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重教，以儒興國

尊孔重教，以儒興國

内容提要：金是十二世纪时代中国北方地域由女真族建立的国家，与历史上南宋相对峙。金立国後汲取了前代的治国方略，采取尊孔重教，以儒兴国的政策，大力推行学校教育，受教育的层面不仅有北方的汉民族知识分子，也有女真民族知识分子，同时对女真猛安谋克户也开展进行平民教育。这一举措对维护金的统治、提高民族文化素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传统儒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持续发展。金代的文教制度对後世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金是中世纪时期，由女真部族在中国中原地域建立的国家，其建国的历史，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称收国元年(公元1115年)开始，至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灭国止，延续了一百馀年，基本上与中国南方的宋代政权相对峙。在这一百馀年的时间内，女真统治者从一个不识孔子为何人的民族，发展到尊孔崇儒[i]，在其统治区域推行中国历代政权所采用的“文治”政策，而这一政策的核心即是实施自汉代以来通行的以儒学理论治国的纲领，推行儒家倡导的文教思想。? 后世的很多学者在讨论金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时都爱用“崇儒”来加以概括，对其褒贬也各持一辞。早在元代初年，忽必烈召见金朝遗老张德辉时就以“辽以释废，金以儒亡”为话题，征询张德辉的看法，张氏对“辽以释废”不置可否，而对“金以儒亡”的说法却大不以为然，予以坚决的否定[ii]。
我们通过对金代政治制度进行较为全面的细致考察，发现在金代政治制度中确实包含着大量传统儒家思想的成份，可以这样说，儒家思想成为了金代“文治”制度的核心内容。金代不仅没有因儒而亡，反而应该是因儒而“兴”。在维护女真民族统治，解决国内存在的诸多矛盾方面，儒学政治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指导作用，对于金代立国来说其功不可没。同时，通过女真统治者对儒学的倡导，又使中国传统儒学不仅没有因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遭到破坏毁灭，反而使其在特定历史时期得以宏扬，延续了儒学在北方的发展，并为此後儒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推尊孔子的崇高地位，对孔子及其後裔进行封赠褒祀，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推行儒家政治所进行的一项政治活动。从西汉时代高祖刘邦以来，历代都有册封孔子爵秩，加封孔氏後裔，主持孔子祀典的礼仪，对孔子的封赠也一代比一代更加隆重，从侯爵到公，一直到北宋时代封为文宣王，祭礼乐舞也从六佾增至八佾，冕旒从九加至十二，达到与帝王分庭抗礼的地步。
孔子在金代的境况也同历代王朝一样，受到至高无上的尊礼。如前所述，女真统治者从对孔子的毫不知情，到对之尊礼有加，其态度确实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金立国以後，各个时期的统治者祭奠孔子、封赠後裔的活动屡屡见于各类文献的记载：
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年)十一月，晋封孔子四十九代孙孔璠为衍圣公，主持孔子的祭奠。皇统元年(1141年)二月，金熙宗又亲自祭祀孔子庙，北面再拜。告诉侍臣说：“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由此而後金熙宗经常习读《尚书》、《论语》以及五代、辽史诸书[iii]。
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二月，制定袭封衍圣公的俸禄格令[iv]，对孔子後裔的袭封制度化了。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年），国子监上言，请定孔子释奠礼。礼官参酌唐代《开元礼》，确定仪数，礼行三献，乐用登歌[v]。大定二十年（1180），特授孔子後裔孔总为曲阜令，封爵如故，主持孔庙祭祀。二十三年（1183年）二月，又委任尚书张汝弼摄太尉，致祭于至圣文宣王庙[vi]。

在金的历朝帝王中，金章宗是一位最傾心于汉文化的君主，在他当政的一段时期，对孔子的尊崇至于顶峰。明昌年间（1190——1195年），诏令增修曲阜孔庙，并于国内各地州县兴修孔子庙。明昌三年（1192年）闰九月，章宗询问辅臣：“孔子诸处庙如何?”平章政事完颜守贞奏告说“诸县见议建立”。同年十月，有司奏报曲阜孔庙增修毕工，于是敕令翰林侍臣党怀英撰写碑文，宣布将将亲行释奠礼。明昌六年（1195年）四月，又诏敕有司，以增修宣圣庙工毕，赐衍圣公以下三献法服及登歌乐一部，仍遣太常乐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备祭礼。承安二年（1197年）春丁，金章宗亲自祭祀孔庙，以亲王摄亚、终献，皇族陪祀，文武群臣助奠，章宗撰写赞文祭奠。加封孔门先贤爵秩，原来封公的晋升为国公，封侯的晋升为国侯，磠伯以下先儒皆封侯。
金代各个帝王对儒学先圣的推尊，对孔子後裔的封赐，起到了一种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这对于提高儒学的政治地位，推动儒学在金代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保证。

二

金代推行文教方略的一大重要举措乃是大量设学养士，推广民众教育。关于开设学校养士，由于受教育的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汉族而设的汉学，一是专为女真民族而设的女真学校。以下我们先讨论前者。
作为金代中央官学的国子监始建于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初无定额，其名额后来定为词赋、经义学生一百人，小学生一百人，而所招生员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从其生员的来源情况来看，这类学校是为培养贵族子弟将来跻身仕途而设置，因此才有官阶资格的限定。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又设置了太学，招收的学生除了贵族子弟以外，另外还有经过州府推荐或参加科考终场的一般儒生，学校总名额确定在400人，五品官以上兄弟子孙占150人，平民子弟250人，仅从其招收各类学生人数的比例来看，学校贵族化的程度在逐渐减弱，有向寒门读书人开放的趋势。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年），又设置了府学，这是地方兴学之始。当年在全国府一级地区共设17所府学，收录生员上千人，其学生来源也包括了两类：一为曾经参与廷试及宗室袒免以上亲，一为得解举人[vii]，这是学校规模的更进一步扩展。到金章宗时代，官方兴学更为盛行，除了将府学17处增至24处外，又增加了节镇学39、防御州学21，在校生员达到1800馀人。

无论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州县学，其招收生员除了有一些出身资格的限制以外，而没有设置民族的限制，即是说女真人、色目人（女真族以外其他各少数民族）、汉人都可以进入这一类官学学习。
金代的很多地方官吏在兴办、扶持州县学校上，都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来贯彻朝廷方略。这一类事例在金代文献中不乏记载：路伯达出使南宋，获得赏赐金银一千馀两，奏表上进以襄助军费，未及上而卒亡，朝廷准其用所献金赞助冀州州学，购买学田以赡学[viii]。胡励为定州观察判官，在任上大力兴办学校，“定之学校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尝以百数，励督教不倦”[ix]。刘从益，为叶县令，在任上“修学励学，有古良吏风”[x]。一些女真族官员也重视兴办学校，赤盏晖在宋州任上，“旧无学，晖为营建学舍，劝督生徒，肄业者复其身，人劝趋之”，有一位学生王夔因故沦为家奴，晖出钱赎之，让其进学卒业，後来考中进士，仕至显官[xi]。
作为官方教育的辅助形式——私人办学，趄廷对其也持赞同、鼓励的态度。不过总体上看，北方私人办学的规模远远不如南方的宋，其实效也较南方差，尤其是不能与当时南宋兴起的私人书院相比。金代私人办学往往都是由一些科举失意或隐逸不仕的儒生所为。像：王去非科举不第，弃而以耕织为生，“家居教授”；赵质为辽代旧相之裔，“隐居燕城南，教授为业”；杜时昇，博学知天文，“隐居嵩洛山中，从学者甚众，大抵以伊洛之学教人，自时昇始”；薛继先“南渡後隐居洛西山中，课童子读书”；王汝梅，通律学，始为伊阳主簿，後隐居不仕，生徒以法经就学者，兼授以经学”[xii]。

金代的学校教育内容也实施了儒学教育的传统模式，注重经、史，兼顾文学的传授。据文献记载，当时朝廷开列了规定各级学校所用的教材，经部有：

《易》：王弼、韩康伯注，《书》：孔安国注，《诗》：毛苌注、郑玄笺。

《左传》：杜预注，《礼记》：孔颖达疏，《周礼》：郑玄注，贾公彦疏。

《论语》：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赵岐注，孙奭疏，《孝经》：唐玄宗注。
除了经部以外，史部的教材有包括新、旧《唐书》《五代史》在内的前朝所有正史，子部有《老子》《荀子》《扬子》一类的典籍，并且规定“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xiii]。明昌二年（1191年）学士院又进上唐代杜甫、韩愈、柳宗元、杜牧、贾岛、王建，北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集，共计二十六部[xiv]

从上述所开列的文献来看，金基本上是汲收了唐、北宋时代儒学教育的模式，而且对于北宋人所作的经传注疏及撰著也都予以收录。这充分体现出金代教育的儒学特徵。

在金代立国一百馀年的历史时期，女真统治者始终坚持了大力办学、培育人才的文教政策，其国力强盛时期自不待言，即使是在金代末年，其政权已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时，也丝毫没有动摇。承安四年（1199年），尚书省以经费缺欠，奏请减少亲军军额及太学生员，并削减太学小学教官与外路教授职数，金章宗只同意减少亲军军额，而诏令涉及学校者一律仍旧[xv]。金宣宗兴定年间（1217——1221年）迫于北方蒙古的军事压力，金迁都至北宋京城开封，地域日蹙，经费困窘，尚书省以军储不继为由，请求减除州府学生的廪给，宣宗断然否决，他说：“自古文武并用，向在中都，设学养士未尝废，况今日乎！”[xvi]这两件事例显示了金代统治者坚持兴办教育的决心。
金代的学校教育，无论是办学规模，还是其教学内容，都体现了中国儒学传统教育的特色，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相比并不逊色。

三

其次，我们分析金代对女真民族的民族教育。
女真民族在建立金国之前还是一个没有文字的尚处于原始矇眛状态的民族。在其伐辽、攻宋，入主中原之後，女真民族接触到先进的中原汉文化，很快结束了这种矇眛混沌状态，使其民族文化素养得到迅速提升。其间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乃是创造发明了自已的民族文字——女真大、小字。据文献记载：“女直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始祖）诸子皆学之，……而完颜希尹乃依仿契丹字制女直字。”[xvii]又云：“太祖命（完颜）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天辅三年（1119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其後熙宗亦制女直字，与希尹新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xviii]女真文字的创造完成给女真民族文化带来了一次飞跃巨变，是其文明进程中的一次重大事件。从现存女真文字实物来看，女真文字主要是借鉴了汉字、契丹字形体而创造的一种新型民族文字，它采用拼音形式，适合女真语的实际，又是单个的形体，以便于书写。後来女真文字被大量地用于官方文件及翻译汉文典籍。

金建国之後，尤其是在有了本民族文字以後，金统治者在进行民族教育，提高民族素养方面作了大量有实效的工作，具体而言，这一教育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是专门设置女真国子学与开设策论科进士考试，这是专为选拔女真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而设的应试教育；另一层面则是面向广大女真猛安谋克户进行的普及教育[xix]。
如前所述，金开国以来就设置了国子监、太学一类的中央官学，以及後来兴办的的地方官学，为各类知识分子提供教育及入仕的途径，这类学校从理论上说是面向天下所有读书人，而不是专门为女真读书人而开设。由于女真民族文明进程起步较晚，文化积淀不深，因此在当时很难与中原的汉族学生以及接受了汉文化熏陶的契丹读书人相争。在这一形势下，为了保证女真民族的权益，于是专门为女真子弟开设的学校就应运而生了。
女真学的设置始于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年），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谋克猛安子弟为学生，以女真文字所译经书教育之。至大定十三年（1173年），由于要进行女真策论考试，为此正式在京城设立女真国子学，于诸路设女真府学，委派新科进士担任教授之职。其规模为国子学生员策论生100人、小学生100人，全国共设女真府州学22所，其具体生员数字不见文献记载，但当时规定每一谋克准许二人入学，以此推算应当是一个很大的数量[xx]。此後，女真学就与金立国始终相伴随，长久兴办下去，从未间断。
女真学教授的内容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儒学，而与其他各类学校不同的是，这些汉籍文献都要先翻译为女真文字再加以传授，因此有金一代官方组织翻译汉籍文献成为实施女真教育的首项任务。朝廷最初设置译经所职司其事，至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又设置弘文院，以从五品官任知院，专掌“校译经史”[xxi]，委任官吏专司其事，显示出朝廷的重视。大定四年(1164年)，朝廷首次颁行了以女真文字翻译的经书，但所译经书的名目已经不可得知。次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奏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明年又奏进《史记》、《汉书》的译本，朝廷都下诏颁行[xxii]。从这些记载可见，所译经籍当以史部典籍为先。至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九月，译经所进上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等多种。至二十八年(1188年)，经部典籍中就仅剩《诗》、《礼》两种尚未译完了[xxiii]。
金代统治者对汉学典籍的翻译似乎情有独钟，一直孜孜不倦地进行，其缘由主要是他们看中了这些文献中所蕴含的儒家修身、治国的思想，对于治理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与现实意义，尤其是以史书为教材更具有直捷的鉴戒作用。天眷二年（1139年）六月，平定吴十反叛後，金熙宗对侍臣曰：“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大臣韩昉奏对说：“皆由太宗温颜访问，房、杜辈竭忠尽诚。其书虽简，足以为法。”对于典籍中记载的周公辅佐成王的历史，熙宗也提出了自已独特的见解，认为“成王虽贤，亦周公辅佐之力。後世疑周公弑其兄，以朕观之，为社稷大计，亦不当非也”[xxiv]，对周公辅佐成王治理国政表示赞赏，对周公弑兄一说的见解显然是有感于金王室内乱而发。後来的金世宗极重视儒学经籍，他所谓“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朕於圣经不能深解，至於史传，开卷辄有所益”，在史籍中他特别看重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侍臣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之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xxv]。
对女真平民的教育是提升女真民族整体素质的重大关键，这一教育在金代也稳步地同时进行，除了前面提及的从猛安谋克户内选拔青年学生入府州学、国学学习以外，还常常由政府颁发一些儒学经籍给识字的女真平民，供其阅读学习。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金世宗曾将女真文《孝经》一千部赐给护卫亲军。二十六年(1186年)三月，亲军完颜乞奴建议，猛安谋克子弟必须先读女真文经史书籍，然后才能承袭世职，对此金世宗深表赞同，对这位亲军说：“但令稍通古今，则不肯为非，尔一亲军粗人，乃能言此，审其有益，何惮而不从!”[xxvi]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也诏令亲军年三十五以下者必须学习《孝经》、《论语》[xxvii]。
金代的历朝帝王秉承了儒家的治国理念，在鼓励百姓读书向善，修身养性时，往往把“忠孝”教育放在首位，向侍卫亲军颁赐《孝经》即其典型事例。金世宗常谓：“每见善人不忘忠孝，检身廉洁，皆出天性。至于常人，多喜为非，有天下者苟无以惩之，何由致治？”他对大臣们说：“朕委卿以大政，无违道以自陷，无曲从以误朕，惟忠惟孝，匡政辅益，期致太平。”[xxviii]金章宗则明确告诫官吏说廉耻道缺，风俗偷薄，其根源在于“官吏不能奉宣教化”，官员政绩多责近效，“有秉心宽厚，欲行德化者，駍谓之迂阔，故人人皆以教化为馀事，此孝弟所以废也”[xxix]。显然，这些皇帝对儒家伦理的教化作用是有较为的深刻认识，而且他们的做法也与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开明君主的做法同出一辙。
和所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一样，金代统治者在推进本民族文明进步的时候也遭遇到了一个相同的难题，那就是女真民族学习汉文化，一方面固然是加速了女真民族的文明进程，但另一方面却会丧失女真民族原有的文化传统，大有数典忘宗之虞，尤其使金代统治者担忧的是其民族原来尚武习俗的丧失。而金立国之後所面临的严竣现实是北边有刚刚兴起的同样是游牧民族的、习俗强悍的蒙古，南边有经济实力强盛、文化底蕴深厚的南宋，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其抗衡，其国势也必将岌岌可危。这种形势，金代统治者中的开明君主有所警惕，金世宗就曾经为皇室子弟不了解女真民俗而担忧，在宴会上告诫皇太子和诸王说：“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於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xxx]。朝廷中的有识之士也察觉到了，早在金章宗即位之初，尚书省奏请允许猛安谋克户愿意习进士业者均许入太学，太尉徒单克宁就警告说：“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习辞艺，忘武备，於国弗便。”[xxxi]甚至一些文人学士也对武备废弛表示担忧，像史旭的《早发骆驼堋》诗云：“郎君坐马臂雕弧，手撚一双金仆姑。毕竟太平何处用，只堪妆点早行图。”元好问在诗下加按语说：“景阳（史旭字景阳）大定中作此诗，已知国朝兵不可用，是则诗人之忧思深矣。”[xxxii]

为了解决这一现实的困境，金代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其中包括禁止女真人改称汉姓，不准改服汉人衣冠；宫廷卫士，只能讲女真语，不许使用汉语，犯者抵罪[xxxiii]。这种严格女真、汉人之防的举措，其目的显然是要保持女真民族原有的风俗习尚，而不至于完全汉人化。二是对女真人采取限丁入学的政策，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规定，“内外官员、诸局分承应人、武卫军、若猛安谋克女直及诸色人，户止一丁者不许应试，两丁者许一人，四丁二人，六丁以上者止许三人”[xxxiv]。这一举措显然是要遏制猛安谋克户（也包括中原地区的其他民族）过热的弃武从文的趋势，保证金国有足够的兵力资源，维护国家实力。至于後来的女真策论进士考试增加射箭、骑马功夫的测试，也在于要使女真进士不忘武功，当然其实际效果与设置的初衷未必能够一致。

四

作为中国十二世纪时代由少数民族执政的一段历史时期，金代统治者在其所轄的地域内所推行的教育活动，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一次成功的范例，具有较为重要的历史意义。《金史?文艺传》序说：“金用武得国，无以异於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传》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治有补於人之家国，岂一日之效哉！”这一段话语概括了金代文教方略的成就，并对“文治”的功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一评价应该说是中肯的，可以为我们总结金代文教方略提供很好的借鉴。对于金代实施的文教制度的成就，我们可以从金立国的现实与对后世教育科举制度的影响两方面来进行考察。
首先从金的政治制度来考察。自金立国伊始，金代统治者重视教育，选用儒学之士为官参与治国，而后又在女真民族中推行女真策论教育、考试，其目的就是要选拔信仰儒家思想的官吏来治理国家，以改善统治集团旧有的以宗戚、军将为主的结构成分，提高统治者的整体素质。金代统治者也如同中国历史上其他封建统治者一样，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儒学的道德价值观对于官吏品质所起的训导作用，认识到任用儒学官吏对于维护政权的重要性。金世宗曾经对比儒学入仕与习吏出身的官吏之间的差别，认为“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习性不能迁改”，强调“政道废兴，实由於此”，漃奖女真进士出身的官吏像徒单镒、夹古阿里补、尼厐古鉴等人品德出众，为“可用之材”，认为“起身刀笔者，虽才力可用，其廉介之节终不及进士”[xxxv]。这些言论都表现出金代皇帝们的远见卓识。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一批受到儒学熏陶的读书人，通过入学、科举而进入仕途，确保他们凭借个人才干而不是依靠门荫得官，以文治之效而是专靠杀伐之功升迁，仅仅是在《金史》忠义传、循吏传中，我们就可找到许多这类人物的事迹，他们往往都能保持廉介之节，临难不惧，或仁爱亲民，惠施於人。这对改善有金一代统治阶层的整体素质，保持社会的稳定起了极大的作用，因此兴学养士、科举取人无疑是顺应中国历史潮流发展的英明举措。而使平民接受儒学“忠孝仁义”的基础教育，于潜移默化中提升素养，这对于安定社会，化解矛盾，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其次，从金代所创造的文化实绩来看，也显示出金代文教策略的成功。金代学者继承北宋儒学宗旨，对儒学原典进行阐释发挥，有不可忽略的成就，像被称为“斯文主盟”的赵秉文就撰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并删集《论语》《孟子解》多种。杨云翼编校《大金集礼》，与赵秉文合作《君臣政要》、《龟鉴万年录》等。他宣称“学以儒为正，不纯乎儒，非学也；文以礼为主，不根于理，非文也。自魏晋而下，为学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异端，不本于仁义之说而尚夸词，君子病诸。”[xxxvi]。杨云翼强调孔孟的正宗地位，指出仁义乃为文章之本，试图仿效唐代韩愈，充当儒学的卫道者。後来的王若虚也著有《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史记辨惑》、《诸史辨惑》《新唐书辨惑》等书，高度赞扬宋代理学所取得的成就，认为其“使千古绝学一朝复续，开其致知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人欲之辨”[xxxvii]，指出“宋儒之议论不为无功，不为无罪焉”。他在《论语》的研读阐释方面，对宋人杨时、谢良佐、张九成、叶适、朱熹、张栻均邓一一加以评说，如谓朱熹“删取众说，最为简当”，然而有“妄为注释”，“过为曲说”之失[xxxviii]，都表现出他在儒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真知灼见。至於金代文学创作的成就也是後世学者有目共睹的。金代文学创作沿袭了北宋文学创作的方向，主要受北宋“苏黄”为代表的文学家的影响甚深，创造出了富有北方地域特色的有金一代的诗词文学，涌现出一大批包括女真族文学家在内的优秀作家，其中元好问（1190——1257）为金代文学家之佼佼者，他不仅自己创作了众多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词作品，而且还编辑了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以诗存史，保存了金代作家的文献资料。女真族皇室作家完颜璹的诗词清新婉丽，韵味悠长，完全可与汉族作家诗词媲美。金董解元的《西廂记》乃是元代王实甫《西廂记》的蓝本。清代学者在对比金与南宋各自的文学创成就时指出，“宋自南渡以後，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并于金”[xxxix]，这一评价尽管尚带有一些献媚清代统治者的成份（因为清代统治者自称为金的後裔），但它也比较确切地道出了南北文学发展的不同价值取向。在传统中医中药学研究上，金代的学者也成就卓著，他们重视中医中药学的研讨，在脉理、伤寒、脾胃、痨疾、针灸、药物学方面都有重要成果，像刘完素《素问玄机气宜保命集》、《素问玄机原病式》、《三消论》，张从正的《儒门事亲》，李杲《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闻人耆年《备急灸法》，张元素《珍珠囊》《藏府标本药式》，李杲《雷公泡制药性赋》，这些医药学文献一直到现代都　还保存完好，是我国中医中药文献的珍贵宝藏，受到现代学人的重视。
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来看，金代的儒学教育培养了一批实学之才，尽管这些人才可能没有在金代崭露头角，但是到了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後，他们就都变成了元代初年事功显赫的知名人物。我们说金代教育为异代储备了人才，这是绝无置疑的。像耶律楚材（1190——1244），原为辽国契丹皇族子弟，降元後辅助元太祖，筹画建国方略，随军西征，提出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主张，元初诸多政令都出自其手，成为元初重要开国功臣。许衡（1209——1281）生于金末元初，刻苦研读儒学经典，身体力行，是将理学推广于北方的最早传播者。
自唐末五代以来，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几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朝代，它们分别是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以及清（满族）。其中的辽、金只佔有北中国地域，其统治尚未及于长江以南的地域。如果我们将这四个朝代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作为统治者的少数民族，却在文化传统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于是这些统治者不约而同地采取一些相应的应对策略，或相互有所借鉴，而这些策略有的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举措，有的则是阻碍文明进程的昏招。
在“以儒兴国”的方略上，金代的统治者显然要比辽代统治者高明得多。金与辽立国相後先，辽代统治者往往采取对文化的禁锢政策，比如严格的书禁，有传递图书出国境者将被处死[xl]。立法严禁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一旦有契丹族人违令参加考试，就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契丹人耶律蒲鲁参加进士考试及第，朝廷以其擅自参加考试违法，对其父亲施行鞭刑二百，处罚其疏于管教之过[xli]。这些举措乃是辽代统治者畏惧先进文明的极不明智的举动，其后果也对辽的立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严重地阻碍了辽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契丹民族文明的发展进程。至今现存的辽文明极为稀少，归咎其原因，与这种文化政策的实施有很大的关系。而金代统治者的文教措施则与之大相径庭，应当是对其文化政策的纠偏。
金代对女真人实施单独的民族教育，进行专门的科举考试，这一作法对後世的元、清两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元代曾经仿效金代之制设立专门的蒙古国子学。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在大都设立蒙古国子学，主要以蒙古族官员子弟为主，并选择部分汉人官员子弟随读，其课程以蒙古语翻译本《通鉴集要》教之，待其学有成效後出题考试，酌量授官[xlii]。蒙古国子学的规模在後来的成宗、武宗、仕宗、顺帝时代都所扩大。在科举考试中也分两榜进行，蒙古、色目人为一榜，南北汉人为一榜，两榜分别录取，如果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榜，中选者加一等除官[xliii]。这显然是考虑到了蒙古学生文化层次的差异而采取的保护措施。後来满族大军入主中原，建立清帝国，也采取过这种单独设置满学、分榜取士的作法。顺治间（1644——1661年），委任满族教官教习满文，当时的科举考试，也分满汉二榜，满人、蒙古人入满州榜，汉人单为一榜[xliv]。这些举措显然都是受到金代女真学校、科举考试的影响，只是元、清两代统治者没有坚持这种单独设学，分榜取士的作法，经过短暂的实施，很快就废止了。
历史学家曾经说过：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处。今天我们探讨儒学在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的时候，研究金代文教制度，寻找其顺应历史发展的合理的部分，从中学习到一些有用的东西，这对于我们现代化建设不无借鉴。我们觉得，教育是立国之本，现代文明建设的进程绝对离不开教育。要共谋发展，先进文化就必须肩负起帮助暂时处于相对落後的文化使之共同进步的责任，这时教育就成为了极其重要的手段。其次，教育工作应该有阶段性，要照顾暂时处于落後地位的文化的特殊性，对之既不能漠视不管，也不能盲目追高，应本着继承与创新的原则稳步前进。也许这就是我们研究金代文教制度为我们构建现代社会的一些启迪。

[i] 明代吕元善所撰的《圣门志》卷4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南宋建炎二年(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年)，金军统帅粘没喝率军队攻入袭庆府，进军至阙里，当时孔子后裔衍圣公孔端友已南逃而去，军士欲发掘孔子墓，粘没喝问通事，孔子为何人，通事回复说是古之大圣人。粘没喝曰：“大圣人安可发?”于是阻止军士发墓，并诛杀发墓兵，孔墓于是获存。按，这一记载不见于其他正史，颇有可疑，姑录之以俟考。

[ii] 这一史实，在元代的文献中多有记载。参见《元朝名臣事略》卷10《宣慰张公德辉》，《元史》卷163《张德辉传》等。

[iii] 《金史》卷4《熙宗本纪》，卷35《礼志》。

[iv] 《金史》卷5《海陵王纪》。

[v]《金史》卷35《礼志》。

[vi] 《金史》卷7《世宗本纪》。
[vii] 《金史》卷51《选举志》。

[viii] 《金史》卷96《路伯达传》。

[ix] 《金史》卷125《胡励传》。

[x] 《金史》卷126《刘从益传》。

[xi] 《金史》卷80《赤盏晖传》。

[xii] 均见《金史》卷127《隐逸传》。

[xiii] 《金史》卷51《选举志》，《续文献通考》卷47《学校考》

[xiv] 《金史》卷9《章宗纪》。

[xv] 《金史》卷11 《章宗纪》。

[xvi] 《金史》卷15《宣宗纪》。

[xvii] 《金史》卷66《始祖以下诸子传》。

[xviii] 《金史》卷73《完颜希尹传》。

[xix] 猛安谋克是女真部族的基层行政单位。金建国前，“猛安”原指部落统军首长；“谋克”为氏族长。建国後，它成为女真社会的基层单位，既是行政组织，又是军事组织，所轄人户最初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到後来减少到二十五户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猛安。

[xx] 《金史》卷51《选举志》。

[xxi] 《金史》卷9《章宗本纪》、卷53《选举志》。

[xxii] 《金史》卷99《徒单镒传》。

[xxiii] 《金史》卷8《世宗本纪》。

[xxiv] 《金史》卷4《熙宗纪》。

[xxv] 《金史》卷8《世宗纪》。

[xxvi] 《金史》卷8《世宗纪》。

[xxvii] 《金史》卷12《章宗纪》。

[xxviii] 《金史》卷8《世宗纪》、卷88《纥石烈良弼传》。

[xxix] 《金史》卷10《章宗纪》。

[xxx] 《金史》卷7、8《世宗纪》。

[xxxi] 《金史》卷92《徒单克宁传》。

[xxxii] 《中州集》卷2。

[xxxiii] 分见《金史》卷7、8《世宗纪》，卷9《章宗纪》。

[xxxiv] 《金史》卷51《选举志》。

[xxxv] 《金史》卷8《世宗本纪》。

[xxxvi] 杨云翼《滏水集引》。

[xxxvii]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44《道学发源序》。

[xxxviii] 《滹南遗老集》卷3《论语辨惑序》。

[xxxix] 《四库全书总目》卷190《御选全金诗》提要。

[xl] 沈括《梦溪笔谈》卷15。

[xli] 《辽史》卷89《耶律蒲鲁传》。

[xlii] 《续文献通考》卷47《学校考》一。

[xliii] 《元史》卷81《选举志》。

[xliv] 《皇朝文献通考》卷63、64，《中国考试制度史》引《淡墨录》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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