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铁：燕赵文化与北方人文社会

　　
燕赵文化与北方人文社会

邢铁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在我国的版图上，有按山川地势划分的大大小小的行政区划，有人们习惯称指的地理方位如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还有更为细致的燕南、塞北、江左、岭南??这些不同范围不同含义的区域称谓由来已久，其中基础性的含义，就是指由于地理、人文等因素的影响所形成的不同地区的不同的特色文化。燕赵文化就是在燕赵大地上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

　　一、燕赵文化的形成和演变

　　燕赵大地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交叉的地区，特别是“燕”即今天的北京以北的燕山一带，一直是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的主要地区。燕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长城从先秦到明代既是人造屏障又是农牧业的分界线，又是抵御游牧人南下的第一道防线，并且与西边的太行山、东面的大海和南面的黄河构成一个完整的自然区域。在这种特有的环境和形势中形成了燕赵文化的特色：
　　
　　燕（代、种）“其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强直，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桑”；
　　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民俗狷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
　　赵文化与燕、中山相似，其民雄健尚武，雕悍少虑，崇尚法术，荀子“引法入儒”。与中原和山东安分农桑、重礼仪名节大异其趣。连女人也有男子汉脾气，“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河北人事，多由内政”。
　　
　　与之相邻的北方还有中原和齐鲁两个大的文化区，但严格说来，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只有齐鲁，中原主要是文明，所谓燕赵文化则主要是一种风格和精神。
　　秦统一以后大部分地区安定了，唯独河北地区一直不停地动荡：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元末明初，漠北游牧人不停地南下，加上内战，这里的“拉锯”战持续不断；在战争中这一带不是主战场，经常是游牧人南下的走廊通道。而且在全国分裂战乱的时候，通常是北方混战，南方相对安定，如五代一个吃掉一个，十国同时并存。
　　这个地区的另一大特点是人口的频繁流动。当地的人口作为“流民”不断南迁，如魏晋时期南迁到江南的“侨郡侨县”、宋代以后到东北闯关东的“山东”人；还有外地的“移民”如猛安谟克、洪洞移民不断迁徙进来。
　　长期“拉锯”战和人口流出流入的结果，使中间的中山国连同其文化消失了；北部的燕文化被不断冲散并加入其他民族的文化因素，渐渐失去了原有的特色，以至于成了“胡化区”；只有南部的赵文化保留下来了，但已经不是“本真”的赵文化，也加进了一些北方胡人的文化（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等），并且在唐宋以后融入了北方文化圈，单独的赵文化特色也越来越少了。

　　二、南北两大文化圈形成后的北方文化特色

　　为了说清楚唐宋以后燕赵文化融入北方文化圈的问题，需要简单说说南北两大经济文化圈的形成过程。
　　最早发展起来的是黄河中游的中原文明。从东汉以后，南方的经济发展势头开始加快，魏蜀吴三国鼎立?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就是立足于当时的三个经济发展中心地区??中原的洛阳、西南的成都和东南的建康（今南京）。
　　隋唐时期，从全国的财政状况看，越来越依赖于东南地区。隋朝开通大运河，虽说是北达涿郡（今北京附近），事实上却以洛阳为中心，主要目的是从江南往关中长安运粮物，而不是往东北输送战略物资，唐朝更是这样，这就把南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更为紧密地联在了一起，并且通过南北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到北宋的建立的时候，可以说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超过了北方，形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经济文化中心；从全国来看，经济文化重心已经南移。
　　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区性差异古已有之，《史记》讲各地民风习俗时曾用简炼的语句予以概括，如质朴、淳厚、好斗、巧言、少信??唐宋之际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之后，这些地区性差异与此前相比有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形成了鲜明的南北差异，并且定型化了。此前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东西南北各有千秋，唐宋以后可归结为南北两大类别，直到今天我们讲人的籍贯（实际是讲籍贯所决定的人的性情素质等）时仍然习惯分为南方人和北方人，而不像在世界范围内那样习惯划分为东方人和西方人。这种南北之分有其实在的内含，并非随意指陈，实际是南北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的不同性情，南北方人的不同性情又决定了由人组成的社会的南北差异，和相应的文化差异。
　　我们就从南北对比入手，看看包括燕赵文化在内的北方文化的特色。

　　（一）、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不同性格
　　我国习惯以淮河为界将东半部版图分为南方和北方，北方主要指黄河中游的河北、山东，基本上是内陆地区；南方主要指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属于沿海地区。如同先秦时代晏婴早就说过的，“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有常言说的“山要遮挡海要奔”，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的不同性格。
　　北方内陆地区的特征是闭塞。无论平原还是山区，古时候生活在此地的人们大都是终生厮守黄土，生于斯，长于斯，走出去与外界交往的机会极少，除非战乱、灾荒等特殊原因他们一般不外出，更不愿意离乡背井去外地闯荡谋生，一代代养成了“安土重迁”的稳静性格、勤劳的性格。在勤劳的同时还有另一种性格：按部就班，顺从自然。不惟如此，久而久之还会把生产过程中的经验推广运用到人生社会上，这就是被动地顺从命运的安排。
　　南方沿海地区背依平原，平展开阔，农耕经济与工商经济并存。在农耕经济中的具体情况也与北方不同，河湖多，水利条件好，气候温暖，四季差别不大，农作物可以一年多收。北方在唐中叶以前一年收一季，中叶以后才逐步普及二作制，而江南地区在南朝时期已有二作制，唐宋时期已有了三作制。尤其在三作制下农作物的种植不再是一茬顶一茬，而是交叉进行，需要灵活掌握地力人力和时间，靠天靠农时的同时有了更多的主动权，这就在勤劳的同时注重主观能动性，勤劳与智慧并重。从事工商业的时候更是这样，不能凭经验按季节，必须捕捉商机，在竞争中还要敢冒险；用优秀产品占领市场，需要更多的智慧投入。在很多时候工商业者成功靠机遇靠手段，坐等不行，光靠勤劳也不行，结果便养成了以智慧型为主的性格。加之敢于冒险，喜动不喜静，与当地的农耕方式相吻合，与北方人明显不同。
　　虽然具体到每个人的性格不像以上分析的那样整齐划一，但大致的分野归类是符合实际的。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不同性格的形成，主要应归之于生存环境的开阔和闭塞的不同，开阔地带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人进步快，内陆闭塞地区的人进步慢，对比极为明显，试以中国版图的四周为例，先秦秦汉时期尚称“四夷”，即西戎、北狄、南蛮、东夷，都是指与中原人（北方人）不同的半开化的少数民族。到南朝隋唐尤其是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之后，四夷之唯有东夷消失，并且其进步速度之快赶上和超过了北方中原地区，而其他三个方向仍然是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社会发展也滞后，直到近代仍是这样。
　　尽管“四夷”进步快慢有不同因素在起促进阻碍作用，可直观的观察说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肯定是重要因素之一，因为进步快的东夷面对着大海，而另外三个方面都是处在内陆地区。如果进一步作细致对照考察可以广东广西为例，两广在唐宋时期为一个行政区，称“广南”，北宋中期分为广南东路（简称广东）和广南西路（简称广西），同属岭南广远的荒蛮之地。到元明以后，广东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舞台，而广西仍旧是少数民族为主的相对落后的地区。须要注意的是，广东南部面朝大海，广西仅有一小段海岸线，大部分处在内陆地区。这不会是偶然巧合。

　　（二）、南北士人的不同风格
　　单从士人的数量上看，唐以前和宋以后南北两地所占比例也明显不同。唐以前以北方士人最多，孔子和孟子都在山东；宋以后则以南方尤其江南为主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上去之后文化必然随之而上，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出文人，我们常说的“人杰地灵”，用到东南应当把原因和结果的位置摆对：因为“地灵”，所以才“人杰”。在北方，除河南和山东省有一些文士名人外，其他大部分地区明显减少了，如河北地区原本是文化发达、文人众多之地，在唐后期则因游牧人的进驻而变得“尚攻战而不尚文教”了，据说一个叫卢子中的秀才“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未无非攻守战斗之事”。与经济方面的情况一样，文化方面也是南盛北衰了。到北宋时期，北方文化的衰落更为明显，史书称“河北知州军多用武臣，其幕职官又或经学出身，而书断案牒颇不通”。连幕僚也不能读写文章了。
　　明显的是散文八大家显示出的唐宋两代的南北差别。唐代的韩愈是河南人，柳宗元是山西人，都是北方人；宋代的六位则全是南方人：“三苏”是四川人，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是江南人。
　　文人学士原有的不同习尚和风格，一方面表现为对与自己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人的认同感，同时还对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有一种排斥心态，南北朝时期已有这种情况，时称北人谓南人为“岛夷”，南人谓北人为“索虏”，互相讥讽。这种现象到唐宋时期更集中地表现为北方士人与南方士人的矛盾纠缠。北宋时期主要是北方人轻视南方人，寇准称南方地区为“下国”，讨厌南方人“轻巧”不正道；司马光也看不起南方人，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都不可靠。宋真宗时甚至有人上疏建议各路官员不用南方人，说南方人干不成正事。南方人对北方人也是如此态度，晏殊称北方人为“伧夫”意思是粗人；欧阳修嘲笑北方人的房屋像鸟窝，饭食粗糙不卫生；沈括嘲笑陕西人不会吃螃蟹，说陕西人的饭食难以下咽??这种不同的习俗导致的相互排斥心理和行为带到官场上，必然会表现为南方官员和北方官员的观念和行为的尖锐对立。
　　这种对立在宋代官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原因就是科举制度发展到宋代已经相当完善，各级官员绝大多数由科举入仕的文人来担任，这些由科举入仕的人被称为“士大夫”，北宋时期已经是“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局面。如果说以前文人们的各种主张和风格只是通过传播自己的学说，或充当“帝王师”和幕僚来影响官方决策，那么在宋代他们直接掌握了权力，可以直接推行自己的主张了。结果，在宋代官场上的帮派争斗时称之为“朋党”之争，比任何一个朝代都严重，而且这时的帮派之争与唐朝牛李党争那样以政治利益集团划线不同，事实上是地域关系为基础的，从而使得宋代各种大的决策尤其是用人和变法中的斗争受到南北之争的影响，甚至直接表现为南北之争。更为深刻的冲突，是南方人聪颖活跃性格导致的南方官员乐于变法革新，北方人勤劳稳重性格导致的北方官员惯于安分守己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冲突集中表现在宋代的几次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上变法的倡导者如范仲淹、王安石是江南人，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等都是北方人。
　　这不只是宋朝一代的情形，稍加梳理就可以发现，唐代以前的改革家都是北方人，宋代以后全是南方人：
　　
　　第一个主持变法的商鞅是卫国人（在今河南北部）；
　　西汉搞盐铁官营的桑弘羊是洛阳人；
　　北朝搞三长制的李冲是陇西人；
　　搞均田制的李安世是河北赵郡人；
　　唐代改革财政的刘晏是山东曹州人，推行两税法的杨炎是陕西风翔人；
　　宋代主持变法的王禹偁、范仲淹、王安石已如上述，都是江南人；
　　明朝搞一条鞭法的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顾宪成东林党的阵营在江苏无锡；
　　清末搞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谭嗣同是湖南人；
　　孙中山是广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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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能视为偶然的巧合，一方面是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南方人的影响后来居上，引领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宋代以降北方人的进取心小了，上台唱主角的机会少了。

　　三、燕赵精神的新诠释：走向沿海

　　南方人和北方人在不同生产生存环境中形成的不同性格，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行为，北方人勤劳、喜静、顺从，南方人聪颖、活跃、冒险的特点，使他们在相同的生存环境下常常作出不同的选择，导致不同的前途和命运。在此，我们可以把环渤海地区所背依的太行山区和江南地区所背依的皖南闽北山区作一对比。
　　太行山深处的古代居民生存条件极差，缺水少地，靠天等雨定丰歉，交通也极为闭塞，可当地人民顽强地生存，一代又一代地在瘠薄的山地上辛勤耕作，用少得可怜的收获维系家人衣食，养成了一种以愚公为代表的太行精神。可是，他们中的多数人直至??世纪??年代末以前没有想到要走出大山，到外面去闯天下寻生路。就像寓言中的老愚公，门前两座大山挡路，他宁可子子孙孙挖山开路，也不肯换个地方住，比如把家搬到山那边。皖南闽北的人们则不是这样，他们生存的地方除了缺水不突出以外，田土和稀少贫瘠更甚于太行山区，他们却不甘在此苦苦挣扎，选择了走出大山闯天下，出外做手艺做买卖，成了闻名全国的商人之乡，以致有“无徽不成商”的说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说：
　　
　　徽郡保界山谷，土地依原麓，田瘠埆，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粱。壮夫犍牛，田不过数亩，粪雍耨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负贩，或就食他郡者常什九。转他郡粟给老幼，自桐江自绕河自宣城者，舰相接肩相摩也。田少而直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者，即废沙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
　　
　　发展到后来，徽州人因外出经营工商业越来越富，太行山区则贫困依旧。这个差别在古代相对小一些，越到近现代越明显越重要，因为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特定性格对行为的选择、对前途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生活贫困与富裕的问题，而且与个人的人生价值的实现、社会进步的程度密切相关了。所以，走下太行山，越过大平原，奔向环渤海，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重振燕赵雄风，是一个连通古今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