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红雷：现代儒商及其仁义之道

现代儒商及其仁义之道

黎红雷

“现代儒商”的管理精神，可以从传统儒学和古代儒商的文化资源中挖掘，但必须加以现代化的诠释，使之更加适应现代管理者的实际需要。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仁义之道”。对此，以往人们只是从安身立命、待人处世的伦理层面去理解。其实，我们从现代管理的角度去诠释，就会发现，“仁义之道”不仅是伦理之道，而且也是管理之道；它不仅有助于一般人士安身立命，而且有助于工商界人士驰骋商场。
　　笔者认为，“仁义之道”作为一种管理之道，一种管理精神，包含着“仁之道”——“正己安人”的管理思想、“义之道”——“义以生利”的经营理念、“义（宜）之道”——“执经达权”的领导方法。

　　一、“仁之道”——“正己安人”的管理思想

　　儒家思想的中心概念是“仁”。“仁”的基本含义，是“忠恕之道”。孔子本人就说得很清楚。据《论语·颜渊》记载，仲弓问什么是“仁”，孔子对之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为“忠恕”。如果说这是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的话，那么，孔子又还说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的。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体现在管理实践中，即为正己安人的管理之道。
　　推己及人，正己安人，落实到具体管理活动中，一为“正己正人”，即管理者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然后才能够去带动别人；二为“修己安人”，即管理者要以人为中心，注意满足其组织成员的合理需求。
　　“正己正人”涉及到管理的途径问题。管理者如何实施自己的管理？儒家认为主要依靠管理者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孔子指出：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①
　　只有管理好自己，才能管理好别人。就此而言，管理者的品质是决定管理工作成败乃至整个事业兴衰的关键。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就应该根据管理活动的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道德行为和管理行为，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行为对被管理者作用和影响，从而提高自己修身的自觉性。特别是要自觉地把客观的道德准则变成个人发自内心的行为举止，处处以身作则，成为部下的表率。
　　正己正人，有以下三个要点：一曰“修己”，就是修养自己的品德。二曰“正己”，就是端正自己的行为。三曰“示己”，就是向被管理者展示自己的风范。所谓“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②管理者的品行和作风必然对被管理者带来直接的影响。
　　“修己安人”则涉及到管理的载体问题。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这里的“人”，字面上指的是管理者；但在整个儒家思想中，人作为管理的载体，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管理活动的中心。有了人，才有所谓管理；没有人，也就无所谓管理了。因此，管理者修己而安人，就成了管理活动的题中就应有之义。
　　修己安人，其要点也有三：一曰“贵人”，就是要重视人的作用。二曰“爱人”，就是要处理好人际关系；“仁者人也，亲亲为大。”③在管理活动中，要提倡关心人，爱护人，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三曰“安人”，就是要满足人的需求。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包括精神上的需要和物质上的需要，而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得安宁。管理活动要注意满足人的需求，使组织的成员各得其所，各得其安。

　　二、“义之道”——“义以生利”的经营理念

　　长期以来，人们一提起儒家的“义利观”，就认为儒家是只讲“义”，不讲“利”，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至少在经典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孟荀那里，就不是这样。他们是主张“义利合一”的，讲义时忘不了讲利，讲利时也忘不了讲义，义不排斥利，利也不排斥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义和利融合起来，统一起来。
　　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孔子的一句话上：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⑤可见，“礼以行义”是孔子关于“君子喻于义”即强调管理者道德要求思想的展开；“利以平民”则是“小人喻于利”即强调要满足被管理者物质利益思想的说明；而中间的“义以生利”正是联结上与下，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道德要求与物质需要之间的不可缺少的关节点。
　　现代的企业经营者可以把“义以生利”的思想转化成一种经营理念，就是要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当作一种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制约物质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价值认识上的“见利思义”，行为准则上的“取之有义”，实际效果上的“先义后利”，以及价值评判上的“重义轻利”等各个环节。
　　“见利思义”说的是价值认识问题。儒家讲“见利思义”，就是主张以精神价值而不是以物质价值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所谓“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⑥，对于企业的经营者来说，讲“见利思义”，就是在追求利润的时候，需要考虑这一追求是否基于道义。办企业，做买卖，当然要追求利润。但是，利润并不应该是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追求利润是为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才是企业的最高目标，也是企业家所应该考虑的道义原则。符合这一道义原则而又有利可图的生意，固然要做；符合道义原则却无利可图甚至还会一时亏损的生意，也应当去做。一个高明的企业家，考虑问题一定会从长计议，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利益；而企业长远利益所在，也就是道义之所在。
　　“取之以义”，说的是行为准则问题。儒家讲“取之以义”，就是主张以是否合乎道义作为能否获取利益的标准。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企业的经营者来说，讲“取之以义”，就是在获取利润的时候，必须分析这一获取是否合乎道义。做生意一定要赚钱。讲道义不是不要赚钱，而是用什么方式赚钱。如果不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和法律原则，那就不要去挺而走险；如果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和法律原则，那就大胆地去赚钱，赚得越多越好。赚得越多，越说明你有本事，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
　　“先义后利”说的是讲求义利的实际效果问题。儒家讲“先义后利”主要是考虑到：如果先讲利而后讲义，被统治者的贪欲难以满足，统治者就不能得到实际的利益；而如果先讲义而后讲利，被统治者的欲望得到控制，则统治者就能得到最终的利益。对于企业的经营者来说，讲“先义后利”，则要认真思考获取利润的方式方法问题。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些企业领导人，他们言必讲利，行必求利，锱铢必计，孜孜以求。结果呢，吓跑了顾客，赶走了合作者，惹恼了社会公众，不但得不到利润，往往还搞得身败名裂。而高明的企业家却不同，他们把经营的目的定位在为社会服务，而把利润当作是社会的回报。因此，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中，他们处处为顾客、合作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着想。正所谓“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琚”，为别人的利益着想，带来的却是自己的繁荣。
　　“重义轻利”说的是价值评判问题。儒家讲“重义轻利”，是主张在义利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宁可牺牲物质利益乃至个人生命也要保存道义。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不为权势所屈服，不为利欲所左右；虽然重视生命，但为了坚持正义也决不苟且活着。“舍生而取义”，这就是儒家所称颂的大丈夫精神。对于现代的企业经营者来说，讲“重义轻利”还是要立足于义利统一的立场，实行义利并举，义利并重，义利并行。一般而言，应该是重义而不轻利，努力做到义利统一，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一致。既追求精神价值也追求物质价值。但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当义和利之间发生矛盾时，为了企业的长远利益，就要放弃某些眼前的利益；乃至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就要放弃企业的某些局部利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重义轻利”。

　　三、“义（宜）之道”——“执经达权”的领导方法

　　儒家所说的“义”，还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所谓“义者，宜也”。⑦在儒家经典中，“义”和“宜”经常互为说明，互相发挥。所谓“宜”，就是合理、恰当。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以比。⑧他的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规定要怎样干，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干，只要怎样干得合理恰当，便怎样干。这样，便引发出著名的“执经达权”的思想和方法。
　　“权”在儒家的心目中，是一种很高的理想境界。孔子指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⑨
　　孔子把通权达变当作人生行为的理想境界，并身体力行。他一贯杜绝四种毛病——不悬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充分表现出一种通权达变的态度。
　　儒家如此强调“权”，却从来未因此而忽视“经”，恰恰相反，儒家权论的根本特点就在于主张权不离经，只有通经才能行权。在儒家看来，用权是一种高深的学问，必须是对于经心领神会、理明义精者才能正确行权。用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处处合于经，时时不离经，使人们根本看不出来，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现代企业的领导者完全可以采纳“执经达权”作为自己的领导方法。在管理活动中，“经”指基本的管理原则，“权”指随机应变的管理技巧。讲“执经达权”，就是要求领导者一方面要把握永恒不变的管理原则，另一方面又要因应瞬息万变的内外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左右逢源，无往而不通。
　　“执经达权”的基本原则有四条，这就是：适其时，取其中，得其宜，合其道。
　　“适其时”，就是要适应客观时势。儒家很看重“时”的概念。孟子称赞：“孔子，圣之时者也。”⑩把孔子当作识时务的“圣人”，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孔子的处世原则是应该快就快，应该慢就慢，应该出来做官就出来做官，应该专心做学问就专心做学问，完全以客观时势为转移。
　　企业的领导者“适其时”，就是要在充分考虑企业的内外环境（含时间、地点、条件诸要素）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例如，在企业的产品开发中，可以念三句“人我经”。一是“人无我有”，出奇制胜。二是“人有我优”，独树一帜。三是“人优我转”，开展多角化经营，从而在总体上保持领先的地位。
　　“取其中”，就是要采取中庸的态度。“中庸”是儒家思想方法的最高原则。其内容包括思维上的“叩其两端”和行为上的“无过无不及”。值得注意的是，儒家之所谓“中庸”，是既没有“两端”也没有“中间”的。各执一端是一孔之见，而专执其中则是一偏之举，这都是儒家所极力反对的。由此看来，要真正做到“中庸”，非得有“权变”不可。在儒家看来，“中”是客观存在的道理，“权”是主体采取的行为；二者的本质都是“无过无不及”，因而互为表里，互为说明。
　　企业的领导者“取其中”，就是要采取灵活多样的领导方法，而不要偏执于一端。实际上，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导方法。所谓“最好的”领导方法，只不过是在此时、此地、此人、此事上最合适的方法；换了彼时、彼地、彼人、彼事，就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方法。因此，领导方法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一成不变。
　　“得其宜”就是取得合理恰当的效果。荀子指出：“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11)在实际运作中，应该用经时就要用经，应该用权时就得用权，二者的分寸掌握得合理恰当，便是得宜，也就是义。
　　“合其道”就是要求人们的所做所为合乎一定的道德。“道”的本义是道路。在儒家哲学用语中，道具有方法、技艺、规律、事理、学说、道德等多种含义，笼以统之，可用“道理”一词加以概括。在儒家看来，“道”是君子修养的依据，左右逢源的根基，执经达权的保证。无论是执经，还是达权，都必须以“道”作为准则。在具体行为中，用经之权固然是合其道，变经之权也必须合其道；就是某些反经之权，表面看来是“离经”，但实际上并不“叛道”。
　　企业的领导者“合其道”，就是要使自己所有的领导行为，都朝着一个明确而高尚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在此前提之下，既可以坚持某些原则，也可以放弃某些过时的原则；既可以在某些原则内变化操作的方法，也可以跳出旧原则的束缚而寻找新的方法。总之，“随心所欲不逾矩”，把领导活动提高到一种艺术的境界。

　　注释：
　　①《论语·子路》。
　　②《荀子·君道》。
　　③《礼记·中庸》。
　　④《春秋左传·成公二年》。
　　⑤《论语·里仁》。
　　⑥《荀子·修身》。
　　⑦《礼记·中庸》。
　　⑧《论语·里仁》。
　　⑨《论语·子罕》。
　　⑩《孟子·万章下》。
　　(11)《荀子·非十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