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淑世正人的中国教化传统

淑世正人的中国教化传统

杨朝明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1927年，梁漱溟先生曾经书写过一幅对联，上联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下联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今天，人们理解下联不难，而谈及上联，就不能不觉得疑惑，因为此联不仅显得唐突，而且看起来有些绝对乃至荒谬。其实，这样一幅看似简单的对联，却包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广阔背景，却密切关联着中国源远流长的教化传统。
　　所谓“教化”，本义是上施下效，长善救失，使有改变。“教”指文教，是指使人向善的方向转变，所以《国语·周语》说：“教，文之施也。”“化”的本义是悄然改变，所以有人说“在阳称变，在阴称化”，上有所教，下有所行，便可以称为“化”，所以《说文》说道：“化，教行也。”儒家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因而十分重视作为社会最基本“细胞”的人。儒家主张对人的教化，自然是希望教行迁善，人人向善，最终达到社会的“至善”。
　　毫无疑问，人自出生之始，作为一种生命存在，人便已经为“人”，就开始享受做“人”的权力。然而，如果将“人”的属性分为自然性与社会性两个方面，那么，人生之初，更多的还是自然性的一面，而要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社会的人，还需要逐渐认识社会、了解人生、积累知识、充实涵养，这是一个使人具备社会性的过程，自然也是一个教化的过程。人要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就不能只考虑自身的自然性，不能仅仅停留在自己是一个自然人的层面上，更要兼顾社会，考虑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
　　早期儒家就看清了“自然人”与“社会人”应有的区别。孔子与弟子讨论问题时，就常常提到“成人”这一概念。何谓“成人”？现代使用这一概念，多是着眼于人的身材、体力或智力，从而理解为“达到完全发育的人”、“成年的人”，而较少注意它的道德内涵。其实，在孔子和儒家那里，所谓“成人”，更多的还是指人的道德人格的养成。
　　所谓“成人”，当然首先是一个年龄概念。人生而幼，不可谓成人。幼而学，学而长，人的学习与成长，应是社会道德内涵不断扩充的过程。早期儒家强调“人与禽兽”的区别，无非是说人具有社会性，人具有道德，应与其它动物不同。
　　孔子和儒家对“成人”的认识，有深刻的文化背景。最晚自西周开始，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成人礼，男子的成人礼称为“冠礼”。在周代，对青少年的做人教育贯穿在他们成长的整个过程之中。那时，人生八岁而入小学，开始学习洒扫、应对、进退，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知识。等到年龄十五岁时，贵族子弟、民之俊秀，都要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经过几年的学习，一个人由少年而青年，由不谙世事的孩子，变成能够承担社会义务的成年人。行冠礼之后，他们开始享有成年人的权力，开始对婚姻、家庭和社会尽自己的责任。因此，冠礼就是对其“成年”的认可，是其正式步入“成年人”行列的标志。
　　冠礼是人生最基本的礼仪，人成为“人”，不仅能够行礼，还要自觉以礼来约束自身。礼有“礼仪”与“礼义”的不同层面，有形式与内容的区分。按照儒家对冠礼的理解，人而成人，就应当对社会伦理或行为准则有较为准确的认同。成人礼是人生礼仪的重要环节，行过成人礼，证明已经长大成人，已经可以恋爱，可以结婚，可以作为成人社会的正式成员。行过冠礼，就应该实实在在地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尽自己的义务。人在成人之后应当穿着得体，行为得当，言辞和顺，不应再像顽皮的孩童什么都不管不顾。
　　在人之为人方面，儒家论述十分充分。人既然为人，就应当懂得并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人义”，否则，只有人的躯体而缺乏人的道德内涵，就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人”。《礼记·冠义》说：“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古代社会的基本伦理是父子、兄弟、君臣、夫妇、朋友，对于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应当懂得“人义”，即做人的基本要求。《礼记·礼运》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人年满二十，行过冠礼之后，便应认同这些人伦，从而取得实践“人义”的基本前提。
　　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学就是关于社会人心教化的学说。按照《史记》中的说法，战国时期各家考虑的都是社会“治”的问题，儒家更是如此。在孔子看来，社会上人口繁衍、百姓富足之后，还一定要“教”，“教”是达至“治”的必要手段。除了“圣人”教导百姓，从而“淑世道，正人心”，更重要的在于社会上每一个人自觉的修行。孔子认为，在三代盛世，“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人们天下为公，讲信修睦，长幼有序，外户不闭。达到这样的“大同”境界，需要人人修身，个个仁爱，教化大行，需要人们按照自己的社会角色尽己尽责。“尽己”、“修己”而使得人具有“礼义”，这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根本特征，所以《礼记》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人之为人，在于懂得礼义，否则就难以称为“人”。
　　将“人”与“禽兽”并言，似有不雅。然而，人、禽之别恰恰是早期儒家思索“人”与社会问题的逻辑起点。孔子谈“孝”，就是从这样的角度着眼，比如，有人认为能够养活父母就是做到“孝”了，孔子认为不然，因为自己家里的狗、马也能够被养活，如果不能够对父母做到“敬”，那么因为供养父母就与养活狗、马没有区别。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在他看来，人区别于禽兽的只有很少一点，这一点便是人能够保持自身的“仁义”。无论“诚敬”，还是“仁义”，都是人所独有而禽兽所不具备的。
　　儒家对人的认识是深刻的，孔子首先将“天道”与“人道”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人有天命之性，人生而具有喜怒哀乐，具有七情六欲，古代先王正是上承“天道”以治“人情”的。在先王基础上，孔子不仅思考由“天道”而“人道”的关系，还进而思考由“人情”而“人义”的逻辑关系，孔子所谓“人义”就是为人之“道”。例如，天道“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社会也不断发展，人应顺应社会不断积极进取；天地不合，万物不生，男女相婚，万世之嗣，婚姻之礼由此便值得重视。又如，“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那么，父母去世后，子女行三年之丧就合乎情理。
　　实际上，儒家所说的“礼”就是人应遵循的法则，因此，孟子将“礼”看成是“门”，将“义”看成是“路”，他说：“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孔子看到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看到许许多多的违礼之举，他甚至感到无奈，他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显然，人不能出不由户，但现实竟然是许多人都不由“道”而行。试想：一个人出外不经过门户，行走不在路上，此等人，何人哉？！
　　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由于认识的着眼点不同，早期儒家对人性的理解也有差别。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具有先验的善性，所以，人应当加强自身修养，以保持善端，健全道德人格。而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既然如此，人就应当从师而学，效法古圣先贤，所以，他特别强调“明礼义以化之”，主张通过礼义的教化，诱导人们“化性起伪”，去“恶”从“善”。
　　教化天下，关键在于教化人心，而人心教化，其对象或重点应在青少年，这便是儒家适时而教的思想。那时，人们十分清楚这样的道理：“少成若天性，习惯之为常”；“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教育的最佳时机是青少年世界观、价值观正在形成的时期，如果错过了这样的最佳时机，将会事倍功半。
　　社会人心的教化方式有多种，但教化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使得人们知修身、敢担当、讲仁爱、重和谐。至迟到周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教化传统，周代的司徒之官，便负责掌管“邦教”，《礼记·王制》说：“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所谓六礼，是指冠、昏、丧、祭、乡、相见，司徒用这些礼仪来截至人民的情性。所谓七教，是指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关注的体察并认真处理好这些方面的社会关系，一次来提高人们的德行；所谓八政，是指饮食、衣服、技艺、器物品类、长度单位、容量单位、计数方法、物品规格等方面的制度和规定，用来防止淫邪现象的出现。另外，还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民众的教化，例如：“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如此等等，都是社会人心教化的具体内容。
　　面对春秋末年以来的社会乱象，早期儒家更加注重社会秩序的整合，他们向往夏商周三代盛世。在他们心目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都是具有仁德的圣王，因此，孔子儒家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这些“圣王”为道德楷模，以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感染世人。在后人的心目中，文、武、周公成就周人的“文德”，结束了“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的乱局，周公以后，成王从政，以周公之道移风易俗。《淮南子·要略》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孔子不仅收徒授学，弘扬先王之道，而且整理古代典籍，将载有“圣王之道”的“六经”加以整理，使之更有利于社会教化。
　　在周代，《诗》、《书》、《礼》、《乐》本来就是社会教化的工具，据《礼记·王制》，那时期培养人才有所谓“造士”的说法。在作为教化之官的司徒之下有“乐正”，“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这里所说的“四术”、“四教”都是指的《诗》、《书》、《礼》、《乐》。到孔子之时，他“作《春秋》、“赞《易》”，于是，在孔子的心目中，《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作为“载道”之书，便成为“邦国之教”的最佳工具。
　　六经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孔子删订《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作《春秋》，他整理“六经”，实际是对古代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源进行整理。这些资源是深厚而多元的，司马迁曾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以现在的视野来看，《诗经》所代表的人是感情的动物，《书经》所代表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礼记》所代表的人是社会的动物，《乐经》所代表的人是具有艺术性的动物，《春秋》所代表的人是历史的动物，《易经》所代表的人是具有终极关怀的动物。孔子看重经书之教，在他看来，六经是社会人心很好的教化工具，六经功能不同，都可以敦化民风，化成民俗，所以，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从民风、民性上了解这个国家的教化，从老百姓的温、良、恭、俭、让等不同方面感知这里的政教。
　　早期儒家提倡以“六经”教化社会，决不意味着他们像后世的章句之儒那样拘泥于经书文本。事实上，不论孔子之时还是以后各代，都有不少人停留在经书的表面上，固执章句，拘守经文，这样，即使“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也未必真正领会经书大义，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孔子就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真正“深”于六经，从精神实质上进行领会，才能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否则就是只见其表不睹其里，只窥其门而不入其室。孔子谈论“六经之教”，同时也注意到如果把握不当，就容易出现“六经教化”之“失”。正是因为如此，战国时期的荀子提倡“隆礼义而杀《诗》《书》”，他很重视从经书中理解先王之道的真正意蕴，而看不惯那种只注意“禹行而舜趋”、“正其衣冠，齐其颜色”之类细枝末节的人，称这样的人是“俗人”、“俗儒”或“贱儒”。
　　关于世道人心的教化，儒家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说起来，儒家教化学说“博大精深”，然而，就像孔子所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事实上，儒家的教化学说又距离人们很近。儒家追求社会的“至善”，要求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做起，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要自觉修身。此即《大学》中所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人之为人，“亲亲为大”，人必须懂得孝悌之道，孔子说：“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只有这样，才能推己及人，做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做到“泛爱众”。
　　儒家特别强调为政在位者在社会人心教化中的作用，认为教化之要在于身教。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很显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君为“民之表”应当先“立仁”于己，老百姓往往更重视君上“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君子可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民”。孔子曾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是说君上要随顺民众，应知民之性，达民之情，这与人们曾经长期误解的所谓“愚民”没有任何关系。
　　儒家强调教化，但决不是不要法制，恰恰相反，儒家认为社会人心的教化必须有法制的保障。不难理解，教化功能具有“硬”与“软”的两面性，敦风化俗，人心教化，往往能够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但有时候，教化也会表现出它的一定的局限性，这时候，法制的功能便显现出来。孔子认为，三代时期的“圣人之治”都是“刑政相参”的，如有“邪民”不“从化”，就需要“待之以刑”。在孔子看来，“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是政治的最高境界，其次则是“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如果“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刑罚就派上了用场。在这里，刑之用乃以德为前提，刑只适用于愚顽不化、不守法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