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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申:中国上帝的起源

2015-9-10 11:27| 发布者: gvfep| 查看: 4358| 评论: 0|来自: 《寻根》,1994年第一期,创刊号

摘要: 李申:中国上帝的起源 上帝,今天的中国人多以为那是基督教的概念,是基督教的至上神。其实,中国基督教的上帝,乃是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将他们的God译成的中国名字。上帝,原是中国传统的至上神。 ...

李申:中国上帝的起源

上帝,今天的中国人多以为那是基督教的概念,是基督教的至上神。其实,中国基督教的上帝,乃是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将他们的God译成的中国名字。上帝,原是中国传统的至上神。


中国没有《伊里亚特》那样的史诗,却有一部《山海经》,保存了一些上古社会的神话和传说。

《山海经》中记载了许多帝:炎帝、黄帝、帝俊、帝尧、帝舜、帝鸿、帝喾、帝颛顼等。还有一些虽未称之为帝,实则也是帝的人物,如太皞、少昊等。这些帝,都是人间的帝。他们生儿育女,有自己统治的国家。他们活动的地域,主要在山上,他们有生有死,死后也葬在山上。在这些方面,他们和后世的君主没有差别。

在一般的君主的功能以外,他们还具有后世君主所没有的功能。比如,可在天地之间往来。上天的途径,一是山,一是树,比如昆仑山,比如建木。①可在天地之间往来的,不仅是帝,还有“群巫”,以及帝的臣子们,如柏高。

在这里,天,帝,上天的途径,如山、树,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和物。

这些帝不仅是地上的统治者,还管理着天上的事物。《山海经·大荒西经》载: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矩天门,日月所入。

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至少从晋代郭璞《山海经注》开始,就把“行日月星辰之行次”解释为“主察日月星辰之度数次舍”,把噎当作了后世的天文学家,然而,“行”日月不是“察”日月,噎也不是后世的天文学家,行,乃是对日月星辰运行的管理。

而日月,乃是帝俊之妻所生:

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山海经·大荒东经》)

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山海经·大荒西经》)

这十日、十二月,乃是有生命的活物。它们可能是人形,也可能是兽形,或是半人半兽的怪物。它们的活动,需要有人管理,噎,就是它们的管理者,或管理者之一。

有一天,大约是管理者失职,也许是这些帝之子们不服从管理,十日并出,这导致了一场悲剧;羿射十日。这些日,被认为是乌鸦。

这是古代民族的普遍意识。在他们看来,天上的日月星辰,也是一种生物,是禽或兽。直到今天,天文学界仍沿用西方观念,对星座命名:大熊星座、天鹅星座、金牛星座等等。在上古西方人的眼里,日月星辰也是一些动物。管理这些动物的神灵,不在天上,而是在山上。比如古希腊的诸神,包括那最高神宙斯,也住在奥林匹斯山上。

古希腊诸神,住在山上,主宰着宇宙间的一切,从天上的事物到人的命运,中国上古的帝,也住在山上,他们不仅管理人事,也管理天上的日月星辰。上帝颛顼令重献上天,是帝管理天上事务的一例。黄帝令天女魃下界助战,是帝管理天上事务的又一例。

直到汉代,天文学家们仍然认为,是圣人在管理着日月的运行,《史记·天官书》载:

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统理”的方式,汉代自然和上古未必相同,然而这是一种朦胧的回忆。它表明,在上古的某个时代,地上的圣人们,不仅管理着人事,而且管理着天上的日月星辰。这是一个人间统治着天上的时代。

文明较为发展以后,已是天上对地上的统治。从此以后,人们就很难想象,人怎么能统治天上!似乎人类有始以来,就创造了一个精灵般的上帝,而自己就匍伏在它的脚下。

事实上,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或是其他民族,有关上古的神话或传说中的神祇,多不是虚无缥缈的幽灵,而是有血有肉的存在物。天,也是个和地一样的坚硬的存在物。要上天,必须借助实实在在的物事:山、树,或者是英国故事中杰克的豆杆。直到汉代,人们设想的上天的手段,还是非常物质化的,如骑龙(参《史记·封禅书》),从山上,特别是昆仑山上不断攀登(参《淮南子·地形训》),或是长出羽毛,像鸟儿一样飞升(参《论衡·道虚篇》)。至于上古的人们,则更是如此。

昼夜的交替,天上的风雨雷电,阴晴旱涝,都是这些神祇们给弄出来的: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赤,身长千里,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是谓烛龙。(《山海经·大荒北经》)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山海经·海外北经》)

至于天女魃致旱,应龙致雨,更是人们早已熟悉的故事。而魃和应龙,都是黄帝的下属。风伯雨师,则是蚩尤的助手。蚩尤败于黄帝,风伯雨师相对于帝,也只是个小脚色,而帝,自然也是昼夜瞑明、寒暑交替、风雨旱涝的管理者。至少是有能力管理这些事务。由帝派遣官吏管理日月运行,自然也是情理中事。

《山海经》中,已经出现了不带规定性的“帝”的观念:“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瑶崖”(《西山经》)。“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海外西经》)。“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海外东经》)等等。这些帝,仍是人间之帝。

据袁珂:“《山海经》所载未著主名之帝,皆天帝”,只有几处例外。而天帝,就是黄帝。②

说这些未著主名的帝多是黄帝,是正确的。说黄帝是天帝,则根据不足。《山海经》中只有一处讲到“天帝之山”(《西山经》),却没有“天帝”的概念,更没有说黄帝就是天帝。

把黄帝说成天帝,根据之一,当是《山海经》的“帝之下都”说:

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西山经》)

郭璞注:“天帝都邑之在下者。”

由“帝之下都”在昆仑,推出天上还有一个上都,也顺理成章。若认为这个帝就是天帝,则显然是用后世的观念观照古代的事物。

《山海经·海内西经》载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

袁珂在这里援引《穆天子传》:“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认为郭璞说的天帝就是黄帝。③因此,袁珂认为经中未著主名之帝即天帝,其根据是郭璞注,而郭璞认为“帝之下都”即“天帝”之下都,只是根据他当时的观念,《山海经》中并没有给他提供这种根据。

《山海经》中一个最不确定的人物是帝俊。他有妻娥皇,其孙义均近似商均,被认为即是帝舜。他又生季厘,生后稷,妻常羲近似常仪,被认为是帝喾。他又生禺号,黄帝亦生禺号,又被认为是黄帝。帝俊又生帝鸿,帝鸿被认为就是黄帝,因而帝俊又被认为是黄帝之父少典。《山海经·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袁珂注道:

然其(羿——按)主要功业,乃在于上射十日。而十日者,帝俊之子也。羿射十日,得罪天帝……④

这里又明确认为帝俊是天帝。

也是《海内经》,“帝俊生禺号”条,袁珂注认为,黄帝就是皇帝。皇帝初本“皇天上帝”义,所以黄帝就是上帝,“而帝俊亦殷人所祀上帝”,致使许多有关黄帝的神话也就混在帝俊的神话中。⑤

依据皇、黄二字在古籍中多互见、通用,可判定黄帝就是皇帝,源于皇天上帝,因而有人认为黄帝是根据上帝的存在捏造出来或创造出来的。而上帝则源于对自然力的神化,

然而,依据皇、黄二字的互见通用,更可判定,皇天上帝就是皇帝,皇帝就是黄帝,它原本是人间的君主,后来升到了天上。

这两个判断我认为后者要更合理一些。因此,殷人所祀的帝,是帝俊,也是黄帝。这个帝,本来是娶妻生子、有血有肉的君主,后来被送到了天上。


依据《尚书》,则夏代、甚至尧舜时代,至上神已经称天。帝是否此时已到了天上?不好作出判断。

《山海经》中的帝们,已被概括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帝,它在尧舜或夏代上到天上,也不是没有可能,而我们的判定也仅到“有可能”为止。

在商代甲骨文中,这失去具体规定性的帝已成了至上神,并且有时被称为“上帝”,那大约是的确升到了天上。不过,据甲骨文专家们说,甲骨文中很少有“天”字,少数的几个也不当至上神解。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说商或商以前对至上神已经称“天”的说法是否可靠。

商代的君主仍然称帝。可以认为,对人间君主的这种称呼乃是一种古老的传统。人间的君主和天上的、理想化了的因而也是神化了的君主共用着一个名字,这说明了什么呢?二者孰为源、孰为流呢?是人间的君主借用了天上的名字,还是天上的君主借用了人间的名字呢?答案只能是后者。那天上的帝,上帝,本来是人间的帝。它是人间帝的概括,抽象、理想化和神化。

“上帝”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已经把理想化了的君主和现实的君主区别开来。在商代甲骨文中,君主往往自称为王。人间君主称呼的转变反映了人神的分离日益明显。不过在商代,人神的区别似乎还不彻底,人间的君主仍然称帝。上帝的抽象化程度似乎还不高,所以人们仍可辨别出来,他们所祀的上帝,其实是帝俊,或者黄帝。

到了周代,神化了的君主和现实君主的区别已如朗日昭昭。神化了的君主称帝、上帝,称天;现实的君主仅称为王。《诗经·大雅·文王》说: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帝就是上帝,至上神。从称呼上,人们也不会把上帝和人帝混淆了。周代的上帝是谁?人们已很难说出它的现实的具体规定性了。

但是,从上帝到以后的日月山川诸神,以至到蓬莱山上的神仙,是精灵神魂,还是有血有肉的物质存在?这个问题至少到汉武帝时代,人们还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之中。或是同一个人认识的模棱两可,或是整个社会认识的模棱两可,有些人清楚,有些人不清楚。但是,随着思想形势的发展,两可之中会有一面突然明朗起来,呈现出一种返祖的、或回光返照的现象。

据《史记》中《秦本纪》、《封禅书》和《十二诸侯年表》,就在周平王东迁洛阳的那一年,即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开始立西畤,祠白帝少昊,自认为是白帝少昊的后裔。他的后代们,又陆续建密畤、吴阳上畤,下畤、祠青帝、黄帝和炎帝。后来刘邦在与项羽作战的戎马倥偬之际,又建了北畤,祠黑帝。这样,五帝的祭祀就完备起来。

依《吕氏春秋》,这五帝分别是太皞(青帝)、炎帝、少昊(白帝)、颛顼(黑帝)、黄帝。太皞据说就是伏羲,他和炎帝都在黄帝之先。少昊、颛顼都是黄帝的子孙,也都是人间的帝,就是这人间的五帝,被当作五位上帝。而在秦汉之际,这五位上帝之上,再没有其他的上帝,这五位上帝组成一个领导班子,共同主宰着天上和人间的一切。

汉文帝即位,仍然把五帝作最高神,汉景帝即位,也没有变化。汉武帝即位之初,五帝的地位仍未动摇。后来,有人说,天神最贵者为太一,五帝只是太一的辅佐。汉武帝这才在五帝之上,补上了一个最高神太一。

五帝之中,黄帝最尊。那么,黄帝是如何作了上帝的呢?方士公孙卿说,那是由于黄帝边战边学仙,后来天龙下界,把黄帝驮上了天。

如此说来,那作为上帝的黄帝就不仅仅是一个灵魂,而且是有血有肉长生不死的人!难怪武帝听后竟如痴如狂地慨叹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史记·封禅书》)

那么,太一神呢?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王莽时代出现了一幅“紫阁图”,俗而言之,即“天宫图”,图附有说明,自然首先要说明上帝的来源。其图说:“太一、黄帝皆仙上天。”(《汉书·王莽传》)

我们很难说当时大家都同意这种意见,都把上帝当作得道的神仙。但也不能认为,这思想毫无根据,只是秦汉间方士们的向壁虚造。

“汉承秦制”,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作为国家头等大事的祭祀制度。秦祭黄帝,在公元前422年,时当战国之初。距始皇求仙活动约早200年。而秦的祭祀,也不会是向壁虚造,当是和周制有所衔接。因为周天子还在。若秦国所祭全无根据,也无法取得国人的信任。

周人打败了商朝,自己认为,这是“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召诰》)在这里,他们并没有用自己的至上神代替殷人的至上神,而只是认为这位至上神改变了自己的任命。也就是说,周朝所奉的至上神,仍然是殷朝的至上神。

假如殷朝的至上神果是黄帝或帝俊,而秦汉间又明明白白把黄帝作为上帝之首至少达百年之久,那么,周人所奉的至上神当是谁呢?

殷人的帝虽然还保留着许多黄帝的特征,却又被认为是帝俊,因而其真实面貌已经有些模糊了。至于周朝,也当更加模糊。这是至上神在不断纯化自己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事情。秦汉之际,使原本已逐渐模糊的东西突然明朗起来。不过为时不长,这突然身份明朗起来的上帝就被具有普遍品格而身份不明的上帝代替了。

综上所述,我们至少可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古代,直到汉初,所祀的上帝原本是人间的君主,而不是什么自然力的化身。


上帝和人间的关系,特别是和后世君主的关系如何呢?

我们首先来研究汉朝前期人们的意识,比如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本纪”部分,开列了黄帝以下到秦朝为止的历代帝王世系表。兹转述如下:

尧:黄帝→玄嚣→娇极→帝喾→高辛→帝尧放勋

舜:黄帝→昌意→帝颛顼高阳→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帝舜重华

禹:黄帝→昌意→帝颛顼高阳→鲧→禹

汤:黄帝→玄嚣→娇极→帝喾高辛→契……(十三代)→汤

周文王:黄帝→玄嚣→娇极→帝喾高辛→弃(后稷)……(十四代)→文王姬昌。

秦:黄帝→昌意→帝颛顼高阳……(若干代)→秦始皇嬴政。

这样一个世系,当然难以作为信史。比如从上表可知,尧和禹是同辈人,都是黄帝四代孙。而舜则是黄帝八代孙。至于汤,是黄帝第十七代孙,周文王是黄帝第十八代孙。一代之差,文王距汤却有700年左右,这是不可能的。

但这个表说明,在司马迁的意识中,历代凡为天子者,都是黄帝的子孙。而黄帝就是上帝。那么,“天子”一词,就不是周人突然创造出来的概念,而是有着非常实际的内容:他们是黄帝的、因而也是上帝的后代。殷人是,周人也是。殷人失德,所以上帝才有“改厥元子”的任命,把周人作为自己的嫡传正宗。

在殷朝的、还有被认为是殷朝的文献中,还未见殷人自称天子。然而前辈学者郭沫若、侯外庐已经指出,殷人的至上神,乃是他们的祖宗神。⑥正因为如此,周人才可以用“改厥元子”之类的话来说明这个重大变革。

从《山海经》的记述和《史记》中的世系,似乎还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帝王的传承,也是子承父业。兄终弟继,当是一种变通的形式。尧舜禹的禅让,倒是一种例外。而且《山海经》中有“帝丹朱”一说,似乎丹朱也曾称帝。而晋代出土的汲冢竹书,似乎也否认禅让之事。无论如何,即或禅让为真,也当是罕见之事。正因为罕见,才被儒者所乐道。尧舜的禅让,可能是更古时代君主更迭的普遍方式,但未必是他们当时的普遍方式。即使这种方式,所禅让的对象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行。上文已经看出,他们也是黄帝的后裔。

正因为持有这样的意识,司马迁才对刘邦在几年之间就得了天下、作了天子大惑不解。因为刘邦没有夏商周秦那样世世代代漫长经营逐渐发展壮大的奋斗史。司马迁说:

太史公读泰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柞,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兴,积德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然而刘邦无尺寸之土,也无锱铢之功德被于人民,几年之内,统一了天下,这是怎么回事呢?“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所谓大圣,所谓天意,说明司马迁到底也没有弄明白,刘邦为什么能得天下?

还有一条是司马迁未能说出口的,那就是:刘邦并不是、或者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他是上帝的后裔。而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不是上帝后裔是没有资格继承帝位的。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汉初,人们就制造了许多神话:比如刘邦是刘媪感龙而生,比如刘邦是赤帝子,杀蛇是杀了白帝之子。然而这样的故事,只能对一般百姓说,对于司马迁这样的人物,若没有可靠的文献资料,他们始终是将信将疑的。所以汉代儒者,为了刘氏的世系,曾煞费苦心。直到东汉贾逵,才使这一问题初见眉目。贾逵说:

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后汉书·贾逵传》)

所谓左氏明文,就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载:“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这就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明,刘氏乃陶唐氏之后,是尧的后裔,因而也是黄帝、即上帝的后裔。

曹魏代汉,群臣在劝进表中,除多据图谶以外,还援引魏氏世系。苏林、董巴等人的劝进表说:

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见于《春秋》世家。(《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

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以洛阳南委粟山为圆丘,并下诏道:

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圆丘,以始祖帝舜配。(《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

后来的皇帝,制造这样的世系越来越困难,于是又出现了“感生帝”说。

“感生”神话,自古就有。《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作:帝喾次妃简狄,吞玄鸟卵,因而怀孕生契,为殷始祖。玄鸟与天什么关系?“降而生商”是什么意思?也并不明确.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只是记述了这个传说,并未指明其中的含义。

《诗经·大雅·生民》,说姜原求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史记·周本纪》作:“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诗经》对上帝与后稷的关系说得很含糊,《史记》仅记了践大人迹的传说,“大人”是谁?《史记》也未指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只是根据自己得到的材料,证明殷、周世系皆可追溯到黄帝,这就够了。

但是,汉代的儒者们却不能以此为满足。郑玄注《诗经·大雅·生民》道:

(姜原履大人迹而生子)其有神灵审矣,此乃天帝之气也。

那么,姜原所生之子就是上帝之子。郑玄说

(这是)无人道居默然自生子。

孔颖达疏,还援引齐、鲁、韩诗及《春秋公羊传》,认为

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

可见这种感生理论在西汉时就已很流行了。他们和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同一方式。

《春秋公羊传》在汉代诸经之中居于特殊的地位。郑注《毛诗》及孔疏,是历代儒者的标准教材,感生说也是儒者们的正宗之说。

从北齐开始,感生说成为宗教实践。据《隋书·礼志》,北齐、北周俱“祀所感帝灵威仰”,隋则“祠所感帝赤熛怒”。⑦唐代,继续祀感生帝。宋代,以赤帝为宋之感生帝。《宋史·礼志》:

感生帝,即五帝之一也。帝王之兴,必感其一。北齐、隋、唐皆祀之,而隋唐以祖考升配,宋因其制。乾德元年,太常博士聂崇义言:“皇帝以火德上承正统,请奉赤帝为感生帝……

感生帝祭祀也延续数百年之久,说明古代的天子们是如何顽固地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血统意义上的上帝之子。

有人不认为殷人的帝是他们的祖宗神,那理由大半是因为,殷人的帝还主宰着自然力,而祖宗神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其实,古代的帝,它的子孙或下属,已经是日月山川风雨旱涝的主宰,他们自己,当然有主宰自然的能力。在这里,支配人们思想的,乃是那个“万物有灵论”,认为上古人们崇拜的自然物是那物的精灵,那物的精灵乃是自然力的化身。这样的观念往往是后人用了自己的观念去观照古代事物,用自己已经发达的观念去观照某些还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的事物,其正确程度如何,是令人怀疑的。

从孟子开始,关于上帝和君主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新说法,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说,这话出于《尚书》。在晋代出现的《古文尚书·泰誓篇》,这段文字作: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古文尚书》已被证明是后人伪作,这段话究竟出于何时,不易判定。只能肯定它出于孟子以前。

至于天“作之君”的方式如何?“作”什么样的人为君?孟子并没有指明,后来的《古文尚书》也没有指明。而在《孟子》书中,“君”多指诸侯国的国君。这段话是否适用于“天子”?还不好判断。

然而孟子已有择贤而立的思想,有仁政而王的思想,这些思想,乃是对血统继承的否定。到朱熹,天作君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朱熹说:

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大学章句序》)

这是柏拉图的“哲人王”思想。天作之君,不必有血统上的意义,只要“聪明睿智能尽其性”。

明代,较为彻底而严格地实行了理学的思想统治,同时也取消了五帝祭祀。感生帝是五帝之一,自然也不复存在.明朝君臣,不再去为自己寻找上帝血统了。

从刘邦匹夫而为天子到朱元璋,大约1500年,其间的君臣废立不论实际原因如何,都忘不了那个血统关系的影子。朱元璋才最后剪断了这早已干枯的上古遗存的思想脐带,实现了思想和实际的统一。如果用这时及其以后的思想观照更古的时代,认为天或上帝从来就是自然力的化身,认为“天子”一说仅是古人的向壁虚造,那就不正确了。

(原载《寻根》,1994年第一期,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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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

②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336页。

③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345页。

④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531页。

⑤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529页。

⑥ 参阅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青铜时代》;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⑦ 灵威仰、赤熛怒皆五帝之一,其名起于汉代谶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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