孙后代。
　　再次，要有“见贤思齐”的自觉意识，学习和吸收他人的良好的家教思想。从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家教思想中汲取智慧，从自己家族的传统中汲取智慧，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逐步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教家风。比如通过对“家虽丰腴而自处约素，常以惜福教家[ 清·袁赋诚《睢阳尚书袁氏家谱》]”的体悟，理解明末抗清将领袁可立的用心所在，从而更好地立教立德。
　　再次，正确处理好个人、家庭、社会以及家国天下的关系。陆桴亭说过：“家庭之教，又必原于朝廷之教。”也就是说任何家庭的家教家风的形成一定会受到当时的社会风气的直接影响，同样，每个家庭的家教家风也直接体现和影响一个时代和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强调家教家风要避免狭隘和短视，要立足家庭，胸怀天下。
　　最后，还要树立对天道天命的正确认识，正确理解儒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论语·学而第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易传·文言》]”等重要的思想，珍惜当下，关注长远，充分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优秀传统，同时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