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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为何以中谓“古”，以西谓“今” ? [打印本页]

作者: 金色的记忆 时间: 2012-8-6 17:46
标题: 为何以中谓“古”，以西谓“今” ?
1913年12月23日(民国二年)，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在北齤京天坛举行祭孔典礼。一套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幕：袁世凯头戴平天冠，身着黑色礼服，在众人簇拥下，以主祭者的身份走向天坛，且祝且拜，礼成而退……
　　历史事件的含义总是由后人来解释。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袁世凯这张祭孔照片被附于他两年后废除民国、复辟洪宪帝制这一事件的文字旁。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套“袁氏祭孔”照被与洪宪帝制紧紧绑在了一起。在纪录片《凤凰大视野》的“市井国士·杨度”一集里，同样对这一幕做出了寓意相近的解释：“冯国璋去问袁世凯他是不是要当皇帝。袁世凯委屈地抱怨，‘我连总统都不想做，哪里还能想当皇帝?’两个月后，袁世凯却脱下了总统帽，戴上了方方正正的天平冠，身穿古汉服，拜孔祭天，俨然皇帝模样……”由此可见，长期以来，袁世凯就任总统之后所倡导的“尊孔读经”、“祭孔拜天”等行为，皆被后人视之为其复辟帝制的前奏。

　　回首百年前，辛亥惊变，王朝陨落，民国新成。自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就职总统后，其在文化教育方面所实行的政策大致如此：早在1912年(民国元年)，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时便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1913年10月公布的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要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1915年1月，袁世凯颁布《教育要旨》，规定“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忿争，戒躁进”作为要旨。同年2月，袁世凯又颁布了《教育纲要》，更明确提出“各学校均应崇奉古贤以为师法，宜尊孔子以端其基，尚孔孟以致其用”，要求各“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正式在中小学恢复读经等。

　　对此问题，历来也有不同的声音争议不休。部分观点认为，当时辛亥革齤命刚推翻满洲专制政府，汉族刚从受压迫的历史中走出来，而在有清一代两百多年间的民族高压政策与严酷的文字狱，造成传统的华夏文明受到冲击与扭曲。而袁世凯则是要“力图恢复已经中断两百多年的传统汉文化”(其中自然涉及到清朝统治者对传统经典的扭曲和利用)。但更多人的观点则与主流观点一致，认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作为专制王朝的思想基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纲常名教更为封建统治者接受和利用，成为维护独裁统治的有力工具。”袁世凯之后称帝的作为，这无疑使得这一说法成为“铁证一般的事实证明”，进而成为评价袁世凯“尊孔复辟论”的主流观点。

　　无论如何，袁世凯的洪宪迷梦仅83日便走向破灭。因此，本文主旨不在讨论那段历史，亦无意为袁氏称帝行为翻案，故不深究袁世凯之前的“尊孔祭天”究竟意欲何为?只试着拨开历史迷雾，拭去政治赋予历史的强烈色彩，理清“祭孔”与“复辟”这两个历史事件之间的各种关系。

　　洪宪帝制已发生近百年，然而“袁氏祭孔”与“洪宪复辟”之间种种看似不可分割的关系，给后世带来之影响可谓后患无穷。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事件是百年来中国人对于本民族文化与国家制度之间的概念认识模糊的代表之一。实际上，从民国初成、袁世凯就职总统后在文化和教育上实施的一系列方案来说，并未遭到大多数人强烈反对，其在任期间对蒙、疆领土主齤权的坚持和维护至今亦是值得肯定的。稍微仔细观察此段历史事件便可发现，在袁氏当国短短的几年间，导致他被反对和声讨的原因大致是“宋案”、“修改临时约法”、“改总统为无限期连任”等一系列制度上和政治斗争上的问题，以最后的“洪宪帝制复辟”为高潮。此后袁氏一落千丈，成为了千夫所指的“窃国大盗”。至少从那时候开始，“中国文化”与“政治制度”这对原本关系不是很大的东西已经被紧紧绑在一起，甚至成了对立的双方。事实上，民族文化与政治制度并非对立，用孙中山先生的观点来解释，这两者一为民族上的问题，一为民权上的问题。无民族之根，则难开民权之叶，更遑论民生之果。故孙中山先生多次强调：“吾党三主义，民族主义冠焉!”

　　孙中山先生述著的《三民齤主义》中“民族主义第六讲”里提到这样一段话，可以很好地诠释这一关系，在此摘录如下：“前几天我到乡下进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后进的一间厅堂去休息，看见右边有一个‘孝’字，左边一无所有，我想从前一定有个忠字。像这些景象，我看见了的不止一次，有许多祠堂和家庙，都是一样的，不过我前天所看到的‘孝’字，是特别的大，左边所拆去的痕迹还是很新鲜。推究那个拆去的行为，不知道是乡下人自己做的，或者是我们所驻的士兵做的，但是我们从前看到许多祠堂庙宇没有驻过兵，都把‘忠’字拆去了。由此便可见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了。以为以前的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了，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它拆去。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还有没有国家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现在说忠于君，固然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到成功，就是把性命拿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死……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在此。”

　　我想，孙中山先生关于“忠”字的这段文字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之所在了。与“尊孔”和“祭天”一样，原本这属于华夏民族千年来固有的传统，但因为这些传统是发生于帝王时代，便被惯性思维打上了“帝制”的标签。到了共和体制，便以为没有君主，那么就可以将君主时代的传统都抛弃了。众所周知，孙中山与袁世凯是政敌，袁世凯是专制复辟的代表，而孙中山先生一直被后世尊为“共和之父”、“民齤主革齤命的先行者”。那么，孙中山先生本人对于孔孟思想、传统道德又是持什么态度呢?他在其著作中多次强调本民族传统之重要，以此为中国人立命之本。同时引用过孔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孔孟是中国最早的民权主义者，只是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思想和制度还不具备成熟条件，使得他们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如乌托邦那样，无法实现。由此可以看出，辛亥之后，孙中山与袁世凯在民族与文化的认识上是基本一致的。他们之间真正的冲突和对立始于宋案，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齤命”讨袁以及之后的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等，皆属于民权革齤命，是政治制度上的冲突，而非民族文化上的矛盾。

　　从中山先生所讲的关于“忠”字的故事来看，似乎在百年前人们已经习惯了“时代绑定”的思维模式，认为“忠”就一定对应“君”;以此类推，“尊孔”便一定对应“复古”，“儒家”一定对应“专制”，“中华传统”一定对应“封建糟粕”。而袁氏的称帝及其迅速失败，更让国民认定了这一点。到了“五四”时期，便直接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不可否认，在历代经典异变与文化浩劫后，传统的儒家确实遭到一定程度的歪曲，亦产生了不少的流弊，故“五四”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我个人非常赞同南怀瑾先生在其述著中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几段评价：孔家店之所以被打倒，其原因在于那个时代的青年们“一方面痛心于国家民族的懦弱，而急欲救亡图强。一方面又受外来西方文化之影响，于是整个思想陷于古今中外的矛盾冲突，而呈一片混乱。”(南怀瑾《亦新亦旧的一代》)从儒家文化自身的原因来看，南师亦认为“ ‘五四运动’当年，人们要打倒它，这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店，本来是孔孟两个老板开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还加上一些伙计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还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这一解释错，整个光辉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了一层非常厚重的阴影，因此后人要推倒孔孟思想。”(南怀瑾《论语别裁》)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挖根的合理理由，故此南师同时也说：“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

　　民族传统的根被“时代论”活生生地割裂，是本民族最大的悲哀。例如今日有人提倡“过传统节日穿民族服饰”，亦被不少人视之为“复古”或是“穿古装”。其实我们可以看看邻邦的日韩，他们平日虽然也是西装革履，但并不因此将本民族的文化抛弃和割裂，而是加以继承与发扬。因此，日本的和服与韩国的韩服我们都能清楚地知道，而我们本民族的服饰在自己的土地上，却多被误以为是“和服”、“韩服”或是冠以“古装”之名。在更多国人的思维里，“西装”、“T-shirt”、 “Jacket”才是中国人的“现代装”。今天，有人开始反思“我们是一个没有质感的民族”。其因何在?我想，人们应该共同来思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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