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八世纪的东亚外交形势和日中遣唐使交流

八世纪的东亚外交形势和日中遣唐使交流
荣新江 |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最近，由于井真成墓志的发现，引起了中日双方学术界对于遣唐使的新探讨，并由此出发，重新审视井真成入唐的8世纪上半叶及其前后东亚的外交形势，给已经丰富多彩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增添了新的篇章。近年来，笔者一直关注唐代长安的外来人与外来文明以及长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对周边民族、国家的影响，这里仅8世纪上半叶井真成来唐前后东亚的外交形势和遣唐使问题，略加论说。
一
7世纪后半叶东亚形势与中日关系
在讨论8世纪东亚外交形势和中日关系之前，必须回顾一下7世纪后半叶的情形。
在唐朝内部局势平稳以后，贞观四年（630），迎来了倭国（后改称日本，以下行文通用日本）派遣的犬上御田锹、大仁药师惠日为首的第一次遣唐使。中国史书称唐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显然没有把日本当作每年朝贡的蕃国，而是《唐会要》卷一百《杂录》所说的“绝域”之国。不过，太宗对于首次来唐的日本使还是非常重视的，因此在翌年派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回访。但史称高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显然是日本不肯向唐朝称臣，而唐朝也不能容忍日本分庭抗礼，因此，高表仁的出使无功而返，日唐邦交暂时中断。
二十多年以后，653、654年，日本接连派出第二、第三次遣唐使，而且是前使还没有回国，后使就出发了，这种异常的动作显然和当时的朝鲜半岛局势有关。因为当时正处在高丽、百济与新罗纷争的紧要关头，唐朝支持新罗，屡次出兵攻打高丽；日本在“大化改新”后，也正积极介入半岛政治，支持高丽、百济，暗中与唐朝对抗。唐朝力图从外交上争取日本对新罗的支持，高宗曾对第三次遣唐使者说：“王国与新罗接近，新罗素为高丽、百济所侵，若有危急，王宜遣兵救之。”并且给予较多的“文书宝物”。但日本并没有接受唐朝的建言，而是继续支持百济，致使新罗在657年拒绝日本经由新罗入唐，双方关系断绝。两年后日本派出的第四次遣唐使，“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显然是向唐朝表示在东海地域的优越地位。而且，据说这次遣唐使在参加十一月一日冬至之会的番国当中，人数最多。唐朝此时已经看出日本在半岛政治格局中的倾向，因为即将用兵百济，所以把日本使者“幽置别处，闭户防禁，不许东西”。
660年，唐朝、新罗联军灭百济王国，并分道发兵攻高丽。随后，日本支持百济遗民复国，于662年派170艘船送百济王子归国。663年，又先后派数万兵支援百济。同年八月，唐朝、新罗联军与日本战船相遇于白江（白村江）口，经过激战，日军大败而归。白江口之战彻底击破了日本以武力介入朝鲜半岛的企图，使日本的外交政策开始转向，放弃半岛的军事介入，巩固自己的边防，不与唐朝正面对立，也不积极与唐通交和要求册封。从唐朝一方来讲，因为当时的主要敌对目标是百济北面的高丽，因此对于日本采取和平的外交，665年，由百济镇将刘仁愿派郭务悰出使日本，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随后，双方通过百济故地进行交往，665、667年日本的第五、第六次遣唐使只是送唐朝使者的行动，而且只到百济唐军驻地而止。668年，唐朝、新罗联军灭高丽，置安东都护府，镇平壤。翌年，日本派出第七次遣唐使，“贺平高丽”。此后31年没有与唐朝正式交往，表明日本在武力退出半岛后政治上的消极态度。
与此同时，在高丽灭亡后，唐朝与新罗的联盟破裂，新罗开始向北蚕食唐朝占领的百济故地，并北争高丽。而唐朝迫于西边新兴的吐蕃与唐朝争夺河陇、西域的战争压力，从“关中本位政策”出发，调集朝鲜半岛的武力，去抗击吐蕃。675年，唐朝与新罗开战，但不久新罗遣使入朝。唐朝主动从半岛撤军，而派高丽、百济首领回故地安抚旧民。到7世纪末，东北的契丹反叛，渤海兴起，北边则有突厥第二汗国的强大势力，使得唐朝彻底退出半岛政治，新罗得以统一半岛。在新罗统一的过程中，采取与日本修好的外交政策，在7世纪下半叶与日本往来密切。
二
“皇明远被，日本来庭”
与7世纪中叶以来的战火硝烟相比，进入8世纪，东亚各国间的交往变得彬彬有礼，特别是中日之间的交流，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利益之争，而主要是频繁的文化交往。
在7世纪的后半，日本虽然在31年间没有遣使入唐，但在经新罗陆续归国的入唐留学生和留学僧的帮助下，大力改革国家制度。681年开始编纂律令。689年完成《净御原令》。到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完成《大宝律令》的改订。就在《大宝律令》完成的同年，建造遣唐船并任命遣唐使，准备前往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