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弘扬中华文化 高占祥 在中华文化促进会创立20周年之际，海内外34个中华文化促进会，以弘扬中华文化为主题发表了“六项主张”，表达我们的基本看法，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举措。 确立基本看法是十分重要的。比如，什么是中华文化，什么是弘扬；什么是中华文化的价值核心；什么是文化自觉，如何正确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如何正确处理本位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关系；如何看待当前弘扬中华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以及如何发挥社会组织在国家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等，应做出我们的判断和思考。 三年前，我在中华文化促进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曾做过一次题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精神家园”的讲话。如果说那次讲话是强调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作为一次续讲，我想围绕如何弘扬中华文化这个主题，联系“六项主张”，讲几点意见。 什么是中华文化，什么是弘扬？ 目前，可以说“弘扬中华文化”是当代中国重复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我想着重指出，以胡锦涛总书记所做十七大报告为标志，弘扬中华文化，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学界的提法，民间社会的提法和海外华人的提法，而是上升为一个涵盖全党、全民族、全社会共同使命的提法，大家知道，“提法”在中国很重要。一个问题怎样提出，由谁提出，在什么高度上提出，这是很重要的。 首先，什么是中华文化？这个问题不仅会内需要回答，内地海外需要回答，也需要向国际社会做出回答。许多学者认为，中华文化主要是指上下五千年，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那么，这个文化究竟如何分类以及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和价值呢？许嘉璐名誉主席曾经提出表层文化、中层文化、底层文化之说。此外还有所谓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之说。亦有学者提出，可分为物质文化方面、制度文化方面、历史文化方面、文学艺术方面、民俗文化方面、哲学价值方面，以儒学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学说，以及宗教文化、蒙学读物等等。由此构成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系。 幸而，我们已走出百年以来的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的极端化争论，现在到了科学、理性、客观地认识自己文化的时候了。 其次，什么是“弘扬”。“弘”是“大”的意思。弘扬即发扬光大。保存、整理、研究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但重点是发扬光大！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说，弘扬中华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因而“六项主张”提出“当代阐释”，提出“创造性转化”，提出“反对照搬古人，反对原教旨主义，反对琐碎的复古主义”。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近年来，我尝试创作了《新三字经》、《新弟子规》。实践证明效果是好的。因为时代变化了，中华文化精神的表现也应随之改变。如二十四孝所宣扬的孝道观念及其表现形式，就不应“照搬”，不能再讲“埋儿奉母”、“卧冰求鲤”那些而今看来不近情理的恐怖故事。也不能让当今子女再去遵守父母“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那种无法接受的陈规。 “创造性转化”是海外学者提出的。仅从字面也可以看出其要旨，一要创造，二要转化。转到哪里，当然是转到现代化，转到当今的时代。而原教旨主义的问题，主要是过分执着原始教义，而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样的文化形态，肯定不可取。反对琐碎的复古主义，是余秋雨先生提出的。主要是说我们传承文化，重点是精神文明，是价值伦理观念，而不是这样那样琐琐碎碎的外在形式。例如，让孩子们穿着古代的服装读经，弄一伙人抬着猪头羊头祭祀，还有那些半文不白、连念的人也未必懂得的祭文。这些东西过多，必将使中华文化庸俗化。 令人欣慰的是，20年来，文促会在上述问题上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例如《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出版工程，文促会邀集300多位史学家做了18年，一个基本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转化二十四史的现代解读形式。二十四史是文言文，只有前四史有古人残缺注释。有了“今注本”，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通读。 我们举办的中华文化论坛，邀集海内外将近一百位教育家、科学家和学者，共同以“全球化和中华文化”为总主题，讨论中华文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未来前景。这里，我想引用文促会副主席、香港城市大学前任校长张信刚教授的一段话，与大家分享。他说：“我想促进的中华文化是现代的，发展中的、包含不同元素的新文化，这个新的中华文化绝不是文、武、孔、孟时代文化的再现，也不仅是汉唐盛世文化的复兴，我们崇敬先贤的成就，但是更重视今人的成就，我们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为荣，但是更愿意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点，我们的立足点是今天，我们的着眼点是未来”。 何为中华文化的价值核心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近些年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提出过多种看法。例如“和”、“仁”、“忠恕”、“敬”、“中庸”、“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讨论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比较明确的概括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概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那么，这个价值核心和优良传统是什么？ “六项主张”提出，“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伟大精神和具有历史超越性的道德伦理是中华民族的价值核心。” 这一提示是否能够站得住，是否准确，可以继续讨论。我认为，将民族精神和道德伦理这两项作为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或者价值核心，起码是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的。不仅如此，我还想在这里简要说明民族精神和道德伦理的主要内容。 其一，是否可以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伟大精神归结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1914年，梁启超先生以《君子论》为题在清华大学演讲。其中讲到《易传》中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梁先生认为，一个人做到这两条，基本就可以称为君子了。众所周知，后来清华大学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作为校训。另一位是我国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张岱年先生。张先生在某次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讲“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中国文化进步的基础，也是其优秀传统的核心。”张岱年先生晚年，还曾在多处强调这一观点。认为这八个字前者是进取精神、奋斗精神，后者是包容精神、开放精神，前者刚的成分多，后者柔的成分大。刚柔相济，儒道互补，中华民族因此生生不息、衰而复兴、与时俱进。 那么，我们的“具有历史超越性的道德伦理”是什么呢？也许可以考虑所谓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如果我们能对这五个方面做出当代的解释，将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民国初建，也是一次历史转折，但是我们知道国父孙中山先生仍然没有丢弃传统道德，他提出“四维八德”。四维即“礼义廉耻”。我小的时候就曾背诵“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维，是维系，是支撑。孙先生是把道德伦理视为民族的维系和国家的支撑。四维之外还提出“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今，台北市不但有四维路、八德路，还有忠孝路、仁爱路、信义路、和平路。可以想到，百废待兴之际，孙中山先生仍然将道德伦理视为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和支撑国体的梁柱，并创造性的将传统道德观念适用现代国家。他在这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典范。 如何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本民族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关系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1997年提出的。主要意思是说，应当了解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还包括了解其他文化。在这个基础上，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 “六项主张”再次强调文化自觉，并在强调民族文化意识的同时提出“也反对过分夸大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这是很重要、很有现实意义的。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升、民族意识空前高涨之时，如何保持理性和清醒的思考，要防止忘乎所以。不能忘记我们还在奔小康的过程中，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上，也要清醒、理性、客观。既要看到积极面，也要看到消极面甚至阴暗面，还要看到中华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适应新的时代仍是一个艰巨的课题！为什么反对过分夸大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因为任何事情一讲过了头，就会走向反面、走向封闭、走向孤立。 如果我们读一点世界史，就会知道以文字、城邦、宗教、礼仪、工艺品制造为标志的巴比伦文明，要比中华文明早出现1000多年。而以文字论，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也比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汉字(甲骨文)早出1000多年。多了解一些世界文化，可以少些盲目性，避免夜郎自大。 基于以上两点，“六项主张”承认人类文化的普适性，并主张“以中华民族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意义的精神资源，参与人类新时代的文化创生”，我认为是很正确的。 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文化应该是什么关系？我们的回答是“和谐”。这方面，古人说的很多：“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里，我还想提到“大同”。大同和小康是古代先贤对于理想社会、现实社会的对应表达。康有为写过《大同书》。那么，“大同”的“大”字究竟是什么含义，仅仅是物理的、空间的概念吗？不是的。庄子说“不同同之之谓大”。是说把不同的东西囊括在一起，融合在一起，这就是大。从这里，我们也更深刻理解到，为什么说“有容乃大”。可见“大”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体现大度和包容。 我们处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接触、交流与合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密切和频繁。池田大作先生在与我的对话集《联结地球的文化力》中谈到，19世纪、20世纪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时代。假如可以这样说，那么21世纪呢，还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吗？恐怕应当重新思考、深入思考，或许我们应该，也一定能够寻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在本国与他国，本族与他族之间，在本国、本族与人类之间，在故乡、本土和地球之间。相信人类的智慧将引导人们在新的时代创造新的文化，而新的文化引领我们去创造新的未来！ 如何看待当前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出现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六项主张”强调人文价值、强调改善文化风气，也提出目前文化发展方面、工作方面出现的一些倾向。比如，文化市场化畸形化，文化产品的低俗化和娱乐至上化，急功近利和“运动”式发展文化，文艺创作和文化活动中出现的某些浮燥、浮肿、浮夸“三浮”现象，以及文风中出现的套话、大话、假话等不良风气。这里面既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也有些是文化转型中出现的难以避免的问题。而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善于反思，善于总结教训，善于把教训及时地转化为财富。 不少同志认为，我们在工作上一直缺少纠错机制。一些文化发展举措刚刚出台，还没有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就先齐声欢呼正确。有不同意见，也难以有更多的渠道和方式表达。我在参加一些重要会议的时候，在会上有些尖锐的发言和意见，在写简报的时候常被删掉，因为不能及时听到民众的心声，就不易及时纠正偏差，等到问题不能不解决的时候，已经付出巨大代价。我从新闻中看到一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常常向国民认错、道歉，并表示予以纠正或及时解决。他们的这种道歉文化，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双轮驱动下，正朝着文化强国的方向迈进。为了使我们的文化建设更科学发展，回顾一下历史的经验教训是有益的。 我们文化发展的问题出在哪里？从大的方面看，可否说，解放以后前30年，是有过度政治化的倾向，而近30年，则是有过度商业化的倾向。我们的文化事业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向前发展的。 近些年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文价值？因为这是文化的灵魂所在。离开文化的人文价值，去谈“文化是民族的灵魂”那便是贴标签的一句空话。 说到以人为本，就要强调以文化人，谈到文化强国，就必须强调文化强民。因为文化的终极目的在于人的完善。陆费逵先生是我国近代有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出版家，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和主持人，他曾提出“盖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隆盛矣。教育不得道，则民智塞，民德退，民体弱，而国势衰亡矣。”陆费逵先生强调民智、民德、民体，核心是一个“民”字，民是国之本，要文化强国，必先文化强民。文化强民是文化强国的前提。 文化风气问题也很突出。冯骥才同志多次批评“政绩文化”。这种风气之所以不好，因为目的不是文化，而是以文化作借口、作幌子，以图其他。我听说，目前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经突破百万。各地都在争，争的是文化吗？这是个疑问。起初是希望有个名牌，名牌太多也就显不出来了。听说连挂面、月饼都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是因为包含着非物质的工艺和创意。哪一项物质遗产是没有工艺、没有创意的呢？物质、非物质也搞不清楚了。 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也不为怪。实际上，许多思想、文化、道德上的新问题，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世界各地。不仅儒家文化传统面临挑战，伊斯兰文化传统面临挑战，西方文化传统也面临挑战。西方文明的传统理性和价值秩序也面临现代主义、后现代的冲击。新的文化，包括新的中华文化，会在这类新时代的挑战中应运而生。 社会组织在国家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看民间组织，一个是怎么看民间组织与文化。我在2003年文促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中曾经讲到，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仅需要一个健全的政府体系，还需要一个同样健全的非政府体系。我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和谐社会的共同语境下，政府与非政府性社会组织不是对立的，更不是对抗的，二者之间应当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相互合作、目标一致，民间组织不仅是政府联系民众的纽带和桥梁，而且是助力和助手，它可以协助政府做一些政府想做而不方便做、不适宜做和难以做到的事情。任何政府也不能是也不应当是全能的。 从中华文化促进会20年的实践活动和成绩来看，上述说法是符合实际的。而社会组织的特性，其公益性、社会性、非功利的文化良知、以及志愿精神，使其必然使其发挥独特的、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文促会在20年间，与各地文促会共同努力，实施了数以千计的文化项目，文促会同仁的志愿精神不能不让我感到由衷的敬佩。相信我们党和政府会看到这一点的。今天，当我们34个文促会在这里共同发表《弘扬中华文化六项主张》，更让我感到一种蕴藏在民间社会的巨大力量。 我还想说，中华文化促进会作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它的成长和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公民结社自由和宪法权利的实现，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日益完善，体现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体系、企业体系、社会体系三元结构的和谐发展，更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和光明前景！在这里，我代表中华文化促进会的全体同仁，对给我们关心、指导和支持的领导以及海内外同仁，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酹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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