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阁：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简论

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简论

孙文阁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论文摘要：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对河间献王的评价，修学好古，一般认为是河间献王雅好儒术，从而收藏儒家经典，招揽儒学学者，钻研儒术精义，进行儒术实践的治国方略，但河间献王的修学好古也研究收藏探究其他的学术经典；事实求是一般认为是河间献王爱好儒术从而对研究儒术的学术精神，但实事求是也有河间献王对学术精义的探求与实践，在他的头脑中并无今古经学的区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是河间献王研究并对中国传统儒学以及其他学术并给予实践的一种学术精神。但汉以来，实事求是仅仅是被当作一种古文经学的学术精神，这偏离了实事求是精神的真义，也不是儒学博大宏深的宗旨。

　　关键词：河间献王 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

　　一

　　一般而言，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指的是河间献王喜得旧书与雅好儒术。《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 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 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辨，献王所得书多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 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2410——2411页。]
　　一般认为，修学好古则是指献王的喜收儒家经典、爱好儒术与善待儒生。[ 关于这方面的论著非常的多，仅仅近年来这些方面的论著就不少，参见李蒙蒙《河间献王刘德研究综述》，《高校社科动态》，2013年第2期。]但实际上修学好古除了喜收儒家经典、喜好儒术、善待儒生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
　　河间献王修学好古，确实是喜欢收藏儒家经典、爱好儒术并爱与儒生交游，并建立日华宫以安置宾客。在许多史料文献中也可以看到。因此，汉代儒学复兴，特别是古文经学的保存与流传与河间献王的收藏旧典有着莫大的关系。流传后世并被后代经学家、史学家所称道的儒家经典主要有：
　　古《礼》及《礼记》：
　　《汉书·艺文志》：《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1710页。]
　　《隋书·经籍志》:“汉初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而又得《司马镶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传之者。”[ 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935页。]
　　又曰:“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 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935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书·艺文志》礼类有《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王氏史记》三十一篇，《明堂阳阳说》五篇，《周官经》六篇，《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这些儒家礼之经典皆河间献王广搜博采并献之汉朝廷，后来刘向得而校理之。而今仅存《礼记》、《仪礼》、《大戴礼记》及《军礼司马法》佚文。礼学群书，所得传本有淹中、孔壁之别，到今日却各书混载，难以缕分，但当时各家皆有所得，而河间献王总聚而成为一家。
　　《周官》：《汉书景十三王传》叙河间献王得先秦古书，以此为首。孔颖达认为，“《汉书》说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得《周官》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其阙。”[ 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3102页。]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或曰：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 陆德明：《经典释文》，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65年影印上海涵芬楼影印通志堂刊本，1989年，21——22页。 ]孙诒让《周礼正义序》：“其全书经秦火而几亡，汉兴景武之间，五篇之经复出于河间，而旋入于秘府，西京礼家大师多未之见，至刘欲、杜子春、贾(逢)、马(融)诸儒赓续诊释，其学大兴。”[ 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2页。]
　　《尚书》：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献王所得古文旧书有《尚书》、《礼》，此二书者，皆出孔壁，或出淹中，未必同时更有别本出。而献王与鲁恭王本系昆弟，献王之亮仅前于恭王二年，则恭王得书之时，献王尚存，不难求其副本。故河间之《尚书》及《礼》，颇疑即孔壁之传写本。”[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328页。]
　　以上仅略举河间献王所收藏儒家经典古文经因此而得以流传者，当然其中也有古文经学家的溢美之词，但更重要的是河间献王刘德所收藏的古书并不仅仅限于儒家的经典，比如上述《汉书河间献王传》所述，河间献王除了收藏儒家经典，还有《老子》等其他的“古文先秦旧书”，《老子》可不能算是儒家经典，但确实也是“古文先秦旧书”，只是在经学家的眼中，为了强调河间献王刘德的儒家形象而被忽略了。河间献王收藏“古文先秦旧书”，不仅收藏儒家经典、六艺之书，亦兼及其他学派的经典古籍，不仅是对中国古代儒学的贡献，更是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贡献。
　　其次，河间献王的修学好古一般被认为他善待儒生。这已是人所公知之事。这主要是说他设立儒家的古文经博士，其实河间献王在礼待儒家经学之士的同时，也同样礼待其他学者包括当时的方士。
　　河间献王主要设立了毛氏《诗》和左氏《春秋》博士。
　　《汉书·儒林传》:“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郡贯长卿。”[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3614页。]又《汉书·艺文志》：“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1708页。]
　　郑玄《诗谱》:“晋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 吴骞：《诗谱亡后订补》，拜经楼丛书第1册，1922年，38页。]又《六艺论》:“河间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王号之曰毛诗”[ 王云五：《经义知新记（及其他二种）》之六艺论，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3页。 ]。
　　河间献王在其王国也设立了左氏《春秋》博士：《汉书·儒林传》：“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3620页。]
　　回顾一下秦汉以来博士官的历史发展，对了解河间献王此举是十分有益的。博士之起,大约与齐国梭下学宫有关。六国时，齐、赵诸国皆有之，大多是志学之士。秦合六国之后,规依前法，设博士七十余人，今犹可考者十余人见马非百《秦集史》。汉兴百余年，文景始复此职，员数亦与秦近。但是从秦到汉，博士虽均为学官，然而其中术数、方技、诗赋、诸子、百家之学，无所不有。相反，习儒之士则很少被尊立。河间献王作为经术通明之士，一定深明历史的得失。于是，他在自己的侯国内，尊崇儒学，建学校，设博士。在汉初有设立儒家专经博士之功，对于宏扬、复兴儒学，是有十分特殊意义的。他特立古文《毛诗》、《左传》博士，不仅使儒家经典在当时黄老之学盛行的状况下，有了复活与传播的机会，而且也启发了后继者的思维。最终，他所表彰的这两部古文经书，成了西汉经学特别是东汉经学家们讨论的主要经典。我们应对此更进一步说明的是，设立博士虽说是高祖以来诸侯王的一项权力（可见《后汉书·百官志》），《史记·五宗世家》曾说道，高祖时，诸侯王“自除御史、廷尉、博士，拟于天子。”[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2104页。]文景及武帝初均是如此。但是，检寻史册，河间献王有功于汉代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尊儒重士，《史记·五宗世家》曰:“（河间王）好儒学……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2093页。]并设立专经博士，班固也沿袭了这一史实。河间献王以前及同时代数以百计的诸侯王中，除楚元王交对儒学稍有礼隆外（参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其他大多或作着帝王梦，或延纳方术、文学之士，以肆其欲，都不曾热心儒学。所以说，河间献王重儒不仅是突出的、更是卓异的。此举，给寂寞的汉代儒学界无疑注入了复苏、振兴的生机。
　　汉代人杜邺说道：“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峻，众儒皆归之。”[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2094页。]
　　《西京杂记》卷四：“河间献王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瑜宾客。”[ 葛洪：《西京杂记》，三秦出版社，2006年，194页。]《三辅黄图》“日华宫”条也有同样叙述。
　　当然，河间献王刘德在善待儒生的同时，也一样善待其他的学术之士。河间献王所招聚的士人并不一定都是儒徒，若《列仙传》卷下“玄俗”条所载可信，则献王门下也有术士。但他的行为，与淮南王豢养方术、杂学之徒，吴楚诸王鸿集谋客策士之类的宾客，不大一样。在当时汉王朝皇帝汉武帝也一样招徕方士、术士。河间献王这样做也是时代所使然不足为怪。
　　因此，我们说在汉朝初期，儒家还没有形成独尊地位之时，河间献王就修学好古，喜好儒术，但他并不排斥其他学派的经典，也善待其他的学术之士，这才是他修学好古之真意。

　　二

　　实事求是最早的出现，即是对河间献王学习儒术的学术精神之评价，而这是与当时的淮安王治学相比较而言的。淮安王也是汉初著名的治学诸侯王，但这里对其评价却是“浮辩”。实际上是对淮安王治学志趣的另一评价。何为“浮辩”，实际这是东汉初年儒家对淮安王治学的一种定评：高诱《淮南鸿烈序》论之曰：
　　“安为辨达，善属文，……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作此书。 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道经。 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 ”[ 高诱：《淮南子注》 ，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 1页。]
　　因此恪守儒家思想的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评价淮南学术道：“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名法，知国之体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1472页。]《汉书景十三王传》所说“招致率多浮辨”，大致与此“漫羡无所归心”相同。班固之旨大约是站在正统的儒家学术立场上批评刘安及其门客惟尚虚谈，学无专守，不能有益于时。
　　河间献王的实事求是与之相应的与“浮辩”相反的学术精神，用班固《汉书》中的话则是：“献王所得书多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 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2411页。]
　　实事求是不仅是河间献王对儒家经义的阐发，更是献王钻研儒术，对儒学精义的实践。这里提到河间献王以其对先秦儒学的憧憬与向往之情，一方面如上所言的，“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也就是讲河间献王把儒家的学术融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被服”、“造次”《汉书》颜师古的注说：“被服，言长居其中也。造次，谓所向所行也。”[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2410页。]也就是说河间献王对儒学的研究与探索与日常的社会生活准则结合起来。正如孔子《论语》中所言：“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38页。]
　　当然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更多的成分还是指河间献王穷搜毕究散失遗存的儒家经典，网罗有志于儒学之人，讲诵六艺，传播群书。一方面他还在实际生活中，在他统御的国土内，实施儒家礼乐之教，把儒家精神注入现实生活之中。他由于经术通明，并严格地按儒家礼仪行事，久之便俨然成了一位受人推戴的时代活儒。他个人的言行、品德也被当时人所称道。另一方面，当然，其实事求是的学术探求还主要是在儒学经典的探索与研究方面。
　　首先，河间献王对儒学礼乐文化的探究与实践。礼乐本是儒家六艺中最为实际的内容。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大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甚至被儒家推隆为管理国家的根本所在。河间献王作为儒学研究者，在礼乐不彰的时代，他以振兴、弘扬儒家礼乐文化为己任。
　　《汉书·礼乐志》：“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未尽备而终”，[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1030页。]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寝以不章。”[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1035页。]可见河间献王在熟习儒家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在继承汉初的叔孙通制定汉朝的礼仪制度，只是因为一些因素的制约，制定的方案虽上呈朝廷，确没有得到实施。
　　其次，河间献王在礼乐文化的另一方面一一乐的具体贡献。乐本是六艺之一，它在先秦是与礼并行不离的。秦对儒学的禁锢给乐艺带来的损失是最为严重的，几乎到了完全丧失的地步。汉兴，世在乐官的制氏，也仅能记其铿铿，而不能言其义，其衰败可知。此时，河间献王对古乐之理进行了搜集与研究。
　　《汉书·艺文志》:“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弟言乐事者，以为《乐记》，献八悄之舞，与制氏不相远。”[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1712页。 ]成帝时有大臣平当曾向一以奏称道河间修礼乐之事：“河间王骋求幽隐，修兴稚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太乐。”[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1071页。]这些史料足以证明，河间献王于乐之复兴有三事可书：一是集雅乐。雅乐就是正统音乐。《风俗通义·声音》：“雅之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声，动必正意，故善心胜。”[ 应劭：《风俗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293页。 ]献王以之献武帝，冀其普施，以复活雅乐。二是献八佾之舞。古代乐舞不分，有乐必有舞。这是儒家学说遵信的天子享有之舞。献王献之武帝，其意实在表彰儒家乐教，又希冀于推动礼乐的繁荣和兴起。三是述《乐记》。
　　由于河间献王在儒家的乐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因此《汉书·礼乐志》：“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肆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1070页。]
　　此外，河间献王自己还亲自撰述，以阐发儒家学术宗旨。今可考者有以下数种:
　　《河间周志》十八篇亦见《汉书·艺文志》儒家类。班固自注:“似河间献王所述也。”《金楼子·说蕃》:“王又为《周制》二十篇”。梁武帝所述，与《汉志》卷数有差，疑梁武帝所本见别具自序及目录为二篇、《阮录》与《汉志》常差一二，此亦宜是。今《说苑·君道》、《建本》所引河间王文四节，或为此书之佚文。
　　《对上下三雍宫》三篇见《汉书·艺文志》。《金楼子·说蕃》:“武帝在位，（献王）来朝，对辟雍、明堂、灵台，故世谓之三雍对也。”[ 王云五：《仲长统论及其他三种》之金楼子，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38页。]《后汉书·张纯传》说:纯代杜林为大司空，“以圣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礼义，既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经谶、明堂图、河间《古辟雍记》，欲具而奏之。”[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72年，1196页。]李贤注:“武帝时河间献王德献雅乐，有其书记也。”[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72年，1196页。]《资治通鉴》卷十八胡三省注曰：对三雍宫者，对三雍之制度，非召对于三雍宫也。”[ 司马光编、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古籍出版社，1956年，587页。]
　　河间献王的实事求是的儒学实践精神，也反映在他与董仲舒探讨儒学的经义宗旨，而没有古文今文的学术分野。
　　《春秋繁露·五行对篇》：
　　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对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王曰：“善哉！天既得闻之矣，愿闻地之义。”对曰：“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王曰：“善哉！”[ 钟肇鹏：《春秋繁露校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692——698页。]
　　《春秋繁露·五行对篇》中载董仲舒与河间献王对话，河间王所对答的话就引及《孝经》首章文。《春秋繁露》一书，虽非必出自仲舒手笔，但定为汉人文字，且仲舒本与河间王有旧，《五行对篇》中文字则不一定是出于杜撰。据此则知河间献王本知《孝经》之学。汉代学者曾桓谭说:“昔老耽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59年，3585页。]
　　这也说明在河间献王所处的西汉中期，经学的今古文的分野还没有那样的壁垒森严。
　　河间献王还把儒家的思想精义运用于治国的理念方面，开儒家经义治国的先河，也可以说，这是实事求是的真意所在。
　　在刘向的《说苑》中，有这样一些关于河间献王对治国理念的理解，而这些可以说是他研究儒家学术而得出的治国理念。
　　其一，《说苑·君道》：河间献王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 刘向撰，刘文典校补：《说苑校补》，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4页。]
　　其二，《说苑·君道》：河间献王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 刘向撰，刘文典校补：《说苑校补》，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5——6页。]
　　其三，《说苑·建本》：河间献王曰：“汤称学圣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静居独思，譬如火焉，夫舍学圣王之道，若舍日之光，何乃独思，若火之明也? 可以见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学问可以广明德慧也。”[ 刘向撰，刘文典校补：《说苑校补》，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59页。]
　　其四，《说苑·建本》：河间献王曰：“《管子》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国家所以昌炽，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 刘向撰，刘文典校补：《说苑校补》，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63页。]
　　此四则语录，贯穿着以民为本和先富后教的儒家理念，应该是河间献王学习儒家经典而形成的治国理念。他认为“民食”至关紧要。要让人民丰衣足食，才是施行礼义的前提，而不是让人民枵腹以遵循所谓的礼义。而后来的某些儒者，恰恰经常违背这几则基本的信条，偏离了儒家的初衷，此亦反映出河间献王对于儒学的理解，更能显现实事求是的意义所在。
　　总之，班固之《汉书》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是在东汉之初儒学在获得独尊之地位时，儒家也是朝廷对他的学术评价，也是对他儒学实践精神的赞扬。刘德作为汉代诸侯王，在学术方面以及政治才干与个人品德方面也是诸侯王中佼佼者，因此，《汉书景十三王传》最后说道：
　　“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无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自凡人犹系于习俗，而况哀公之论乎！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2436页。]
　　
　　三

　　汉代以后，对《河间献王传》“实事求是”的含义的理解，每代都有新意，但都以经学者理解为最多。直到近代以后，才被赋予新的精神，但也更符合实事求是的真谛所在。
　　起始论实事求是者，首推引颜师古，在《汉书》注中，颜师古对实事求是有着如此的解释：“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今流俗书本云求长长老，以是从人得善书，盖妄加之耳。”[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2410页。] 然而颜注亦有所短，所谓“务得事实”，没有说明“事实”究为何物；“每求真是”，亦未详据何以定，颜注与其说是注释，毋宁说是对原文的同义复述。但颜师古作为经学家，其解释实事求是，当然是从经学的立场进行的。
　　当然在经学上，实事求是自有其学术价值所在，辨明古代文物、典籍或文献的真假、对错、是非，在经学家尤其是清代的经学家看来这是一个考据学的命题，清乾隆、嘉庆年间的考据学派,则把“实事求是”当作治学的宗旨和基本方法。钱大听提出：“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二十二史考异序》），并称赞戴震“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潜研堂集》卷39，《戴先生震传》）；汪中自述其治学宗旨是“为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述学·别录》卷1，《与巡抚毕侍郎书》）；洪吉亮反对宋儒的空疏，推崇邵晋涵“于学无所窥，而尤能推本述原，实事求是”（《卷施阁文甲集》卷9）；凌廷堪也推崇戴震，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校礼堂文集》卷35，《戴东原先生享略传》）。阮元是乾嘉学派考据学集大成者，自称“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研经室集》，《自序》）。他系统地阐发了“实事求是”之学，不仅系统化了训诂的方法，而且批判了宋明理学末流的“虚文”、“空疏”和八股文。其方法有些烦琐复杂，但强调“佐证”、“实证”，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萌芽。但还是一种经学学术的精神。
　　到了近代，“实事求是”又增添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新内容，它成了鼓舞中国人奋发图强、改变落后面貌的巨大精神动力。学术界大多认同的岳麓书院“实事求是”传统的变迁说明了这一点。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是当时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实事求是”被认为是该书院的传统。但当时它是和研习封建经典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受到历朝皇帝的高度重视，书院曾多次受朝廷赐书赐额。1015年宋真宗亲自在便殿召见书院山长周式；1744年，乾隆亲书“道南正脉”匾额。随着西方的自然科学传入，清道光年间，书院设立湘水校经堂，增加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内容，添置了大量自然科学的书籍和仪器设备，设置了自然科学及外语方面的课程。随后，书院相继被改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16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留学国外的自然科学家）亲书“实事求是”匾额挂于讲堂正门，要求学生们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学好新知识，从而使这一传统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
　　至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富有创造性地改造传统“实事求是”命题，使这一命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这更为大家所熟知，不用详述。但可以说，这更符合实事求是精神发展的真谛。
　　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代的班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汉代以后的经学家们代代对实事求是的经学精神都有发挥，但和河间献王刘德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精神终有不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文化不断在传承中更新，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新的时代也应该具有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