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装、汉服与汉服运动
——21世纪初叶中国有关“民族服装”的新动态
周星 教授
开放时代，2008年3期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本文集中论述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先后涌现出的有关“民族服装”的多种文化动态, 其中包括以2001 年上海APEC 会议为契机而广为流行的“新唐装”、2004 年以来逐渐升温的“汉服”热潮等。在揭示了“民族服装”之具有场景性或情景性的同时,作者对“新唐装”和“汉服”相继兴起的时代背景和现实依据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基于实证性的观察, 对当前以互联网为主要依托的“汉服运动”的内涵、特征及其活动模式也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进而对“民族服装”与中国人民族身份认同的关系问题也作了必要的探讨。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multi-cultural trends of ‘thenational cos tume ’in the social life of China in the21s t century, including the‘new Tang cos tume ’firs t adopted in APEC Congres s 2001 in Shanghai and‘the Han costume ’which has gradually comeinto fashion s ince 2004. This author goes behind the scenes of these newtrends and looks deep into their background. Based on case s tudies , thisauthor probes into the subs tance , characteristics , and operative pattern ofthe current‘Han cos tume move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nationalcostume ’and ques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中国的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长期以来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还是较为关注的，但是，对于汉族的“民族服装”，进而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问题，却似乎是采取了熟视无睹的态度。然而，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短短几年间，中国社会里围绕着“民族服装”所展开的多种社会与文化实践，已经先后出现了“唐装”的流行、“汉服”的讨论以及“汉服运动”的方兴未艾等很多引人注目的动向。本文基于实证性的观察，拟对当前有关中国人“民族服装”问题的上述社会与文化动向予以初步的梳理，进而对于服装之与中国人民族身份认同的关系问题也予以必要的探讨。衷心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1]。
一、“民族服装”的场景或情境性
本文所谓的“民族服装”，主要是指在多民族的族际社会包括国际社会中，能够被作为民族识别或归属、认同之标识或符号的服装[2]。例如，日本的和服，韩国的韩服、印度人的“纱丽”、蒙古人的蒙古袍、藏族的藏袍、纳西族的“披星戴月”服饰等等，都是不言而喻的“民族服装”。但是，在中国，这一概念还经常被用来特指少数民族的服装[3]。就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政协的重要会议上，一些少数民族出身的代表或委员，往往会特意穿着鲜艳的本民族服装一样（照片1），“民族服装”往往可以成为其少数民族身份的标识和其民族认同的象征。在多民族的中国社会里，少数民族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和汉民族间相互区别的最为重要和醒目的标识之一，就是“民族服装”[4]。
中国各地的汉人服饰文化，也非常富于多样性，在它们都是汉人的装束这一意义上，确实都算得上是“民族服装”，也可以叫做“汉服”；但是，当它们在不和其他民族或族群发生对比参照的关系时，把它们理解为具有地方性的“民俗服装”似乎要更为恰当一些。例如，贵州的汉人支系屯堡人的妇女装束，大多为青色或蓝色的大襟长袍，其腰缠布或丝质长腰带，并在衣襟、袖口等处镶以花边（照片2）[5]。这一类地方性的“民俗服装”，若是在和贵州当地其他少数民族的服饰相比较的时候，的确算得上是当地一部分汉人的“民族服装”，但它通常却并不会被选择出来作为全体汉族的“民族服装”。当研究者把它和其他地区的“民俗服装”（例如，福建惠安的妇女装束等，照片3）进行对比时，一般会说它们分别反映了汉人服饰生活或服饰民俗的地域多样性特点。换言之，若是没有族际的场景、情境和条件，就可以将它们只理解为“民俗服装”。
在中国的各种多民族的场景下，尤其是在“华化”[6]和全球化的趋势中，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往往会通过“民族服装”来予以表达，而建构本民族的鲜明“形象”的主要途径之一，正是不断地重新定义和推出经过改良了的“民族服装”。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发生了很多诸如“舞台化”、“轻装化”之类的变迁[7]，其绝大多数情形都是以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为背景的。显然，“民族服装”在很多情形下，是在族际的环境、场景或情境下，由“民俗服装”延展或引伸而来的。汉族的有些“民系”或有些少数民族的支系层面，也往往穿着各自不尽相同的服装，像苗族、瑶族和彝族的很多支系就是如此。一方面，它们既具有反映其地域性特点的“民俗服装”的属性，同时，又具有在某些族际条件或情境下被作为“民族服装”的资格。至于具体地会是哪个支系或哪个地方的“民俗服装”有可能在族场景或情境下被升格成为“民族服装”，则要取决于族际关系的各种具体的情形。族际的场景或情境，通常是只会选择一部分“民俗服装”而不是其全部来作为“民族服装”的典型。“民俗服装”和“民族服装”的关系，就像方言和标准语的关系一样。“民族服装”是在具体的族际场景和情境下被定义的，这也就如同民族的“自称”和“他称”一样，既需要有自称的依据，又需要有他称的承认。“民族服装”也一样，既需要有“民俗服装”的依据和根源，又需要有族际情境或环境、条件的筛选和来自“他者”的认知。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各少数民族社会均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致力于改良、创制和界说着他们各自的“民族服装”，并且不断地通过其“民族服装”而在多民族的中国社会里展示或形塑着各自的“民族形象”。这可以说是颇为寻常可见的文化动向。在中国的大多数场合下，节日盛装要远比日常着装更加容易被选择出来作为“民族服装”或其改良所依据的原型，这是因为节日盛装比较起来要更加符合民众对于其自身“民族形象”的偏好。在中国多民族社会的族际关系里，除了“民族服装”的自我展示和相互界定之外，服装文化的族际交流也颇为常见，服装文化之间互相采借和彼此影响的情形，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几乎在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社会里，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日常男装和所谓“汉人”的服装以及和都市市民的装束逐渐相趋同的发展走向。
“民俗服装”和“民族服装”，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异，只是后者具有场景或情境性而已。“民俗服装”一般较少或不发挥族际标识的作用，它主要是在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物理（驱寒等）、审美、象征表现等社会属性方面的功能，例如，日常服装、劳作服装和节日盛装的区分与组合，性别、年龄、职业以及不同人生状态（婚否等）的标示等等。比起“民俗服装”来，“民族服装”则由于需要在族际社会关系里展示本民族的形象，故其物理的属性和其他一些社会的属性便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与此相应的，则是其作为民族之象征符号的属性往往会有突出的扩张。
和少数民族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度里经常需要展示他们各自的“民族服装”一样，在很多重要的国际社会的场景下，也就自然会出现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问题。即便是在现当代的社会里，人们身着“民族服装”的场景和机会并不是特别地多，但它依然是备受海内外关注的话题。本文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民族服装”的，当然，也不能完全回避“汉族”在相对于“少数民族”时也同样时不时地会面临到的“民族服装”问题。
在与西方或东亚各国的服装文化相比较时，明确中国或“中式服装”的一系列文化特点或其历史传统的背景等，显然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因为“民族服装”除了在族际场景或情境下可以由“民俗服装”升华而来之外，还可以从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上去寻求有关的文化资源以作为再生产和再创制的依据。中国自称“衣冠王国”，汉人的服装形制很早就形成了两个基本的谱系，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一个是上衣下裳（裤、裙）的谱系；另一个是“深衣”亦即所谓袍服的谱系。袍服由于不方便于劳作，在古代多为上层阶级采用。但无论哪种形制，中国古代的服装基本上都是平面裁剪，多为连袖（无肩缝），不大倾向于强调人的身体与性别特征，而是以宽松、平直、随和，甚至以遮掩人体为基本的特征。大约到了清代，中国传统服装的大部分基本元素和各种传统技法均趋于成熟，并成为后世人们进行服装改良和服装创新时最为主要的基础。
中国古代文明还有一个叫做“服制”的政治文化传统。古代的服装制度，是其政治秩序、社会等级和身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通过服制规范官员与人民的行为使之不得僭越。历代帝王为政，均非常看重“服色”，每逢王朝更迭，往往就会有“改朔易服”之类的举措，这是因为服制与服色不仅被用来象征天命（如龙袍），还可以表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和身份、地位等[8]（如明清时代的“补子”图案等）。换言之，服装在中国社会里不仅是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它往往同时还是一种政治符号，其中蕴含着很多的象征性和意识形态的理念或其背景[9]。
自从19世纪中叶起，中国进入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衰败、被侵略、内战和革命的混乱时期。与此同时，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包括着装服饰等，在迅猛激荡的社会变迁中出现了改良、创新和基本上是以“西装化”为导向的发展趋势。但是，就在全面、彻底的西装化几乎就要顺利实现的当今，却先后出现了很多次涉及“民族服装”的创制、“发明”乃至重新建构的尝试。最近相继涌现的“唐装”流行热潮和“汉服运动”，均足以说明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困扰至今仍存，尚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二、“新唐装”的流行：国际化场景的“民族服装”演出 “唐装”这一概念原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唐代人的服装；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中式服装”。其第二种含义可能与涉及海外华人的“唐人街”、“唐人”等概念有关，主要是指被海外认知的“中式服装”或泛指中国人的装束。但是，自从在2001年10月21日上海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有一套经过重新精心设计的“中式服装”一经正式亮相，“唐装”一词就具有有了新的第三层含义，亦即专指那套经过重新设计、并迅速在海内外华人社会中流行开来的“中式服装”（照片4）。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宗旨是“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壁垒”等，亦即以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为导向。但在其一年一度的经济体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却形成了一个“传统”，亦即与会领导人所穿着的休闲服装，均是由东道国提供的富有本国或本地民族特色的服装，这个“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化”之与“民族化”并行不悖的可能性。主办上海APEC会议的中国政府，曾为此花大气力设计并隆重推出的一套现代“中式服装”，这可以说是在国际化场景的一次颇为成功“民族服装”的创制与表演。
2002年春节期间，这套“中式服装”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式地流行，不仅使得“唐装”一词迅速成为当年的“流行语”，而且，其意义也产生了诸多的分析，并引发了很多辩论[10]。笔者把“唐装”一词看作是和“中式服装”基本同义，而用“新唐装”一词指称APEC会议期间推出的这一套“中式服装”。笔者使用“新唐装”这一称谓，同时也是为了尊重原创人员的命名权[11]。
作为一次典型的和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有关服装创意的文化实践活动，“新唐装”的设计目标，就是要推出一套“盛世华服”。由于其在款式、面料和工艺等方面均做到了既对传统有所保留、借鉴，又有很多创新，并且融入了现代时尚的要素，因此，而受到了社会公众的欢迎。“新唐装”款式的主要特点，简单地说，就是立领、对襟、接袖、盘扣，主要使用团花织锦缎面料，并采用传统的装饰图案或纹样（照片5-6）。根据由原创者们所著《新唐装》一书介绍，新唐装在款式设计中，尽量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服装的古朴风韵，又突出了现代服装洒脱自如的特点；在制作技艺中，既运用了传统服装的诸多特色工艺如滚边、镶边[12]、嵌线、盘扣等，又大量采用了现代服装制作技术，如接袖、粘合衬、蒸汽熨烫等[13]。不过，分别和“新唐装”的男女上衣及所谓的“唐式”男女衬衫相配套的，主要是男女西裤或西式裙子。换言之，所谓“新唐装”，其实就是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中式上衣，一般并不包括与之配套的男女西裤和西式女裙。这种情形多少反映了它确实又只是一种“应景”的创作，虽然因适时推出并获得成功，但还是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此套“新唐装”的推出并非一阵空谷来风，它其实是有着深厚的服装史渊源的。“新唐装”基本上是以清代的对襟马褂为基础，经过改良而成的中式轻上装。其男子款式的由来，可一直追溯到明清时男子的“行褂”、马褂及民国时期和长衫（袍）相配的马褂等，它的立领、对襟、盘纽等，除改连袖为装袖之外，基本上就是行褂、马褂款式的延伸与演变。“新唐装”女子款式的由来，大体上也可以追溯到清代的女子马褂、20世纪40年代率先在上海出现的对襟中式女装、装袖中西式女装等。所谓“中西式女装”的基本款式为立领、对襟、装袖，或为布料盘扣，或为塑胶扣子。以西式装袖为特点的此种“中西式女装”，曾于20世纪60-70年代在中国盛行一时；到80年代中期，在上海还流行过一种“东方衫”，它是采用西装开襟、装袖，同时又采用中式立领和滚边、嵌线、镶边等传统服装工艺，并略微收腰，很适合中青年妇穿着[14]。正是上述所有积累，最终为今日“新唐装”女上衣的创新设计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对襟中式女装和装袖中西式女装的出现与流行，多少反映出中国女子服装款式一度曾出现过的男子化倾向，这也和妇女走向自由及男女平等的社会风尚有着密切的关联。
“新唐装”的设计创新，较好地处理了传统服装要素与现代款式造型相结合的问题，亦即重视传统服装语言中的一些基本要素，诸如立领、对襟、手工盘纽等，但放弃了传统服装之肩袖不分、前后衣片联体等缺乏立体感的款式造型，而代之以肩、袖等部位的现代装袖造型（照片7）。此外，在面料的选用、装饰的纹样（团花）[15]、裁缝的工艺等方面，也都既较好地汲取了经典的传统因素，又营造出了“新唐装”的现代美感。
“新唐装”的设计、隆重推出和大范围流行，也是依托“都市流行现象”的规律而成功运营的一次具有强烈商业性的操作。“新唐装”的流行，既不是常见的辐射式、渗透式，也不是蔓延式或爆发式，而是一种颇为罕见的“共振式”流行[16]，亦即在“新唐装”发祥之地的上海和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几乎同时发生共振，这多少意味着在“新唐装”的流行之先，中国社会已经逐渐地具备了较为普遍的适宜于“中式服装”复兴的社会氛围和基础，故“新唐装”的传播速度非常之快，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了全国。实际上，早在“新唐装”亮相之前的20世纪90年代，各种“中式服装”就已悄悄流行，特别是在一些仪式场合和某些特定的服务性行业，“中式服装”的登场常常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并具有特别的亲切感和亲和力（照片8-10）。
“新唐装”的定位，有两点值得提及。第一，由于是为亚太各国或地区领导人设计的“高级服装”，故特别注意款式、面料和制作工艺的水准，一切都要求高档和一流。尽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并不很长的服装传统是以“休闲”为导向的，但“新唐装”的设计理念却是着眼于正式场合，很注重款式的庄重感。第二，设计者们对于“男子宽松”、“女子合体”之类的着装建议固然是适宜的，但试图使“新唐装”能够适应劳工和工作以外的所有场合（包括正式场合与休闲场合）以及所有人需求的“万能”服装，却并不现实。“新唐装”究竟是正式场合的礼服，还是休闲场合的休闲服？它是代表中国人精神风貌的“民族服装”，抑或只是一种新的时尚服装？对此，“新唐装”的初创设计者们的界定，并不是十分明确。除了在一些可能的服务行业或工作环境允许的场合之外，“新唐装”基本上是不适合劳作的。笔者认为，“新唐装”在当代中国人服装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初创者们的设计初衷和服装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它还需要在实际推广或广泛的流行过程中得到社会公众着装实践的检验。例如，“新唐装”最初虽然是作为高级服装（礼服）推出的，但在普及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众化和平民化的趋向。
“新唐装”广泛流行的社会背景，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去理解。改革开放与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逐渐出现了民主化的趋向，经济生活也逐渐进入了“小康社会”。中国服装工业获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为丰富国人的服饰生活也提供了基础性的物质保障，与此同时，人民大众有关服饰的社会心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林林总总的时装和多少有些从容和得以休闲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到了需要以时装来装点生活、寻求意义和表现个性的时代。在另一方面，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带来了国际服装文化的大面积交流。“新唐装”大量地汲取了国际时装的设计理念和剪裁技术，可以说它基本上是在意识到国际社会中的中国人“形象”的前提下被创制出来的。一言以蔽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使得一般国民对于“新唐装”的感知和印象，已经和近一个世纪之前人们对于长袍马褂的认知与印象完全不同了。
三、关于“汉服”的话题当海外的中国人被问起自己的“民族服装”时，很多人会回答是中山装和旗袍；但也有更多的人无法给出确切的回答。同样，当汉族人被问起同样的“民族服装”问题时，常常也会因为无所适从而备感困扰。这当然不是一个表面性的问题，不能只就服装来谈论它。实际上，长期以来的困扰是中国人对于自我形象的焦虑和不安持续存在，并一直无法释怀。曾经有很多中国人庆幸“新唐装”的推出及流行，相信它或许有可能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逐渐地被确定下来，那样的话，中国女性有旗袍和女式“新唐装”可供选择，男性也终于可以在西服和中山装之外选择“新唐装”作为自己的“民族服装”了。但就在“新唐装”的热潮方兴未艾之际，大约从2004年起，中国社会却又出现了有关“汉服”的讨论、争议和新一轮的旨在建构“民族服装”的社会与文化实践。把“新唐装”引申或发展成为中国人“民族服装”甚至“国服”的尝试，因为异军突起的“汉服运动”而遭遇到了某种挫折。
所谓“汉服”，在目前所知的汉语文献中，也有几层意思：一是指中国历史上汉朝的服装；二是指华夏族、汉人或汉民族的“民族服装”；第三种意见则是把“汉服”视为汉族的服装，但同时又认为只有它才是能够代表中国的“华服”或中国人的“民族服装”。显然，眼下关于“汉服”这一话题的讨论，与数年前有关“新唐装”的讨论，其实在逻辑和程式上是颇有相关，也颇多类似的。两者分别涉及到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显示出具有同样的历史自豪感；两者都有意向试图把“唐装”或“汉服”建构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服装”甚至“国服”。所不同的是，关于“汉服”的言论或叙说所要追溯的历史要比“唐装”更为久远；在“汉服”的论说中，有着比“唐装”的论说更为强烈和明确的汉民族意识和存在感。甚至少数较为极端的“汉服”观念持有者，其实是有一些反“唐装”的倾向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唐装”的讨论中，人们对于唐朝并不是那么执着，但在“汉服”的讨论中，对于汉朝却较为认真；“唐装”或“新唐装”与“唐人”、“唐人街”等概念有关，多少具有一些海外华人认知或国际化的语境，而“汉服”则往往具有相对较多的国内族际场景性，相比较而言，后者更具有本土化的论说色彩。简言之，“唐装”和“新唐装”比较容易地过渡到“中国人”，而“汉服”则首先必须得是“华夏/汉族”的，然后才有可能尝试把它引伸为“中国人”的服装。若再进一步比较的话，“唐装”或“新唐装”的讨论，对于直接从清末的服装文化遗产汲取资源持肯定的态度，有关论说对于服装文化的满汉融合也持宽容和欣赏的态度，而有关“汉服”的一些讨论，则是将其原型追溯到秦汉甚至先秦时代，有关的论说很是在意文化和族群的“古老性”（某种程度的“复古”倾向）与（汉文化的）“纯粹性”。
目前，有关“汉服”问题的学术研究还较少展开，我们尚很难见到严肃认真并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绝大部分有关“汉服”的讨论，主要是在网络的论坛上自发或随意展开的，要对网络上所有这些言论进行归纳，既非常困难，也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概观和综合互联网上有关“汉服”问题的争论及其焦点，笔者认为，应该对作为学术用语的“汉服”和“汉服运动”中的“汉服”加以必要的区别。前者的论说主要是把“汉服”理解为汉族的服装，但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汉服”，主张应承认在汉族服装文化史上存在着和满族服装等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此种偏重学术倾向的“汉服”讨论，确实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服饰史”的专业学术研究在近些年的发展。主要只把“汉服”作为一个学术用语来理解的讨论者们一般倾向于认为，现在并没有特别的必要去复活“汉服”，他们对于“汉服运动”的“复古”倾向持有一定的批评性的看法。此外，还有一些讨论者批评“汉服运动”中确实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情绪或汉族中心主义观念，担心它的蔓延有可能会对国内的民族关系产生不良的影响。不过，另有一些讨论者则认为，“汉服”不仅历史悠久，也有独特的款式和特征，汉族需要有“汉服”，就像汉字、汉语等一样，“汉服”也应该是汉文化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汉族之拥有“汉服”是很合理的，不必过多顾虑。
至于“汉服运动”中的“汉服”论说，前已述及，多少是具有一些反“新唐装”和反“旗袍”的倾向[17]。他们认为，由于“新唐装”和旗袍都是由来于清末的“满装”，因此，更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应该是汉族的“汉服”而不应该是“新唐装”。在“汉服运动”有关“汉服”的论说中，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纯粹的“汉服”，只是由于满清的民族压迫，“汉服”才被迫“不正常”地消失了，现在自然应该予以恢复。有一部分论者为了论证复兴“汉服”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常会在其言论中流露出追求中华或中国文化之“纯粹性”的情绪，他们在谈论“汉服”从辉煌到“不正常”消亡再到复兴的历史命运时充满激情。他们一般都会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作集中陈述，与此同时，也常对历史作某些选择性的记忆，例如，对于满清入关的屠城事件和威逼汉人“剃发”、迫使汉人放弃“汉服”的痛史猛烈鞭笞，而往往不能较为冷静和深入地理解历史（包括中国服装文化史）的更为复杂和细腻的部分，例如，清朝时期，妇女的“民装”（亦即“汉服”）其实是和“旗装”并存的；等满清的统治权一经稳固，统治者如清朝皇帝、贵族等也曾有过身穿“汉装”之类的怀柔之举；汉满服装文化互相影响，例如，清朝时满族妇女也有模仿汉人服饰的情形[18]，在经过了数百年的互动交流之后，到清末才终于形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中国人长袍马褂式的形象。在确曾发生过屠城之类的高压下，汉人的服饰文化确实遭遇到了严重的摧残，这是没有疑问的历史事实[19]，然而，包括汉族、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服装文化史，却还是有更多其他的侧面与细节也是同样值得关注的。
汉族是中国人的主体，要建构中国人的“民族服装”，无论如何也躲不开汉族的“民族服装”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有关“汉服”的论说和争论，可以说是对于中国人“民族服装”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汉服”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充满着学术争议与分歧的概念与话题，因为它涉及到如何看待汉民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如何理解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在现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谈论“汉服”也必然要涉及到悠长、丰富和错综复杂的中国服装文化史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例如，若是从中国古代服装的两大谱系来看，“新唐装”显然继承的是更为平民和大众化的“上衣（袄）下裤（裙）”的谱系，而“汉服”则似乎是更多地继承了古代贵族、士大夫阶层的“袍服”谱系或传统。目前，中国社会有关“汉服”的讨论，一般是把其祖型确认为“深衣”（包括上下连体的長裙・襦裙等），在有关的实践活动中所实际展示的也多是古代“才子佳人”的印象。
无论在讨论和争议中把“汉服”定义为汉朝的服装，还是定义为华夏或汉人的服装，在现当代的中国社会里实际出现或“再现”的“汉服”，却完全是现时代文化建构的产物。21世纪初年的“汉服”话题和围绕着“汉服”的种种社会动态，其实并非第一次。早在1900年，以“反清灭洋”或“扶清灭洋”为目标的义和拳运动中，就曾有过身穿“汉服”造反的历史现象；后来的辛亥革命，由于多少具有某些“民族革命”（推翻满清、恢复中华或汉人正统）的属性，故“汉服”也曾有过昙花一现般的复苏。当时，有一些民众把明朝的服装、道教的服装或传统戏曲中“武生”的装束等做为“汉服”来穿着，以表达改朝换代，不再接受清朝统治的意志[20]；少数知识分子希望中华民国能恢复“汉官威仪”，甚至也有躬行身穿深衣、头戴玄冠之类的举动。再往后，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穿着的“洪宪龙袍”（照片11），据说也是参照明朝皇帝的龙袍设计的。简言之，有关“汉服”的论述和“汉服运动”的社会实践所由汲取的文化资源，基本上不是各地汉人现存的“民俗服装”，诸如贵州省屯堡人那样的“凤阳汉装”等，辛亥革命当时和现在所谓的“汉服”均没有既定或公认的款式与造型，其在现当代的创制，都是需要向历史去寻求依据的。
四、“汉服运动”笔者把当前中国社会里出现的旨在复活“汉服”的社会与文化实践，称之为“汉服运动”。这个运动的由绪最早缘起于辛亥革命时期，而再现于21世纪初“新唐装”的大流行之际，具体地，大约是从2003年算起[21]，到2004年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并广泛而持续地见诸各类媒体的报道，目前它仍在发展和深化之中。
“汉服运动”刚开始时，基本上是富有民间性或草根性的活动，它原本与国家、政府和精英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大，也不直接。但随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加入、赞赏与鼓励，“汉服运动”所卷入的社会阶层逐渐有所扩大。与此同时，它也开始产生了“精英主义”的情绪与倾向，亦即自认为找到了“汉服”这唯一可以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面对“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现实，不少“汉服运动”的积极分子自命是肩负着复兴“汉服”，进而复兴民族及中国传统文化之使命的先知先觉，而广大的民众则是浑浑噩噩，需要他们努力去启发的对象。“汉服运动”的目的之一，据说就是要唤醒汉族乃至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记忆。
微信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