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兴祥：宋初八十年《春秋》学的成就与特色

宋初八十年《春秋》学的成就与特色*

马兴祥
（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摘要：《春秋》学是宋代学术中的显学，学术史上对宋代《春秋》学的梳理和研究，多以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为始，对宋代自建国至庆历初八十余年的《春秋》学则鲜有论述。这段时期的《春秋》学固然缺乏具体文献的遗存，但并不意味着这个时期的《春秋》学没有其成就和特色。考之于《宋史》的“志”“传”，这时期出现了不少热衷《春秋》之学（尤其是《左传》学）的士大夫、文人，也有不少专门的学术著作，反映出这个时期《春秋》学的总体成就。从解经方法来看，不拘泥于传统三传异同论，不对体例过度解读，而是强调联系现实，发挥《春秋》义理对现实政治的指导功能，是这时期《春秋》阐释学的主要特点。这些内容也应该是构成宋代《春秋》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某些义理（如“尊王”说）的阐发也深刻影响了仁宗庆历之后《春秋》学主流思想的形成和走向。
　　
　　关键词： 宋初 《春秋》学 经学

一

　　宋代经学研究中，《春秋》学最为发达，牟润孙先生说：“宋人著述固不能尽载于宋史艺文志，而考之史传，证之典籍，谓宋人春秋之学最为发达，诚非夸大。”[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注史斋丛稿》第140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两宋《春秋》学术史的研究，基本上始于胡瑗、孙复。自宋初太祖、太宗至真宗三朝以及仁宗庆历之前，八十年（960-1040）之《春秋》学，往往为学者所轻忽，略而不书，不能不说是学术史研究之一缺憾。牟润孙先生对两宋《春秋》学主流的理解，也是以孙明复、胡翼之为代表。沈玉成先生说：“现代学者研究宋文化的兴盛和学风的转变，多以宋仁宗时代为标志，其时上去北宋建国已经六、七十年。”[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第20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在关于《北宋的春秋经传学》的部分，他也是以孙复作为开端[ 《春秋左传学史稿》第202页。]。赵伯雄先生的《春秋学史》，于北宋前期的《春秋》学“大势”（这个“大势”，实际上是对宋初几十年由官方发起并组织的经学典籍整理、刊印以及《儒林传》中聂崇义、邢昺和孙奭三人的经学）做了说明，同时也指出，“单就春秋学而论，宋代最初几十年的学者似乎都没有什么精深的研究，也没有写出什么有影响的《春秋》学著作。当时的政治家，对《春秋》的价值和功能似乎也还没有什么充分的认识。……倒是真宗皇帝，曾经撰过一部《春秋要言》，……只是该书已佚，内容如何，今日已无从知道了。……宋朝《春秋》学的真正发达，应该说是从仁宗时期开始的。此时距宋的立国已经有八十余年，国家的政治结构已经趋于稳定，赵氏皇权也已深入人心，但适应时代政治需要的理论或曰意识形态尚没有最终成型。在这种情况下，被人称作‘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对传统的《春秋》学做了一番改造，开了后世宋学的先河。”[ 赵伯雄《春秋学史》，第423-42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赵先生所论，确为治“宋学”者的代表性观点，也确有一定道理，但是仁宗庆历之前八十余年的《春秋》学却也并非无话可说。
　　“宋初三先生”《春秋》学的影响是从仁宗庆历（具体一点的话，应该是从庆历三年的1042年开始新政之后）及以后才得以显现的，对此，孙复弟子朱长文著《春秋通志》二十卷，其在《自序》中说:“本朝孙明复隐泰山三十年，作尊王发微……庆历中（仁宗1041-1049），仁宗皇帝锐意图治……兴崇太学，首善天下。乃起石守道于徂徕，召孙明复于泰山之阳，皆主讲席。明复以《春秋》，守道以《易》学，士大夫翕然向风，先经术而后华藻……至和中（仁宗1054-1056），明复与胡翼之并为国子监直讲，翼之讲易，更直一日，长文年在志学，好治三传，略究得失。日造二先生讲下受两经大义，于《春秋》犹勤”[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一，第933页。]由此可见，孙明复、胡瑗之《春秋》学发生影响，应在其入太学、主讲席之后，即宋仁宗庆历三年（1042）及以后。作为“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的《春秋》学固然对宋学形成及其走向影响深远，并且在宋代《春秋》学史上开风气之先，但他们并非真能作为“宋初”的代表。宋初的八十年，不是眼睛一睁一闭的瞬间，如果从学者的层代关系来说，在仁宗庆历初期逝世的前代学者，至少是整整一代人，而缺了这整整一代人的学术史，显然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应该被割裂的。考之于《宋史》“志”“传”，这八十年中，宋人对《春秋》及三《传》的热情和关注也不应该这么轻易的被略过。如太宗时期曾参与编纂《册府元龟》的杜镐（938-1013），对《春秋》有着极大热情：“年逾五十，犹日治经史数十卷，或寓直馆中，四鼓则起诵《春秋》。”[ 《宋史·杜镐传》]象他这样的学者，在宋初的这八十余年间，还为数不少。尽管他们也许没有专门著述，甚至没有对后世造成很重大的影响，但他们对《春秋》的这份情感也理应成为宋代《春秋》学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文所说“宋初八十年”的界定，从年代而言，是从宋建国的960年至仁宗庆历之初的1040年前后；从学者而言，则凡生于五代，而卒于宋建国之后，或者生于宋建国后，而卒于仁宗庆历末年（1048）左右的，都视为宋初学者；从著述年代而言，作者虽卒于庆历以后多年，但成书于庆历之前的，也算在此“八十年”之内。如贾昌朝（997-1065），于景祐元年（1034）十二月撰《春秋要论》十卷，又于皇佑五年（1053）十月上《春秋节解》八十卷[ 《经义考》引《玉海》，卷一百七十九，第925页。]，则前者可算在“宋初八十年”之内，而后者不在此内。此外，对于仁宗庆历前后属于中间阶段的学者、士大夫，则以他们关于《春秋》言论的时代来划分，能够明确属于庆历之前的著作和言论，亦归属宋初的这八十余年，而发表于庆历之后的，则隶属于下一个时期。比如宋祁，其生活的年代在真宗末至仁宗末年，庆历前后他40岁左右，那么《宋史》中记载了他仁宗景祐年间的言论和事迹，本文也将其纳入到“宋初八十年”中。
　　

二

　　从官方层面上来看，宋初八十年中由朝廷牵头，首先进行了对《春秋》经传的收集、校订及刊刻的工作。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下诏孔维、李觉等人，以孔颖达《五经正义》校订、刊刻儒家经典（包括《春秋正义》）；淳化元年（990）太宗不满田敏校订的《九经》有被其删去篡改的内容[ 田敏（开宝四年（太祖1071），卒，年九十二）通《春秋》之学，曾于宋建国之前同马镐等人校订《九经》，但其人经学“好为穿凿”，“颇以独见自认”，甚至删改经典，太宗“以经书板本有田敏辄删去者数字，命觉与孔维详定。”（详见《宋史·田敏传》与《李觉传》）]，下诏孔维、李觉详校《春秋正义》，二年（991）成。淳化五年（994），李至判国子监，上书请诏直讲崔颐正、孙奭、崔偓佺重加校雠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后又“引吴淑、舒雅、杜镐检正讹谬，至与李沆总领而裁处之。”[ 《宋史·李至传》]真宗咸平二年（999），下诏邢昺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牷等校定《公羊》、《谷梁春秋传》等儒家经典。至此，《春秋》经传的官方定本算是得到了完善和最终的确立。对《春秋》经传的校订，统一了士人阅读版本的文字差异，而刊刻传布，又扩大了《春秋》经传的读者群，为宋代《春秋》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制度层面上，科举制度仍然吸引着一部分士人从事《春秋》学的研阅。太祖朝科举考试的科目中，明经科包括“九经”“五经”“三传”等科目，《春秋》经传皆在其中。在诸科之中，“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传》，一百一十条。”[ 《宋史·选举志一》]虽然这些科目采取的仅仅是以记诵为主的“贴经”“墨义”方式，但毫无疑问的是，要想通过这些考试而进入仕途，必须要通晓《春秋》经传。即使是以考诗、赋、论为主的进士科，也仍然要“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宋史·选举志一》]。如太祖建隆初年杨澈“举进士”，而他则擅长于《左传》:“七岁读《春秋左氏传》，即晓大义。”“太祖知其名，召试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州。江南平，改通判虔州。”真宗时期又先后作兵部郎中、祠部郎中。[ 《宋史·杨澈传》]太祖乾德元年（963）又下诏，改变明经中“九经”科“一举不第而止”的规定，可“依诸科许再试”[ 《宋史·选举志一》]，准许他们复读，大大增加了通过经学而进入仕途的机会，这一规定既可以激发《春秋》学学者的兴趣，同时又可以让他们不再急功近利，而能有潜心思考、问学的可能性。
　　对擅长《春秋》经传的学者予以认可，并授予一定的职官，也显示了朝廷对《春秋》学的重视情况。袁逢吉，其于太祖开宝八年（968）“擢《三传》第，释褐清江尉。”九年（969）“又与转运使张去华条上治状，以《春秋》博士召。”（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卒，年六十九。）南唐时何蒙“少精《春秋左氏传》”，太平兴国五年(980)“调遂宁令。时太宗亲征契丹还，作诗以献。召见赏叹，授右赞善大夫，三迁至水部员外郎、通判庐州。”[ 《宋史·何蒙传》]吴庭祚第四子吴元扆“喜读《春秋左氏》，声色狗马，一不介意。”太平兴国八年（982），“选尚太宗第四女蔡国公主，授左卫将军、驸马都尉”[ 《宋史·吴元扆传》]；李处耘之子李继隆“好读《春秋左氏传》”，在太宗朝“特被亲信，每征行，必委以机要”，真宗时期也“优游近藩，恩礼甚笃。”[ 《宋史·李继隆传》]曹玮“通《春秋三传》，于《左氏》尤深”，十九岁时曾因其父曹彬之荐，率兵讨伐李继迁之乱，太宗朝“将兵几四十年，未尝少失利”。真宗时期“凡边事，必手诏诘难至十数反”[ 《宋史·曹玮传》]。又河南洛阳人杨守一“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于晋邸。太宗即位，补右班殿直。太平兴国中，出护登州兵。召还，监仪鸾司。”[ 《宋史·杨守一传》]此外，“治《春秋公羊》、《谷梁》”的范正辞（936-1010）[ 《宋史·范正辞传》]，“治《三传》”的乔维岳（咸平四年卒）[ 《宋史·乔维岳传》]，“少举《三传》”的上官正（真宗景德四年卒）[ 《宋史·上官正传》]等，都被授予官职，为朝廷所用。
　　“宋初八十年”有不少专门《春秋》学著述。刘熙古（976年卒）“十九通《春秋》”，“以三《传》举”“献《春秋极论》二篇、《演论》三篇”[ 《宋史·刘熙古传》]；狄斐之子狄遵度，“著《春秋杂说》，多所发明。”[ 《宋史·狄遵度传》]王沿，“少治《春秋》”，景祐元年正月（1034）“上所著《春秋集传》十六卷，复上书以《春秋》论时事。”[ 《宋史·王沿传》]孙何，与丁谓齐名，受王禹偁“雅重”，著《春秋意》；前文何涉，除在军中讲《左传》外，还著有《春秋本旨》[ 《宋史·何涉传》]一书；周尧卿（994-1045），著《春秋说》三十卷[ 《宋史·周尧卿传》]，朱彝尊《经义考》亦有记载[ 《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九。]。当然，其中还包括宋真宗所撰《春秋要言》三卷[ 《经义考》引《职官分纪》，言此书五卷。]，于天禧三年十月又赐辅臣《御制前后序》[ 《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九，第925页。]，完全可以看到真宗《春秋》学的态度。此外，据朱彝尊《经义考》，宋初庆历之前的《春秋》学著述还有：胡旦（955-1034）的《春秋演圣通论》十卷、杨均《鲁史分门属类赋》三卷（太祖乾德四年（966）四月所上）；许洞（976-1015）《春秋释幽》五卷；叶清臣（1000-1049）天禧中（真宗1017-1021）所作《春秋纂类》十卷[ 《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九，第925页。]，以及贾昌朝于景祐元年（1034）十二月所作的《春秋要论》等。这些著作均已亡佚，确实无法考证其内容，但这些著作名目本身，便足以显示出宋初八十年《春秋》学的成就。

三

　　宋初八十年的《春秋》学，因为文献保存不全，亡佚严重，以致无法全面、充分了解其内容以及解经特色，但如果说他们“在经学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或者说他们“对《春秋》的价值和功能似乎也还没有什么充分的认识”[ 《春秋学史》，第423页。]，也许有点过于苛求了。倘若他们没有认识到《春秋》经传的价值和功能，也就不会有如此多的是人热衷此学了，上自皇帝（太宗、真宗），下至一般文人学士，都对《春秋》的价值和功能有各自的理解。此外，这时期《春秋》经传之学在解经方式、经义阐发，以及对《春秋》的使用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如《左传》学在此时期的倍受关注，也体现了这个时代对其价值的一种认可，同时也是此时期《春秋》学的特色之一。另外，虽然这个时期的《春秋》学著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无从考证他们对《春秋》经传的独特理解，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春秋》学价值的认识就不存在了，也不能据此否定他们对经学的贡献。事实上，从《宋史》传、志的记载便可以寻到这个时期《春秋》学的一些特色。在某些方面，甚至对仁宗庆历以后的《春秋》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宋初八十年的《春秋》经传之学，大抵以《左传》学为主。上文提到的杨澈、何蒙、吴元扆、李处耘、曹玮、杨守一等人均笃好《左传》。又，许洞（976-1015）著有《春秋释幽》五卷，而他同样“精左氏传”。[ 《宋史·许洞传》]王济（生卒年不详，大体生活在太祖至真宗时期），“颇涉经史，好读《左氏春秋》，性刚直，无所畏避。”[ 《宋史·王济传》]周尧卿（994-1045），“长于毛、郑《诗》及《左氏春秋》”[ 《宋史·周尧卿传》]。可见《春秋》三《传》中，《左传》在宋初的流行和普遍程度。宋初《左传》受到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皇帝喜好的影响。真宗时在朝廷设“讲读之职，即于便坐令（邢）昺讲《左氏春秋》”[ 《宋史·邢昺传》]。真宗又亲自撰《春秋要言》三卷，天禧元年（1017）将此书遍示群臣，并赐皇太子。[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九。]他对《左传》的兴趣，在其即位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宋史·张耆传》记载：“真宗在东宫，尝命授（张耆）以《论语》、《左氏春秋》”[ 《宋史·张耆传》]，他不仅自己喜欢，还要身边的人也来学习《左传》，因此，皇帝的喜好，是宋人读书、治学的风向标；第二，可能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宋在建国之后，一直到太宗太平兴国四年统一全国，之后又还面临着来自西夏、契丹的威胁，国内又有李继迁等的叛乱，战争一直持续不断，而《左传》中对各种战争经验的记载和描写，无疑成为最直接的取胜法宝。如何涉（生卒年不详，仁宗庆历初左右在世），“尝为诸将讲《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 《宋史·何涉传》]在军中为将士讲《左传》，显然并非讲解其道德或者政治教义，可能更多侧重的是其作为战争指导手册的军事价值。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政，他“以《左氏春秋》授之（狄青）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 《宋史·狄青传》]《左传》的这一军事价值或者说作为兵书的价值至此还仍然存在。因此，《左传》在宋初受到广泛关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这种风气之下，《左传》成为宋初《春秋》学著述的重要依据，如杨均的《鲁史分门属类赋》，据晁公武说“以左氏事类分十门，各为律赋一篇”。叶清臣的《春秋纂类》，据《中兴书目》，是“取左氏传，随事类编，为二十六门，凡十卷。”[ 《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九，第925页。]因此，《左传》学是宋初八十年《春秋》学的主流。[ 沈玉成先生在《春秋左传学史稿》中说：“宋儒研究《春秋》经传的方向在于穷究微言大义，所以不论他们如何提倡舍传求经，独标新义，到头来终归离不开《公》、《谷》二传，相对来说，《左传》偏重记事，专门研治的人基友要少得多，而且这类著作不少已经亡佚。”(第202页)沈先生此说是就宋仁宗庆历之后的《春秋》学来说的，事实也确如沈先生所说。但如果就宋初八十余年的《春秋》经传学来说，虽然著作已经亡佚，但不能否定，偏重记事的《左传》才是当时人所倾心的对象。]
　　在解经方式上，宋初《春秋》学也有自己的特点，不主一家，而能自出己意。生活于后周至太祖初期的田敏，“少通《春秋》之学”，曾与马镐等人共同校订《九经》，但“好为穿凿，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如改《尚书?盘庚》‘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重言‘纲’字。又《尔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为‘白及’。如此之类甚众，世颇非之。”[ 《宋史·田敏传》]这种改经、改注的做法，虽难免于“穿凿”和“独见”，但也反映出宋初经学家的些许勇气以及治经学的方法，实际上已经开了宋人经学中“改经”的先河了。王沿十五卷的《春秋集传》，据《崇文总目》说：“沿患学者自私其家学，而是非多异，失圣人之意，乃集三传之说，删为一书。又见秘书目有先儒《春秋》之学颇多，因启求之，得董仲舒等十余家。沿自以先儒犹为未尽者，复以己意笺之。”[ 《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九，第925页。]因此，《春秋集传》是其出入于三传以及董仲舒等十余家，发前人所未发的成果。周尧卿的《春秋说》同样不取三传异同，“其学《春秋》，由左氏记之详，得经之所以书者，至《三传》之异同，均有所不取。曰：‘圣人之意岂二致耶？’”[ 《宋史·周尧卿传》]其说《春秋》，也是在《左传》史实基础上的自得之见。又，狄遵度著《春秋杂说》，亦“多所发明”[ 《宋史·狄遵度传》]。应该说，宋初八十年的《春秋》学，并不过多纠结于三《传》异同的比较，也不太讲究前代《春秋》学的发凡体例之别，而是强调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自我发明，这一点恰恰与他们对《左传》的情有独钟相合。
　　宋初学者对《春秋》经传的自我发明，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对当时政治有鲜明影响，充分体现了他们眼中《春秋》学的价值。从经义的发明而言，这时期的学者对《春秋》经传的政治、伦理学价值并不陌生。如毕士安（938-1005）在咸平初任翰林学士，时真宗诏修《三国志》、晋、唐书，当时有人以“两晋事多鄙恶不可流行者”加以反对，“毕士安曰：‘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真宗然之，遂命刊刻。”[ 《宋史·毕士安传》]以《春秋》为彰善惩恶之书。罗处约（960-992）在学术上曾作《黄老先六经论》，但他同样认识到《春秋》的价值，说“《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 《宋史·罗处约传》]。而在君臣关系与明教方面，宋初学者也已经明确了《春秋》的“尊王”之意。
　　“尊王”是《春秋》经传之学重要的思想，尤其是《公羊传》中重要经义之一，[ 赵伯雄《春秋学史》，第41-42页。]同时也是宋代（尤其是北宋）《春秋》学的“主流”思想之一，史上都以孙复（992-1057）《春秋尊王发微》为宋代“尊王”思想的开端，认为是他将《春秋》“尊王”的思想“突出到了《春秋》大义的首位，似乎《春秋》从头到尾每一字每一句都贯彻着尊王的精神。”[ 《春秋学史》第428页。]这一点的确是孙复为宋代《春秋》学所作的贡献，但他似乎并不是最早突出强调“尊王”观念的学者。聂冠卿（988-1042）作侍读学士时，“每进读《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义以讽。”[ 《宋史·聂冠卿传》]可以看出，他对“尊王”的思想非常重视，而且他是从《左传》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也说明，在他看来，《左传》不仅仅有着可以借鉴的感性历史经验，而且也有着维护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功能，就此而言，他的《春秋》学或者说《左传》学已经超越了一般学者，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而孙复对“尊王”思想的强调，不会早于聂冠卿。[ 聂冠卿较孙复大四岁，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是其晚年得病的时候，由枢密使韩琦建议，朝廷委派孙复的学生祖无择到其家抄录，并藏于秘阁之中。（详见欧阳修《孙明复先生墓志铭》）因此，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中“尊王”思想的政治影响应该是其晚年的事情，如果从该思想的提出而言，也许可以追溯到其庆历年间为仁宗所起主讲太学时（详见朱长文《春秋通志·自序》），而庆历二年（1042）的时候聂冠卿就去世了。]
　　“尊王”思想在宋初八十余年中，不仅仅是《春秋》经传之学的经义内容，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宋史·宋祁传》记载：
　　“景佑中，诏求直言，（宋）祁奏：‘人主不断是名乱。《春秋》书：‘殒霜，不杀菽。’天威暂废，不能杀小草，犹人主不断，不能制臣下。’又谓：‘与贤人谋而与不肖者断，重选大臣而轻任之，大事不图而小事急，是谓三患。’其意主于强君威，别邪正，急先务，皆切中时病。”[ 《宋史·宋祁传》。宋祁（998-1061年）提出”强君威“主张是在仁宗“景祐年间”，当时是36-39岁之间，这应该是他比较成熟的政治思想。本文是因为他的这段进言是发生于仁宗庆历之前，是可以算在“宋初八十年”的时限之内的。]
　　关于“陨霜不杀菽”的说法来自于《韩非子·内储说上》：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 《韩非子·内储说上》]
　　此外，《春秋》僖公三十三年记载“陨霜不杀草”，定公元年记载“十月，陨霜杀菽”，结合宋祁的解释来看，关于《春秋》一句的引文应该是僖公三十三年的记载。当然，在宋祁的解释中，“不杀草”还是“不杀菽”的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解读的问题。他认为“不杀”所反映的是“天威暂废”，人主不能治臣下的政治问题，他把“人主”等同于“天”，“人主不能治臣下”，天威便得不到彰显，“人主”也由是得不到尊重，他以此为当时的“三患”之一。因此，他从“切于时病”的角度，提出“强君威”的政治主张，“强君威”就是要“尊王”。仁宗景祐年间是从1034到1037年，北宋建国至此已经77年，君权似乎仍然是一个迫切要解决的政治问题[ 比如真宗在大中祥符年间曾对陈彭年说过一段话：“朕获绍先业，谨导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实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难，由乎听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君以宽大接下，臣以诚明奉上，君臣之心皆归于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成宪，犹指诸掌，孰谓难哉！”其后又亲自“为制《崇儒术》、《为君难为臣不易》二论示之。”（《宋史·陈彭年传》）真宗也是感到了“为君难”的问题，这正是“君威”不强的意思表示。]。直到仁宗庆历年间，宋祁仍然持这种主张。他上《乞专刑赏状》[ 《历代名臣奏议》认为该文是庆历中，宋祁为侍读学士时所上。见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八，四库全书本。]，认为君主应该把刑罚奖惩的权利集中起来，才能如龙借风云之力而飞霄汉，象虎以爪牙之力而搏百兽，认为“君失利赏，则见轻于天下”。他引述《春秋》之义说：“鲁国政在陪臣，《春秋》为讳之，称之曰盗，况拥九五之丕构，总天下之机矩，倒持利剑，以资断割。忽洪范之至戒，袭子罕之覆辙，轻龙虎之神威，抵《春秋》之所讳，召衰促乱，何所利哉？比年以来，日无盛光，月行黄道，氛雾无时，河绝地动，皆下侵上，上失权之应也。”[ 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八，四库全书本。]把“君失利赏”等同于鲁国的“政在陪臣”，也许有些言之过重了，但把刑罚权利收归君王，确实能避免“见轻于天下”局面的出现，从而达到“尊王”的目的。从聂冠卿的“尊王黜霸”，到宋祁的“强君威”的思想，是实现国家统一、政权集中从而树立君主权威的时期，宋代统治者在这个政治问题上花费了八十余年时间。再到孙复对“尊王”说的强调，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尊王”说和“正统”观的宣导，在思想领域达到“大一统”的教化阶段，是说服社会接受这一政治结果的过程，这一点恰恰是仁宗庆历后期直到哲宗后期《春秋》学在经义上的最重要内容。[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另有专文探讨。]这是北宋从国家政权建设到意识形态建设进程的反映，而这个进程，也正是梳理宋初八十余年《春秋》学所能获得的结论。

四

　　沟通古今，联系现实，是这个时期《春秋》解释学的重要特点。邢昺为真宗讲《左氏传》等儒家经典，便能“多引时事为喻，深被嘉奖。上尝问：‘管仲、召忽皆事公子纠，小白之入，召忽死之，管仲乃归齐相桓公。岂非召忽以忠死，而管仲不能固其节，为臣之道当若是乎？又郑注《礼记?世子篇》云：‘文王以勤忧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朕以为本经旨意必不然也。且夏禹焦劳，有玄圭之赐，而享国永年。若文王能忧人之心，不自暇逸，纵无感应，岂至亏损寿命耶？’各随其事理以对。”[ 《宋史·儒林传》]这种“随事以对”的解读方法，使得《春秋》学与现实紧密的联系起来。孙奭也是宋初有影响的儒者，他“常掇《五经》切于治道者，为《经典徽言》五十卷。”大中祥符元年（1008），“天书复降泰山，帝以亲受符命，遂议封禅，作礼乐。王钦若、陈尧叟、丁谓、杜镐、陈彭年皆以经义左右附和，由是天下争言符瑞矣。”“四年，又将祀汾阴，是时大旱，京师近郡谷踊贵”。针对这种情况，孙奭援引《左传》“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进行劝谏[ 《宋史·孙奭传》]。《春秋》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左传》记载虢公享神之事，当时史嚚就是用这句话表达了对虢公做法的不满。孙奭正是看到了两件事之间的相似性，才引用史嚚的话对神宗进行劝谏的。可以看出，孙奭非常熟悉《左传》的内容，并且能够古今联系，发挥其有功于“治道”的功能。又如王沿“因诣阙奏事，上所着《春秋集传》十六卷，复上书以《春秋》论时事”，“尝论以《春秋》法断事”[ 《宋史·王沿传》]这也是宋初八十年《春秋》经传之学的价值观所在，是一种“用”。
　　宋初《春秋》经传之学还有另外一种“用”。寇准（961-1023）曾深受太宗、真宗信任，景德元年，契丹入寇时，他力谏真宗亲赴澶渊督战，其后不得已与契丹结盟，真宗从河北退兵。这成了寇准引以为豪的一件美事，真宗甚至也因此而更加厚待寇准，以其为社稷功臣，这引起王钦若的嫉妒。《宋史·寇准传》记载：
　　“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为之不悦。”[ 《宋史·寇准传》]
　　王钦若认为澶渊之盟是《春秋》所不齿的“城下之盟”，而真宗以“万乘之贵”，受此大耻，是寇准“孤注一掷”，不顾君危的冒险举动，根本不是值得炫耀的好事。王钦若把《春秋》作为了攻击政敌、博取荣宠的手段，尽管其用心颇为人所不齿，但“城下之盟，《春秋》耻之”的说法，是其对《春秋》内容的一种理解，除了证明他的确非常熟悉《春秋》外，也能证明他也能够驾轻就熟地把《春秋》与现实联系起来。就其言论来看，即使“通《春秋》三传”[ 《宋史·寇准传》]的寇准恐怕也无法轻易为自己开脱了。
　　宋初八十余年中，不少文人士大夫也能从切于时政的角度为君主建言献策，多能引《春秋》经传之说以立论，不仅仅“切中时病”，而且能真正解决具体现实问题。如田锡（940-1004）向真宗献“军国机要”时说：“今交州未下，战士无功，《春秋》所谓‘老师费财’者是也。臣闻圣人不务广疆士，惟务广德业，声教远被，自当来宾。周成王时，越裳九译来贡……”[ 《宋史·田锡传》]针对交州之战，援引《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老师费财,亦无益也”，建议真宗“务广德业”以息边境之争。又宋绶（991-1041）“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杨亿称其文沈壮淳丽”，并自叹不如，他在参与某些朝廷议论方面，也能援引《春秋》经传作为依据。当章懿太后（987-1032）、章献明肃太后（968-1033）先后去世后，仁宗“诏定章献明肃、章懿太后祔庙礼，绶援《春秋》考仲子之宫、唐坤仪庙故事，请别筑宫曰奉慈庙以安神主，事多采用。”[ 《宋史·宋绶传》]当时在这个事情上有不同的主张。钱惟演认为二位皇后应“与章穆并祔真宗室”，而“三省与礼仪院”的看法是，“章穆太后已祔真宗庙室，自协一帝一后之文”，章献与章懿太后“宜崇建新庙，同殿异室，岁时荐飨，一用太庙之仪，仍别立庙名，以崇世享。翰林学士冯元等请以奉慈为名，诏依。”[ 《宋史·章献明肃刘皇后传》]因此，宋绶援引《春秋》“故事”，力证这样解决问题，是有渊源的，是合乎古制的。他所谓“考仲子之宫”的“故事”，当来自于《谷梁传》隐公五年所说：“九月，考仲子之宫。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为夫人也。礼，庶子为君，为其母筑宫，使公子主其祭也。于子祭，于孙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隐孙而修之，非隐也。”《左传》在“考仲子之宫”的问题上，仅记载了祭祀时的“羽数”问题，未提到“筑宫”之事。
　　又如谢绛（994-1039），“以文学知名一时”，他也能引《春秋》经传之说谈论当时的社会现实。自仁宗景祐年间，自然灾害频发，所谓“水旱、蝗起，河决滑州”等此起彼伏，民不聊生。当谢绛“权开封府判官”时，他上言两次引述《春秋》：“蝗亘田野，坌人郛郭，跳掷官寺，井郾皆满。鲁三书螟，《谷梁》以为哀公用田赋虐取于民。朝廷敛弛之法，近于廉平，以臣愚所闻，似吏不甚称而召其变。”他认为“灾变”的出现，是官吏不称职所导致的，所谓“不甚称而召其变”。只要选择称职的官吏，去除对百姓的“烦苛”“聚敛”，这些灾变自然会消失。他说:“国在养民，养民在择吏，吏循则民安，气和而灾息。……臣愿陛下博访理官，除烦苛之命；申敕计臣，损聚敛之役。勿起大狱，勿用躁人，务静安，守渊默。《传》曰：‘大侵之礼，百官备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气不弭，嘉休不至，是灵意谩谰，而圣言罔惑欤。”[ 《宋史·谢绛传》]谢绛两次引用《谷梁传》，虽然在解读内容方面没有什么突破，但他能将其与当代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借古语今，这也是他对《春秋》经传的一种“用”。事实上，宋初八十余年的《春秋》学中，这种指切当今、联系现实的做法是非常普遍的，人们也反对局限于注疏，无甚发明的迂腐解经。如密州安丘人杨安国，他以“《五经》及第，为枝江县尉，后迁大理寺丞。……安国讲说，一以注疏为主，无他发明，引喻鄙俚，世或传以为笑。”[ 《宋史·杨安国传》]只是一味沿袭前人观点，不能联系现实，作灵活的变通，只能是为世人所嘲笑了。
　　由以上可以看出，宋初八十余年中，人们对《春秋》经传的功能和作用有着充分的理解，并且深谙其用，能够非常娴熟地作为对现实政治的指导。本文虽然只是以《宋史》的“志”“传”所载为主要参考依据，对宋初这八十余年《春秋》学进行概述，但是基本上揭示出了“宋初三先生”之前宋代《春秋》学发展的总体成就和时代特色。
　　
　　
　　
　　
　　
　　
　　
　　*本文是河北省2015年社科基金项目“宋代春秋学与正统文学观之嬗变研究”的中期成果之一，项目编号：HB15WX024
　　
　　
　　
　　参考文献：
　　
　　1.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一版。
　　2.朱彝尊：《经义考》，中华书局，1998年第一版。
　　3.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
　　4.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