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我们在面对一个怎样的孔子

汤一介：我们在面对一个怎样的孔子

中国教育报 作者：杨桂青2015年09月25日
杨桂青：我们今天特别要研究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因为它是跟我们整个民族性格、民族历史的发展以及当前中华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的。
今天我们研究儒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从政统的角度，二是从道统的角度，三是从学统的角度。从学统的角度研究儒学，会为我们提供比较多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以应对国家和世界当前所遇到的重大问题。
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两次最重要的转型，一次是佛教介入，冲击了中国文化。一次是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的文化怎么应对佛教文化？历史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文化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假如我们今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入一个新轴心时代，各种文化之间如何相处？最好是用中国的办法，在对话中相互理解，以求合而不同。
文化的发展，常常要回到源头，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中国、印度、西方要复兴，就要考虑到怎么样和它的源头结合。
现在大家都承认孔子是我国最早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今天，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里有什么宝贵的东西，能不能在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中作一些贡献？不仅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且对人类发展，能提供一些什么资源？这些问题应该是带有普遍意义的。

孔子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现在研究孔子的主要材料还是《论语》，其他也还有一些，比如《史记》的《孔子世家》等。
那么，孔子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孔子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天下无道”的社会变成“天下有道”的社会。这个“道”是什么？就是孔子的“仁学”。孔子在《论语》中讲了很多很多话，但是看起来他的中心概念很可能是“仁义”的“仁”字，所以现在一般把孔子的学说称为“仁学”，而老子的学说一般可以称作“道学”。从孔子“仁学”的特征看，孔子的人文主义思想比较浓厚，他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做人，怎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仁和礼、仁和勇、仁和智、学和思……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而且要爱天下的老百姓。
孔子思想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他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子贡所说的性与天道的问题。所谓“性”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所谓“天道”的问题，是整个宇宙的问题。因为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所以孔门弟子很少听到孔子谈这个问题，但是并不是说孔子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根据《系辞传》记载（虽然我们现在不能说《易传》是孔子做的，但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它和孔子没有关系，因为其中就有孔子说的话），特别是郭店楚简的出土，我们发现，孔子有那么多论诗的思想，将来也许会发现更多的材料，可以了解孔子更多的思想。在从孔子往后到孟子之间，还有那么多问题，比如性情的问题，这是我们过去知道得很少的。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是战国中期（公元前300年前）的一篇儒家典籍，其中有这样几句：“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把这几句话联系起来分析，对于我们研究先秦儒家如何认识“性情”、“性命”等问题十分重要。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初始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而这种感情是人的本性所要求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
有些问题孔子很有可能在生前没有被特别谈到，或者是在整理《论语》的时候，没有把关于性情等问题的内容收录进去。《论语》定稿是在西汉，子贡说“不可得而闻”，不是说孔子没有讲，而是子贡他们没有听到。
我认为，“性与天道”问题就是“天人关系”问题，我们可以把天人关系的思想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线索。老子和孔子都讲天人关系，但他们属于不同的系统。老子也讲天人关系问题，“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是讲宇宙是怎么产生的，构成了自然主义的宇宙论。
《易》是讲天和人的关系的道理。西汉董仲舒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尽管他讲得不十分正确。孔子研究天人关系的问题，是研究人的问题，研究人作为天的一部分而存在，怎么对待天是个大问题。孔子是人本主义的，从人来考虑天，而不是从天来考虑人。宋代朱熹有一句话特别重要，“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天又在人矣”，意思是，人离不开天，天也离不开人，人产生了，那个天的道理的彰显就在于人，天的道理就由人来阐发，而人对天有这个责任。朱熹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但他是从孔子那里把它发展下来的。
孔子有些关于天人关系的话很重要，如他认为要“知天命”，也要“畏天命”，要对天保持敬畏之心。这非常有意义，人当然可以利用天为人谋福利，但要对天有所敬畏，不能随便破坏天。我们虽不能说儒学是如基督教、佛教那样的一种宗教，它却带有一定的宗教性。儒学有对天敬畏的思想，起了一定的宗教的作用。
西方有基督教，印度有佛教，又有印度教，阿拉伯有伊斯兰教，很多民族都有宗教。中国虽然有佛教、道教，但不是整个民族的宗教。从历史上看，主导我国社会的还是儒家。儒家是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又带有一定的宗教性，在一定意义上取代了宗教的功能。

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研究孔子和儒学
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要研究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因为它是跟我们整个民族性格、民族历史的发展以及当前中华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出发点和中国其他派别不一样，他们了解文化的传承，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它在历史上曾一直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
目前，对孔子儒家思想有很多不同说法。有学者认为，应该把儒学变成儒教，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有学者认为，儒学在“五四”运动中就已经被否定了，现在再把它拿起来是不是复古啊？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研究有很多贡献，对儒学的复兴有一定帮助，但是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大家也有所质疑。
我们今天研究儒学，到底要研究儒学的什么东西？我自己的想法是，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是政治化的儒学，也就是从政统的角度来研究儒学。历史上儒学是跟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从政治这个角度研究儒学，我们叫做政统儒学，存在比较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来研究。
一方面，历朝历代都会利用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显然是适用于那个时代的，比如，三纲六纪的思想、把忠和孝绝对化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人本主义思想比较重，是人追求的精神境界，因此容易被政治利用。君王说他推行的就是儒家的思想，就会使得政治道德化，就好像政治就是道德，所以皇帝都叫圣上，他就是圣人了，就是圣王了。儒学在历史上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常常会美化了当时的专制政治。
另一方面，把儒学政治化，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从这方面讲，我们要批评的地方要多一些，因为儒家是人本主义，特别注意人的道德修养，如果做不好出了问题，就可能变成泛道德主义，似乎什么问题都可以用道德解决。比如，《大学》后面有一句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对整个社会说并不错，但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可能都靠修身来做好，这使它容易成为一个人治的社会，不容易成为法治的社会。其实，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以良好的法治为基础的，再加之以由有道德修养的人来管理，会更好。如果没有一套制度，全靠人，那就碰运气了。人好社会发展得就好，人不好社会发展得就不好。但从历史上看，人常常是不好的。其实对儒家来说，还有一个“礼”的问题。“礼”曾对中国起了很大作用，它带有社会制度的性质。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历史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礼法合治”的社会。我的一个博士后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二是从道统的角度来讲。到了宋朝，特别讲究道统。一种学说，如果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学派。但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道统意识太强，就不一定起积极作用。我们从郭店楚简的材料看，从孔子起到现在，儒家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包容性是比较强的。比如，关于人性的讨论就有五派，而且对“情”的问题也讨论得非常多。孟子主张人性善，对儒学有贡献，但是孟子也有点问题，比方说他拒杨墨。杨墨学说可以讨论，这没有问题，但是他批评得过分了，说杨墨无父无君，就像给他扣了个大帽子，那就不好了。再比如韩愈排佛，他认为佛教不如圣儒讲得好，这也可以讨论，但是他要让所有的和尚都还俗，把所有的佛经都烧掉，把所有的寺庙都毁掉，这就过分了。一种学说一旦成为一个学派，如果包容性很强，这个学派就会很强大。如果对其他学派排斥得过分，就不利于文化的发展。从历史上看，对主流文化的冲击反而会推进它的发展。在汉代，王充写出《论衡》，批判天人感应学说，对主流思想有所冲击，但它恰恰是合理的。再后来，李贽对儒家的批判也很激烈。王安石对“经书”的解释，也是新的解释。但是，从今天来看，儒家还是一个儒家，有时候，异端思想反而会推进思想的发展。
从道统的角度看，儒学有时排他性过强，这是应该克服的。应该有更宽阔的容纳不同思想的勇气。海纳百川，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三是从学统的角度来讲。我们对儒家思想应该更多地发挥它的学术思想，研究它到底有哪些东西，对它进行现代化的诠释，让它适应社会的发展，把它推向前进。
如果从学术的传承来考虑儒学，也许它的价值会多一些，它会为我们提供比较多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所以我想，可能需要从这个方面要多考虑一下。怎么考虑？从哪些方面考虑？就它的思想来说，已经很丰富了，我们能不能抓住一些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要有问题意识，思考我们的社会甚至当今人类社会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儒家思想有哪些重要的思想资源可以为我们所用。当然，我们提出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真问题，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建设和谐社会的提出，对国家、民族来说是好事，包括学者都觉得好。儒家曾提出和谐社会的理想蓝图，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所用。中国自古至今都有这么一个理想。
在我们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之际，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有一个文化上的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们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源，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为此，我们必须要问，要建设和谐社会，从我国自身的社会说，会遇到什么问题？从当前全人类的社会说，又存在什么问题？
我认为，我们国家和当前世界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可以概括为“人和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这中间又可包括“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矛盾等；“个人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当然有多种途径，而从思想文化上来考虑解决上述种种矛盾，从每个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中找资源，无疑是重要的方面。我认为，我国儒家的“天人合一”（合天人）的观念可以为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人我合一”（同人我）的观念可以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身心合一”（一内外）的观念对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可以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现在我们研究国学、儒学存在一个问题，我们比较多地强调，我们有什么不同于西方的好的东西，但较少地考虑有没有一些东西并不是我们特有的，而是别的民族也有的。比如，儒家有中庸思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曾用了“中”（mean）字来讲他的思想。所以，除了要研究我们中国的特殊贡献，还要研究各民族共有的东西。这样就可以避免认为我们的东西都比人家好，其实，我们的好东西有些人家也有，而别人有些好东西我们没有，那就要学习人家好的东西。每个民族都有可以贡献于人类社会的好的东西，因此要互相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平等对话。
新轴心时代要什么样的诠释学
我有一个总的想法，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两次最重要的转型，一次是佛教介入，冲击了中国文化。一次是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首先来看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隋唐时期，我们的文化怎么应对佛教文化，出现了三个路子。
第一个是把佛教中国化，最典型的是禅宗，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加入印度佛教文化中，让它发生变化。禅宗很大程度上受庄子思想影响，不一定要念经、拜佛，一切都是顺自然。禅宗中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和尚捡到了一个树枝，这个树枝很像一条蛇，他就在树枝上刻字，说它像一条蛇。他拿给老和尚看，老和尚说已经不像了，因为已经刻上字了。
印度佛教原来是不讲忠孝的，因为要出家，就不能对皇帝、父母进行跪拜。到了中国，禅宗里就讲“恩则孝养父母”，从父母那里得到恩惠，就应该对父母孝养。到宋朝，有大慧禅师说，出家人和士大夫在忠君爱国上是一样的。
第二个是佛教虽然冲击了儒家思想，儒家有儒家的传统，佛家有佛家的传统，佛家的传统讲涅槃，儒家的传统讲仁义，但是到唐朝以后却出现了儒、道、释“三教归一”的思想，当时儒、道、释三家都有人认为三教并不矛盾，可以调合为一，这可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
第三个是把佛教思想吸收进来，有很多道家道教的思想就吸收了佛教思想，例如道教的重玄派。宋朝的理学虽然批评佛教，却也吸收了不少佛教思想，这是大家都承认的。
中国有比西方更长的诠释经典历史，在中国先秦时期，已有数种对古代经典注释的模式，至少有三种典型的注释方式。第一种是历史事件的解释，如《左传》对《春秋》的解释，当然还有《公羊传》与《谷梁传》。第二种是《系辞》对《易经》的解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整体性的哲学解释。第三种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实际（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当然，也还有其他解释模式，这些都需要我们研究和总结。
我们有2000多年的诠释历史，据说诠释《论语》的有3000种，有许多种诠释思想和方法。西方的诠释学主要是从诠释《圣经》开始的，有1000多年。我们试图建立中国诠释学，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成功，但是必须做，只有这样才会像唐朝一样，催生中国式的东西。

其次来看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这里先思考一个问题，从文化上讲，21世纪我们有没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期？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20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据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因而经济全球化将有利于文化多元的发展。
新轴心时代和前一个轴心时代不同，新的轴心时代必须是在互相影响中间来发展的。在轴心时代，虽然提出了问题，可都是独立提出来的。中国讲的天下，就是中国了解的天下，希腊文化也没有考虑到还有一个中国，还有一个印度。而且，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吸收印度的东西很多，相应地，印度吸收中国的非常少。这实际上是个文化单向传播的问题，原因是中国的文化比较有包容性，但当时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宗教往往具有排他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伊斯兰教那么排斥西方，而西方又那么排斥伊斯兰教。
今天不一样了，任何一种文化，都得有全球意识。现在，每个国家都不仅仅是要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而是同时在解决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当然，不能认为古代的问题到现在就没有意义了，古人提出的问题，有些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中国古代就提出的天人关系问题、古希腊提出的解决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人类还要不断地解决下去。
假如我们今天能够进入一个新轴心时代，各种文化之间一定是互相吸收的关系。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很可能形成若干个重要的文化区：欧美文化区、东亚文化区、南亚文化区和中东与北非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以及以色列和散在各地的犹太文化、南美文化、非洲文化，等等。这几种文化必须好好考虑如何相处的问题。尤其是前四大文化所覆盖的人口都在10亿以上，一个文化消灭另一个文化没有可能，因为牵扯的人口太多了。西方文化想消灭伊斯兰文化根本不可能，同样伊斯兰文化要消灭西方文化也是不可能的，否则只能去打仗。最好是用中国的办法，在对话中相互理解，以求合而不同。文化不一样，但可以和谐相处，不是很好吗？
现在，我们有可能也有条件把西方的学说中国化，把中国思想加入西方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我们的有些思想可以给它们一些刺激，让它们去重新思考原来的问题。比如，西方长期存在的是主客二分法，我们不主张主客二分，而是主张天人合一的，两者可以互补。再比如，我们主张靠心性的修养来超越自己，这容易走向人治。西方要靠上帝来实现自我超越，有个外在的标准，容易建立法制社会，基督教提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容易引导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内在超越的哲学和外在超越的哲学，有没有可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更高层次的哲学？这个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就提出来了，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做出成绩。

学者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可以说，有些学者关于孔子的公开演讲，对于了解孔子思想并不都对，但是只要不把大家引到错的上面，而是使大家往好的方向去努力，至于孔子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古来对孔子的学说就有很多注解，而且都不一样，只要往好的方向引导，都很好嘛。当然，讲得更全面、完满一些就更好了。
当然，这也是当今学者面临的挑战。相比之下，我们的学术，从文科这个层面讲可以分成6代。
第一代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熊十力、汤用彤等这一代，他们小时候是从私塾出来的，四书五经都背过，十几岁上了新式学堂，大都到国外留过学，有的进了清华学堂，国学基础很好。他们出国的时候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在国外呆了五六年，能较好地了解西方的学说。有的对实用主义哲学比较熟悉，有的对分析哲学非常熟悉，可以说他们对当时流行的西方学说都掌握得比较好。
第二代是钱钟书、季羡林这一代。他们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上世纪30年代出国，国学基础都不错。
我们这一代是第三代，第三代学者就没有这样的条件，没上过私塾，没背过四书五经，没机会出国，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上世纪40年代末或50年代毕业初，还学到过一些东西。
第四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毕业的那一批。
“文革”后，就是第五代了，也叫“老三届”。这一批学者中有些人已经不错了，但是还达不到国际大师的水平。他们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来的，可以出国了，可以了解西方，但他们的国学根底没有老一代那么深厚。他们也有机会去国外学习研究，比我们幸运。
现在学术界已经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批新生力量了，算是第六代。
一代一代学者发展下来，都有贡献，但都没有达到第一代学者的水平。我想，这不能说，这几代学者不努力，他们很多都是天分很高、又刻苦努力的，但因客观环境的原因，有点可惜。不过，我想以后也许会更好。中国学者是有使命感的、责任感的，他们一定会对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