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周易》的保合太和思想

《周易》的保合太和思想

张立文

　　《周易》经典是中国历史从蒙昧走进文明的文献遗存，是中华哲学从巫术神话走向太极和合的符号象征，特别是以"保合太和"为标志的和合精神，这既是中华传统易学的义理精髓，也是《周易》经典永葆无穷魅力的奥秘所在。

一、青铜时代的"三易之法"
　　中华大易文化的源头活水，传统义理易学的萌芽形态，最远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文明时期，即现代考古学盛赞不已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the Grent Bronze Age of China）。《周易》本是上古"三易之法"中最晚出现、最为完善的一种，既为完善的一种，既是殷商卜筮文化的和合体，也是三代巫史传统的集大成。
　　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也就是说，"三易"的经卦符号系统和别卦组合方式是一样的，最明显差异是形成的时代不同，相传的作者不一。按照汉唐时期通行的讲法，夏代易是《连山》，相传为神农所作：殷代易是《归藏》，相传为黄帝所作；周代易就是《周易》，相传为伏羲始作，由文王、周公父子相继充实。
　　当然，这些传说多半是西汉"宗经"之后学者描述的历史故事，并不是持之有故的学术定论。它们不仅缺少出土文物方面的考古证据，而且在传世文献的记载中也有很大的出入。比如《连山》就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伏羲所画，一说是神农所作。究竟谁是谁非，确实难以裁断。不过，按照《北堂书抄·艺文部》所引东汉桓谭《新论》的记载，《连山》与《归藏》在两汉时期仍然存在，并收藏在"兰台"中。（"兰台"是汉代的宫廷藏书室 ，相当于现代的国家图书馆。）
　　20世纪80年代，在湖北荆州王家台楚墓中出土了《归藏》残简，原以为它与《连山》一起于东汉末年的战火中彻底失传了。尚秉和先生在《周易尚氏学》中，曾把古书上有关《归藏》的卦名收进。看来，上古文化确实有《三易》并行不悖的和合时代，后来以义理见长的《周易》被宗为儒术经典，从"三易"中脱颖而出，逐渐淘汰了《连山》和《归藏》，成为卜筮文化遗存下来的一朵奇葩。
　　如果进一步探索《周礼》太卜所掌管的"三易之法"到底有没有根本区别，那么，我们会发现它们的首卦明显不同。根据古人的追述与记载，《连山》的首卦是艮，其经卦的阴阳表示为（），别卦的阴阳表示为（）；《归藏》的首卦是坤，其经卦的符号组合是（ ），别卦的符号组合是（）；《周易》的首卦是干，其卦符号既可以是三画经卦（≡），也可以是六画别卦（）。"三易"首卦不一样，这不仅表明形成它们的筮法系统有所区别，而且体现出来的义理蕴涵及其对后世的思想影响也有所差异。
　　简略地说，艮卦象征高山，《连山》易的命令意味着山连着山，即"两山相并，故曰兼山"。这一象征寓意与先秦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学说有渊源关系。墨家非常推崇夏禹治水的艰苦奋斗精神，史称"非禹者之道，不足为墨"。坤卦象征大地，《归藏》易的命名意味着叶落归根，万物皆藏于地中。这与先秦道家"人法地"的尚柔守静主张相一致，同时也是汉初黄老学派"清静无为"的思想源头。湖南（古属楚国）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帛书《老子》和帛书《黄帝四经》一同出土，间接证明"黄老之学"与"三易之法"确实存在内在关联。干卦象征天体运行，《周易》的命名除了与地名"周原"和朝代"西周"有关外，在更深的理想层面意味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的普世伦理价值，这与先秦儒家"知天命"的理智态度、"仁民爱物"的道德情感以及"穷理尽性"的求索精神相联系，是对中华民族生命智慧最准确的古典表述。
　　由此可见，从上古"三易之法"中可以分别开启出先秦儒、道、墨三家的思想学说，即从《周易》可开启儒家思想及其刚健学说，从《归藏》可开启道家思想及其柔顺主张，从《连山》可开启墨家思想及其兼爱观念。除此之外，"三易之法"对先秦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循环，先秦名家的同异坚白之辨，先秦法家的形名法术以及先秦兵家的奇正对策，都曾产生过深刻的历史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象征夏、商、周三代文明最高成就"三易之法"，是先秦诸子百家共享的文化思想源头。

　　二、政治决疑的机制
　　《周易》是中华文化之根，是中华思想和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它相当深刻地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以及生活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结构等，对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开启了中国先秦儒、道、墨思想学说，如儒家刚健学说和入世的精神，道家的柔顺思想和避世精神，墨家的兼爱主张和反战精神，以及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循环，名家同异坚白辩论，法家的形名法术，兵家正奇对策等。
　　汉班固（公元32-92）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筮卜"即"卜筮"，指龟卜和筮占。夏商周三代，占卜是作为社会政治决策的重要仪式，"占"根据灼烧龟甲坼裂兆象判断吉凶以决疑1。商代占卜吉凶活动的社会上很普遍，龟甲愈来愈稀缺，价格也愈来愈贵。因此，便采用蓍草进行筮占。卜筮并称，龟策合用。是巫觋沟通天地，感应鬼神的道具（法器）。
　　《周易》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换言之，上古社会（或曰青铜时代）的政治，需要占卜来决疑吉凶，运用占卜来治理国家，安定社会。《易经》就是卜官在长期积累起来十分丰富的卜筮记录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卜筮之书。古人占卜活动是非常广泛的，上至国家大事，小至生活小事，都要占卜。按照《周礼·春官》的记载：占卜的内容包括战争征伐，风云灾变，与人以物，策划谋议，事成与否，来到与否，降雨与否，病愈与否等。如以通行本《易经》卦、爻辞的内容来分类，基本上是此八个方面：战争、行旅、祭祀、渔猎、牲畜、婚媾、疾病、灾异等。
　　东周时诸候国国君的嗣位，建立候国，都要占卜。《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女周 女合 生孟絷......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絷，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长之谓乎？'对曰：'康叔名之，可谓长矣。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不可谓长。且其繇曰：利建候。嗣吉，何建？建非嗣也。'......故孔成子立灵公。十二月癸亥，葬卫襄公。"以《周易》的筮占来决定国家的嗣位、建侯等大事，把国家的政治生活活动吉凶都纳入《周易》的统摄之中。由于筮策的道具（法器）比龟甲容易获得，所以，筮占不仅在上层政治核心集团中盛行（每事占），而且下层民众中也得到运用。
　　在这种情况下，卜筮人与君王、卿士、庶民通过《周易》的筮占活动，凝成上下一致的共识和社会共同体。根据《尚书·洪范》记载："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如有大疑，谋及乃心，卿士、庶人，谋及卜筮。假如汝（君王）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谓"大同"；汝、龟、筮从，而卿士、庶民逆，吉；卿士、龟、筮从，而汝、庶民逆，吉；庶民、龟、筮从，而汝、卿士逆，吉；汝、龟从，而筮、卿士、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逆，而汝、卿士、庶民逆，用静吉，用作凶。《洪范》记载的六重稽疑对策中，龟从、筮从起决定作用，即使君王违逆，仍然为吉，龟筮的意志超越君王的意志。在这种社会政治格局中，决大疑并非君王一人说了算，而形成六方面意见的综合稽疑机制。如果说卜筮人的占卜属于"鬼谋"的话，那么，君王、卿士、庶民逆，用静吉，用作凶。《洪范》记载的六重稽疑对策中，龟从、筮从起决定作用，即使君王违逆，仍然为吉，龟筮的意志超越君王的意志。在这种社会政治格局中，决大疑并非君王一人说了算，而形成六方面意见的综合稽疑机制。如果说卜筮人的占卜属于"鬼谋"的话，那么，君王、卿士、庶民稽疑决策属于"人谋 "。前者属于天的层面，后者属于人的层面，即天人合谋。尽管"鬼谋"与"人谋"相违逆时，凶多吉少，但"人谋"都顺从时，"用静吉，用作凶"，不宜有所作为，可静待时机。这在古代社会政治稽疑决定中，体认到要根据各个方面的意见，是一种理智化思考的曙光。
　　天人如何合谋，在"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情境下，如何治理国家？王侯将相的职责就在于如何管理公共事务，协调民众利益。譬和《周易·临卦》就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源。"（兑下坤上）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初九，咸临，贞吉。九二，咸临，吉，无不利。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六四，至临，无咎。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上六，敦临，吉，无咎。" 兑为泽，在下，心悦诚服（彖曰："说而顺"）；坤地在上，顺从民意，上顺下悦，元亨利贞。其治国策略为"咸临"，上下感通、交感，下情上达，上令下行；予民以甘露，如"甘临"，即给民以实惠；办事完善或极好为"至临"，也有训"至"读为"质"，《小尔雅·广言》："质，信也。"以诚信临民，政府讲诚信，老百姓便安居乐业；知能善任，有智慧，办事恰到好处的"知临"；兢兢业业、老老实实办事的"敦临"，这里两阳爻都讲"咸临"，是对于上下、内外、左右的感应和心灵交通的重视。这种感应和交通增强了凝聚力，启动了生命力，使社会的公共管理机制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三、轴心时期的"保合太和"
　　《庄子·天下篇》在描述上古"道术"被"百家之学"解析成战国"方术"时，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后世学者喜欢据此著书立说，用差分化的阴阳观念笼统诠释《周易》的基本符号"-"和"--"，甚至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所引早期道教《秘书》中"日月为易，象阴阳也"的修炼意象，视阴爻（--）和阳爻（-）为伏羲画卦时的本来面目。
　　其实，《天下篇》讲得非常清楚："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特别是在《乐经》失传之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的原始和合境域接近支离破碎，几乎销声匿迹，以"一分为二，节节如此"的形式，遗存在传世的"五经"文献中。从《乐经》的"以乐为和"到《易经》的"以天为宗"，阴阳术数只是上古和合精神的虚拟符号，在学术思想领域扮演着"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替身角色。正如《系辞》所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与"保合太和"的太极相比，"一阴一阳"充其量只是"道术"的简易虚拟与二元类推。
　　从中国哲学范畴逻辑结构看，太极本真地蕴涵着阴阳二元，内外浑然一体，"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保持着"古人之全"，守护着"天地之美"；而阴阳虚拟象征太和之道，内外截然分明，或"内阳而外阴"，或"内阴而外阳"，否泰各反其类，互为消长分数。因此，用尊卑有序、贵贱差等阴阳观念概括《周易》的义理蕴涵，毕竟属于"假名为有"的矛盾俗谛，距离"不可思议"的太和真谛，尚有一步之遥。
　　简帛《周易》的相继出土和系统释读，特别是殷周甲骨和器物上所刻数字卦符的成功破译，以珍贵的考古文献雄辩地说明，易卦最初仅仅是自然数一、五、六、七、八、九的奇偶组合，与阴阳观念没有直接的历史关联。直到西汉初期，简帛《周易》中的卦爻符号仍旧使用数字"一"和"八"标记，没有形成明确的"阴爻"、"阳爻"术语系统。即便是在宗法社会流传千年的通行本《周易》，爻的题名方式至今仍然使用奇数"九"和偶数"六"，即只有"用九"、"用六"的象数凡例；而不使用抽象到虚性范畴的"阳"与"阴"，即没有"用阳"、"用阴"的义理说法。
　　从字源学和语用学的综合角度看，在殷墟甲骨卜辞里，只有"阳"字而无"阴"字。在通行本《周易》古经中，只有"阴"字而无"阳"字，在帛书在《周易》的《》卦里，忽然冒出了"阳于王廷"的卦辞。改"扬"为"阳"，恰好与"中孚"卦的"鸣鹤在阴"遥相呼应，有故意拼凑阴阳的做作痕迹。显然，这种随意修改经典文字的作法，是属于对上古筮法只用奇偶法则而无阴阳观念的不理解，暴露出帛书《周易》的抄写者很可能和秦汉之际的阴阳术士有关，以其阴阳家法替换远古的奇偶筮法。
　　1985年，我在《帛书周易注译》2的前言《帛书周易浅说》中，曾以较多的篇幅详尽考释了数字卦的出现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内在关系。依据丰富的地下出土数据，奇偶数字卦的史前演变，最远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the NeolithicAge）。在距今约10000年的淞泽文化遗物上，发现了两组数字卦符。根据后世奇阳、偶阴的对应法则，这两组数字卦可转换成《周易》系统中的遯卦（）和大壮卦（），说明远在新石器晚期，我们的祖先有可能萌发了后世"非覆即变"的数字错综关系。与殷墟甲骨、周原甲骨和殷周器物（如著名的中鼎和新近的陶拍）上所发现数字卦最大的不同是，新石器时代遗物上的数字卦使用数字"二"、"三"、""，而青铜时代甲骨和器物上的数位卦，已将这三个容易混淆的数字符号，按照奇偶属性分别归并到"一"、"∧"（六）内。这表明早期的易卦体系只与十进制筮数的奇偶属性有关，不仅无法与后起的阴阳观念建立一一对应关系，而且与近世数学二进制编码不存在亲缘关系。
　　在《左传》和《国语》所记的众多筮例中，没有形成筮数奇偶与卦爻阴阳之间的对应转换法则。受战国时期阴阳术数的深刻影响，从《易传》开始才逐渐形成了"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干，阳物也：坤，阳物也"以及"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等比较系统的阴阳理论和刚柔学说。由此可知，"《易》以道阴阳"，并没有真实地呈现殷周时期《易经》文本筮占的本真和"本义"，只是精炼地概括了战国时期《易传》系统的诠释"体例"。其中的理由非常简单，当《周易》主要用于指导巫觋阶层从事占断吉凶、趋避祸福的决策活动时，文化知识系统只需祈祷鬼神的祭祀仪式和感应天地的占卜巫术，根本用不着"一阴一阳"的抽象概括、"继善成性"的道德诉求和"干刚坤柔"的辩证反思。
　　从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考察，阴阳概念属于抽象水平极高的和合虚性范畴，并且可以进行随意的道德引伸和多元的观念充实。秦汉以降，三教九流以及方技术数，无不援引阴阳概念成就其"一家之言"。如此普泛的哲学概念，纯粹虚拟的数理思维，决不可能在殷周卜筮文化的神秘氛围内自发产生，也不可能在巫术神话语境内自觉形成。只有当易卦所属的筮占程序彻底脱离了神秘的鬼神祭祀仪式，出现了规范的奇偶筮数组合，并且发明了奇→阳、偶→阴的对应关系和交易法则后，阴阳观念才有可能被援引到《周易》经典的解释学领域，逐步实现从"卜筮之书"到"义理之学"的创造性转换。
　　从现有历史文献分析，最早使用哲学意义上阴阳观念解释事物变化的思想家，是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阳父。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幽王二年（前780），西周泾水、渭水和洛水"三川"流域发生大地震，导致河水枯竭，引发岐山崩裂。担任周王室太史的伯阳父，既不用筮占程序，也不施感应巫术，直接依据"天地之气，不失其序"的自然法则，理性地揭示了地震的阴阳成因："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他还根据"国必依山川"的地缘政治假说，用虚拟的"数之纪"预言西周即将衰亡。因此，在《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内，"阴阳"作为抽象的对偶范畴、虚拟的动态结构和弥漫的气质存在，只能从周太史伯阳父说起，不能从成书于殷周之际的《易经》推导出来。
　　在西周末年，伯阳父最早超越龟卜仪式和筮占程序，直接根据天地气化秩序和阴阳变易法则解释地震成因，并借鉴国家兴亡成败的历史经验提出准确的政治预见，这一划时代的思想解放和认识进步，标志着殷周卜筮文化人道化、三代巫史传统理性化的真正开始。换言之，这是中国古代学术走出青铜时代、进入"轴心时期"（the Axial Age）的理论前奏。当发展到孔子的"不占而已矣"和荀子的"善为《易》者不占"时，《周易》经典的文本化才最终建构出"以道阴阳"的《易传》系统，逐渐形成了"保合太和"的易学传统。
　　事实上，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名、兵和阴阳等重要学派的创始人，直接面对"礼坏乐崩"的价值冲突，完全置身"天下无道"的生存危机，率直讲述自己的"道德之意"，力求建构"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尽管从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讲，以"三易之法"为代表的上古巫术文化遗存，既是春秋诸子蜂起的学术远景，也是战国百家争鸣的诠释文本，但是，在前经学时代的"轴心时期"，具有原创性的大思想家，压根儿不知道用"注脚"的寄生方式表达自家的创新学说。他们或者以诗化的格言"道法自然"，陈述对宇宙奥秘的真诚体悟，如《老子》的《道德经》；或者以对话的方式"举一反三"，讲述对人生意义的至善理解，如孔子的《论语》；或者以寓言的体裁"藉外论之"，叙述对精神自由的审美追求，如庄子的《内篇》。除了战国末期韩非子的《解老》和《喻老》外，先秦诸子基本上没有注疏式的训诂章句。
　　从经典诠释学观点看，中国哲学的和合创新总是受核心话题和人文语境的双重制约，并在理论思维和诠释文本之间进行创造性的观念互动，形成纵横补偿、浑然对应的视阈融合。一方面，青铜时代的"三易之法"深深影响着"轴心时期"的诸子百家，成为他们化解价值冲突、克服生存危机的文化历史资源：另一方面，"轴心时期"的诸子思想和百家学说，又远远超越了青铜时代的卜筮文化和巫史传统，通过对原始巫术的道德"祛魔"和对早期神话的理性"解构"，创立了堪与古希腊哲学媲美的先秦中国哲学。
　　《易传》是标志先秦中国哲学原创性的代表作，是卜筮文化道德提炼、巫史传统理性升华的里程碑，是"轴心时期"诸子思想和百家学说的集大成。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分类体系，《易传》是上古文化"六艺之术"的折中和辑要，是子学时代"九家之言"的合流与会归：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3
　　显然，在"去圣久远，道术缺废"的多元文化语境，"九家之言"与"六艺之术"彼此沟通，互为源流，共同实现"通万方之略"的和合目标。由于受"宗经"观念和"大一统"思想的消极影响，班固过分突出"六经"的渊源地位，忘却了经典文本的"无所不备"，只是"五经博士"不断吸纳诸子思想进行观念充实、不断融摄百家学说实现领域扩张的解释学奇迹。《周易》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与其说根源于青铜时代的龟卜筮占文化，不如说得益于"轴心时期"的诸子百家哲学。
　　其实，只要我们从《易传》中随机抽取一段，比如说干卦的《彖传》，就能发现诸子合流、百家会归的理论踪迹：
　　大哉干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诚如北宋哲学家张载《正蒙·太和篇》所言，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干道内，"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本来，追求"几微易简"，探究"广大坚固"，效法"干知坤能"，推崇"与时偕行"，诸如此类的义理蕴涵是"轴心时期"以来，中国古典哲学和传统文化不分门户、不辨派系的和合精神，我们很难从中截然分出哪个概念是儒家的道德专利，哪个范畴是道家的艺术发明，哪个原理是墨家的逻辑独创，哪种学说是法家的政治权变。因此，有关《易传》到底属于儒、道、墨、法等"九家之术"中的哪一家，这一论题本身已经偏离了"保合太和"的大易之道。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等珍贵典册的出土，足以证明在先秦原创时期，中国哲学只有"蜂 出并作"、"相反而皆相成"的融突特征，没有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博弈格局。"师法"之争，"家法"之辩，"门户"之见，皆源起在"立于学官"、拜为"博士"或"大学士"的经学时代，发生于"独尊儒术"、垄断"道统"或"圣经"的专制王朝。

　　四、理论思维的"唯变所适"
　　一个民族要想顶天立地，扭转乾坤，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基于生命智慧的自我创新，不能没有源于自然智慧的理论思维。《周易》经典的逻辑结构和思维模型，既不是"一阴一阳"的二元对待，也不是"天人之际"的神秘感应，而是"保合太和"的三极之道，即天、地、人三才分道，通过人文参赞化育的创造性活动，"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不断回溯到"易有太极"的元始和合视阈。因此，《说卦传》指出：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虽然，天道的阴阳，地道的柔刚，人道的仁义，都是根据"一阴一阳"的差分原则虚拟出来的二元对待结构，它们只有在"三极之道"的和合统摄下，才能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否则，阴阳内外对峙，刚柔相互克制，仁义彼此抵消，"保合太和"的道德理想，就难以实现"六位而成章"的至善目标。所以，帛书《周易》的《要》篇认为，阴阳、刚柔和仁义这六个二元化概念，不足以"尽称"变易之道的损益蕴涵："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其请（情）者也，故谓（谓）之《易》。"
　　从中国哲学范畴逻辑结构论讲，阴阳只是气质性的类概念，确实不足以拟议天地万物的一切变化情状。只有遵循"兼三才而两之"的太极之道，才能涵摄阴阳二气，和谐刚柔二性，中正仁义二德，对人生天地之间的和合视阈进行仰观俯察、彻上彻下的科学认知和哲学把握。对此，《系辞下传》有非常精炼的理论概括："《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受秦汉之际阴阳术数的影响，人们往往只用阴阳之象类推天地万物，使五彩缤纷的宇宙大千世界、姹紫嫣红的自然生态系统，衰减成黑白分明的二元色谱。特别是宋元以来的（河）图（洛）书易学，将"保合太和"的大易文化蜕变成圆点排列、数字组合的黑白配色游戏，和合创造的人文精神几近枯竭。在阴阳二元对待的诱导下，中国传统哲学曾出现过一系列充斥矛盾张力的二元化思辨，诸如义利之辨、公私之辨、理气之辨、王霸之辨、君子小人之辨、道心人心之辨、天理人欲之辨。这些思辨在特定的语境中，是水火不容的二难取舍。比如宋明理学的"理欲之辨"和"存理灭欲"主张，就背离了"保合太和"的大易精神，嬗变成"忍而残杀之具"。
　　从考古人类学角度看，《周易》经典思维的文化源头，是殷周时期的龟卜形象和筮占数理。因此，象数思维是整个传统易学的逻辑基础，是后世艺术形象思维的科学抽象思维的和合本体。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汉代易学的象数推衍，就没有宋代易学的义理发挥。特别是象数思维中的意象思维，是以自由联想和模拟推理为自然法则的创造性思维。中国传统文化在唐诗宋词、写意绘画、书法园林等领域取得的伟大艺术成就，与"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的《周易》象数思维及其和合审美，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从原始的象数和合理维出发，中华易学进一步创造出神奇的太极思维。易学太级思维的经典根据，是《系辞上传》所说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根据数论原理，这是一个以微分离散和积分迭合为基础的和合生成序列，即和合太极系列。北宋易学家邵雍以"一分为二"概括这一和合序列的数理特征，有失片面，影响消极。所以，清初方以智撰写《东西均》，用"合二而一"的"∴"符号补偏救弊，全力矫正邵康节先天易学的失误。其实，在太极生成八卦的过程中，既有"一分为二"的微分离散，同时又有"合二而一"的积分迭合。否则，一味剖分下去，只有无序的象数碎片，不可能出现有序的卦象组合。由此可见，神奇的太极思维是现代逻辑演绎分析思维和归纳综合思维的浑然和合整体。

　　1. 龟上刻辞为今发现之甲骨文。甲骨文：（1）前辞（叙辞），占卜的干支日期和卜人的名字。（2）命辞，向祖先、神灵提出的疑问。（3）占辞：以兆象所定吉凶之辞。（4）验辞，卜后应验情况的记载。
　　2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台湾出版的繁体本书名为《周易帛书今注今译》，学生书局1991年。
　　3 .《艺文志》，《汉书》卷30，第17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