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驰：槐轩生平、学说及伦常实践

槐轩生平、学说及伦常实践

刘驰
（四川省双流传统文化研习会）

　　一、刘沅先生生平

　　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四川出现了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特立独行的儒学大师，世人尊称他为“川西夫子”，后人评价他为思想家、教育家、慈善家，他是历史上少有的遥承孔孟思想的学问大家，他所创立的槐轩学说，至今影响不绝，学者众多，遍及海内外。
　　刘沅（公元1768-1855年），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阳居士、碧霞居士，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他创立的“槐轩学说”,在四川儒学界有深远影响。清末民初，蜀中国学大师，多出其门。清《国史馆本传·儒林刘沅传》记载“咸丰中，（福建）侯官林鸿年为云南布政使，至蜀得沅书，读之惊喜。求问时，沅已死，因授业于沅弟子、内阁中书刘芬,尽购其书去。及罢官归,遂以其学转相传习，闽人称为川西夫子云”。
　　刘沅先生先世居湖北麻城孝感乡。明季不纲，远祖刘朝弼（字棐忱）有功名，于明正德、嘉靖年间，为避世乱，举家来蜀，定居在四川眉州南隅岷江之畔。六世祖刘宇舟（字峤云），明朝武将，封为建义将军，明亡守节，弃官归隐。高祖刘坤（字后菴），有学行，通经史，在四川眉州蟆颐山下中坝长洲，以教授五经课徒为业；明末战乱，先避乱峨眉，后栖身温江县东关董村，而后因家口繁衍，移居至双流县云栖里。曾祖刘嘉珍（字玉函），少弱多疾，尤耽典籍，喜读两汉书，工小楷。祖刘汉鼎（字君谟），有德行，好读《易》，曾著有《易蕴发明》一书，曾以“俭于己，功于人，暗于才，懋于德”，立为庭训。刘沅先生之父刘汝钦号金华子（字敬五），幼承家学，洞澈性理，精通易学，壮年从军，曾随岳钟琪辗转岷嶓间，金川之役亲与其事，专办粮秣，后退伍还乡，深居简出，以课子设帐训蒙自娱；刘汝钦性喜读书，乐善好施，在乡享有豪士之名，著作仅存诗一首及《玉皇尊经》注三卷，《玉皇宝忏》注一卷。
　　清代大学者、文学家纪昀（字晓岚，乾隆年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亲撰《敬五公墓志铭》，其铭曰：“天佐明德，祥鸾奋翼，忠孝克家，与世无既，郁郁佳城，卜以千亿，于昭报施，善人其永，视此铭碣。”
　　刘沅先生之兄刘濖（字芳皋），幼时入邑庠，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举于乡，嘉庆元年（1796年）考中三甲第三十六名进士(本科状元为赵朴初之先祖赵文楷），授翰林院庶吉士进士，在京由庶吉士改授工部主政，官广西郁林州知州。
　　刘沅先生自幼体质孱弱,然聪慧过人,好学不倦。七岁能文，邑人目为“神童”。八岁入私塾，十岁时到离家二十里的板桥子文昌宫(今双流县黄水乡境内〕，受业于贡生古鹤峰。文昌宫西墙官道旁有一通丈余高的石碑，上刻翰林颜楷书的“儒林刘止唐弟兄读书处”，惜毁于“文化大革命”之劫。刘沅先生十八岁离开文昌宫入县学，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冠军入为双流县庠生，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食饩为廪生，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选拔为明经，又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因文行兼优而选拔为贡生，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由拔贡中式举人。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六十年（1795年）、嘉庆元年（1796年）三次参加会试皆不中，刘沅先生念及高堂老母，形孤体弱，加之家境贫寒，遂无心仕途，被选拔为贡生后，在家乡云栖里朝阳庵小庙著书讲学，所得束脩用来孝敬母亲，或贴补家用。其兄刘濖中进士后，刘沅先生曾言“显扬之事，兄已遂矣，犬马之养，愿得身任之”，遂留守在家侍奉母亲。
　　清道光六年（1826年），礼部下文，先生被选授湖北天门县知县，时已五十九岁，因安贫乐道，不愿外任，改授国子监典簿。寻乞假归，由此归乡隐居，潜心著述教授，生徒日益众多。
　　刘沅先生三次会试不中，三十岁后绝意仕进，在家奉养老母，潜心经史，讲学课徒，著书立说，惠及后人。嘉庆十二年（1807年）,先生移居成都南门纯化街，鸠工庀材，建一宅院。院有老槐一株，宅遂名曰“槐轩”。此后四十八年，在“槐轩”治学讲学。其教学方式是平时令诸生自学，留存疑难，定期会讲，一一解答,并指导学生晨昏静养，养心存神，强身健体。学费则不计多寡，听任学生视自家财力而定，家贫者无馈亦可。清《国史馆本传·儒林刘沅传》记载：著弟子籍者，前后以千数，成进士登贤书(即中举人)者百余人，明经贡士三百余人……贤名播于乡闾者指不胜屈。“槐轩”于是成了四川最负盛名的大型书院式私塾，学生最多时达三百余人，学习期限最长的达十余年。民国时期，“槐轩”门额尚刻有伍肇龄先生楷书的“儒林刘止唐先生第”。惜1959年建造锦江大礼堂时拆除。
　　清嘉庆元年（1796年），刘濖中进士出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刘沅先生随其兄作伴北上，弟兄二人途经陕西紫柏山留侯庙时，遇到了他一生当中所遇到的第一个奇人——隐居于此的静一道人。静一道人与刘沅先生相谈甚契，为他讲解了修养之道，临别还以纯阳子所注的《道德经》相赠。刘沅先生“讶其与吾儒同”，发现道家养生与儒家修养之道颇有相通之处，初步窥探到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次巧遇，对将至而立之年的刘沅先生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作用，可以说为刘沅先生一生的学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刘沅先生日后留心道学，自成一说，在学术上开辟了一条“以儒为宗，旁及佛道”的道路。
　　刘沅先生居京期间，家中迭遭不幸。先是其兄刘芳皋之子病逝，接着是恶邻侵占他家祖茔，致使孀居的母亲忧愤成疾。刘沅先生闻讯,昼夜兼程，奔回故乡。他体质素弱，遂元气大伤，一病不起，多方延医服药，终无转机。
　　嘉庆二年（1797年），刘沅先生在本地彭家场，一日于场中遇一老丈，银髯飘拂，光彩照人。先生敬之，求问却病延年之方。丈人曰：非仅药石之能效也，尤需有存心养性之方。故先哲曰仁者寿，大德必寿。刘沅先生见老者不凡，顿有所悟，遂拜其为师，老人示以“穷理尽性、内外本末之功”，嘱咐他“存心养性”“返而求诸身心可也”。丈人名讳，世人莫之知也，见于先生著述中，称为野云老人。先生自谓受益良深。野云老人所传之学，尔后成为槐轩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础。自此在老人指导下调养，修身养性。不到两年，刘沅先生羸弱的病体完全康复，且日趋强健。野云老人所传要旨为“存神养气即存心养性”。刘沅先生身体力行，颇有成效，真正知晓“道流所谓存神养气即吾儒存心养性之功”。（《又问》）
　　野云老人传授的静养，使一个先天体质特弱的病夫子，得以乐享八十八岁高寿。刘沅先生后来回忆老人对他的教诲时说：“人生天地气化之中，修短丰啬，前人谓为气数之命，无可如何，而不知圣人以守身存身之学，教人补造化之穷，不留缺憾,所以至诚尽性而尽人物之性，参赞化育。”这就是说，如果遵循圣人的教导，按照“守身存身”之义去修身养性，就可以弥补先天不足而乐享天年。刘沅先生终生恪守“守身存身”之义，他解释道:“凡伤身致疾之事,自少弗为，不延年者寡矣。”
　　后来他感慨说：“回思平生，辛苦备尝，几如再世，使不遇野云老人，早归大暮。”野云老人成了对刘沅先生一生影响最大的决定性人物，使“李实孔师”、“儒道一体”、“天人一气，圣固可为”等直承老孔的圣学大道文化思想，成为槐轩重要观点，并在其学术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刘沅先生一生著述甚丰，据清《国史馆儒林传·刘沅本传》所载，刘沅先生所著书，“有《周易恒解》六卷，《诗经恒解》六卷，《书经恒解》六卷，《周官恒解》四卷，《仪礼恒解》四卷，《礼记恒解》十卷，《春秋恒解》八卷，《四书恒解》十卷，《大学古本质言》一卷，《孝经直解》一卷，《史存》十六卷，《槐轩文集》四卷，《诗集》二卷，《约言》一卷，《拾余四种》二卷，又有《蒙训》，《豫诚堂家训》，《保身立命要言》，《下学梯航》，《子问》，《又问》，《俗言》等篇，皆“言显理微，足资启发”。其大弟子刘芬曰：“以教授为业，沉潜经义，得遇圣学真传，注四子、《周易》《诗》《书》《三礼》《孝经》，又为《史存》……其教人以本末兼修、动静交养为要。”（《槐轩杂著》）上述书目在刘沅先生生前曾陆续刊印，但至清光绪时才被整理编辑为《槐轩全书》，全书以“槐轩”为名。
　　刘沅先生“解经，尽除门户之见，务求当于经义（清《国史馆儒林传·刘沅本传》），力图将儒学从繁琐哲学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使“圣人成己成人之道不至淹没”。他认为:“文学传说愈多，圣道弥晦”，真正的圣道圣学在汉代以后，已被弄得面目全非，“唐以后言道者始益支离”。因此,刘沅先生遵照圣贤经义，在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进行详尽的注解外，还对前人所讲述的不符合孔孟原旨的思想言论,一一加以辨正,以“辟流传之误”。在其撰写的《正讹》一书中，他对唐代以来的著名理学大师韩愈、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的主要著作都加以评论，阐明自己的不同看法，提出许多精粹独到的见解。
　　刘沅先生“注经参以佛、老”，以儒家圣人之说为准则，对佛、道之言不是一概排斥，凡与儒家圣人之道相一致的地方则加以肯定。他说“吾以圣人之道定百家，不以百家之谬涵圣贤”,“以中庸之道折衷百家，以圣人之书权衡杂术”，并认为斥僧羽之谬为是应该的，但排佛老之学说则是错误的，他阐儒、释、道三教的精微并认为三件同源异流。除前已述外,尚有《法言会纂》《经忏集成》《槐轩杂著外编》《道善约编》《感应篇注释》《文昌大洞仙经》《老子道德经解》等等,在文史哲和中医诸方面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刘沅先生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以“太极”为本体的观点。清版本医籍中，有刘沅先生所著的《医理大概约说》。此书发挥《内经》《周易》《伤寒论》诸书的精义，阐明了人身阴阳合一的道理，以及东汉名医张仲景立法立方的要旨。近代蜀中著名伤寒学家、被尊为“火神派”祖师的郑钦安就是刘沅先生的学生。
　　作为槐轩学说的代表之作——《槐轩全书》，则是一部以儒学精神为根本，会通儒释道三家之学说，阐发三教之精微，揭示尽人合天之真谛，且具有完整学术体系的珍贵学术巨著。《槐轩全书》精淳渊博，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境界和学术魅力，具有跨越古今的文化建树和人生智慧，其内容之宏富、方法之独特、论述之精深，为当世所罕见，堪称鸿篇巨制，可谓是浓缩传统文化精华，俯视历史时空，直击人类心灵的珍贵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无疑是传统文化尤其是巴蜀文化中未被开发的宝藏。
　　在槐轩学说的教育和影响下成就了大量的人才，仅就刘氏家族来讲，出现了以其子刘松文、刘梖文，其孙刘咸荥、刘咸焌、刘咸燡、刘咸炘为代表的能传其家学，并以成己成人的思想传道授业解惑，被公认为道德君子、教育家。特别是被喻为“天才学者”的刘咸炘先生所著之《推十书》，包括经、史、子、集，旁及西学，都二百三十一种，四百七十五卷。《推十书》内容涉猎宽，学术价值高，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地理、哲学、教育学、校雠、版本、目录、民俗、宗教、方志学、文字学、语言学的研究均极有建树，极大地丰富了槐轩的后天学说。张尔田、陈寅恪、梁漱溟、蒙文通、吴芳吉、卢前、唐君毅等，均对其学术成就推崇备至。

　　二、学说思想

　　槐轩学说大约形成在清嘉庆七年左右，主要是受其家学和野云老人的影响，先生通过修身实践，证悟了大学之道，从而知心孔孟。先生通过十三经等注述，用儒学元典精神来阐释经义,于四书中极为发明，阐明先圣道德，使尘封数千年的大道又复重光。先生创立的槐轩学说博大精深，可以简要概括为“内而心性，外而伦常，内外交修，本末交养”，尽人合天的天人性命学说。他主张通过五伦实践和养心养气以达到天人一气,恢复天理良心，即他在《蒙训》中说的“静养未发中，动循天理则”。槐轩之道是做人之道，是成己成人之道，是修身之道，也即是大学之道。槐轩学说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刘沅先生在《下学梯航》中提出了“天理良心”作为人的本源和归宿。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天理而已。全之则人，无之则物”。他认为“天之理即心之良，心之良始为天之理也”。天理为道，人是得到天理而生的，在天为天理，在人为良心，良心具体到人表现为宽仁厚德，褊心小量就不是良心。他在《俗言》中说道：“世人不知天人一气，谓天道高远，神明恍惚，一念之欺不知敬畏，久久而念念皆然，辜负天地父母生成之恩，失却为人正理，日沦于禽兽，而人心坏，风俗恶，天下亦纷纷多故。天理良心四字乃为人根本，世界污隆分界之原，不可一日而不讲也。《大学》《中庸》言慎独、言十目十手，相在屋漏，便是要人体贴天理。”就其现实意义来讲，恢复天理良心是当前特别重要的，不仅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更是世界的当务之急。
　　槐轩的整个著述中始终贯彻伦常之外无大道的思想，并通过存心养性，化气质之偏而归于中和，反对先儒的以心为性，并提出先后天的理论，以明圣学之源。先后天学说是槐轩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着《易经》思想，用先后天的说法，回答了人心道心的区别，以及复性、克己复礼就是取坎填离的真实含义。
　　先生认为：“先天之心即性，后天之心杂情。嗜好生而性牿(gù)，非心之元也。未生曰先天，既生曰后天”（《拾余四种·恒言》）。“心在先天即性，在后天不尽性，予屡言之矣。先天者，未生之前，受气于天，成形于地，得天地之性而后为人。后天，既生以后也，气质具而阴阳杂，理之纯不敌其气之累，而人心、道心乃分。先儒知人心、道心而不知其原，是以谓心即性也。先天八卦乾南坤北，而文王以坎离代乾坤，纯阳为性，纯阴为命，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人之先天，所以性皆善也。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互宅而生者必化，化者乃生，人之后天，所以性相近，而必待学以复性也。生安学利困勉，皆由气质清浊而分，非得天之初，便是相远。若但以心为性，后天之阴滓不除，即先天之本体难复，夫子所以言克己，孟子所以言养气也。”（《拾余四种》）
　　“至梁武帝时，达摩入中国居少室山面壁，始示人以了性之学，其时亲炙之者，本末功夫盖尝闻之，而再传以后失真，仅存六祖壇经，僧流据为养性之法，不知后天知觉运动之心，非先天纯一不已之性也。然常存此心，果然一念不起，虽未复乾元之真性，亦可免嗜欲之戕贼，故历代缁流超然颖悟者，亦复不少。周濂溪得此法于海严和尚，而授之二程，由是儒家谓养空空之心，即全穆穆之性，而气质之疵未除，斯诚一之道难尽，即自谓明哲，施之修己治人，往往不无遗憾，岂知孔孟皆言修身为本，若正心、修身犹不能齐治均平，决无是理，由不解孔子修己以敬如何便安百姓之故。此数千年圣学兴替关头，吾尝反复而力辨之，今若更不详求其义，则言理学者拘墟，谈事功者虚伪，兢才华者放浪，务神奇者妖妄，其为世界人心风俗之害，非一端而已也。愚岂好辩哉！”（《拾余四种》）
　　“取坎填离为克己复礼，此千古圣学之源，而异端邪说之所托也。乾坤为老父母，纯阳纯阴。人秉天地之灵而生，乾性也，坤命也，性命浑然为太极。先天得乾坤之正气，亦浑然无形而为太极，故曰：万物皆备于我。及气质既具，七情以生，情梏其性，而婴儿无知，已贪嗜味，发嗔忿，已非全性，故不失其赤子之性，非谓既生之婴孩也。乾下交于坤，而阴中有阳为坎，坤上交于乾而阳中有阴为离，离者人心也。心含阴滓，与生俱来，故孔子不曰私而曰己。礼者天理之著，不言理而言礼，以天理节文言之，乃该得内外工夫也。圣人教人克己复礼，存其有觉之心，养其虚明之性。心易放而难持，克之愈力，其纷愈甚，故必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其本体实无声无臭，故曰虚无元气。人身五官百骸皆一气所成，而虚无元气则理之元而性之实也。浩然以其功用之大而言，儒者不知，则高者以刚正不屈为浩然，卑者且以刚躁狠勇为浩然矣。养气者，得其地而养气即为养性，《大学》言知止，《中庸》言致中，《易》言艮止，《书》言安汝止，皆是也。伏羲八卦乾南坤北，而文王以坎离代之，所在天则日月为天地之大功用，在人则心情为万事之所由理。第情不尽性，性定者以性宰情，有觉之心皆为虚明之性，孔子所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孟子所以不动心而知言。取坎中之真阳，点化离中之真阴，返还乾坤本体，所谓复性、复礼也。其源出于天地，其象备于羲文，其本实由图书”。（《拾余四种》）
　　槐轩学说认为人不能外五伦而生，除却五伦就没有人类社会，五伦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关系，正确处理好五伦关系做到极致就能实现孔子“安人、安百姓”的思想，故道在伦常。“道在五伦。臣尽忠，子尽孝，父母修身寡过，教子以义方，兄爱弟，弟敬兄，朋友忠信，夫妻谐和而相勉以德，果能如是便是圣贤。但心不正，意不诚，则不能各尽其道，所以要存心养性。心本灵动，要养之，使常静定。理正矣，以诚心行之，久久言行心术俱诚，便是圣人。近时学道者不知从伦常实践，不知存心养性如何便是事天，惑于邪说，妄想成仙、成佛，变化飞升，否则求奇术。至于废人伦、坏心术、或长斋、或绝夫妻、或弃父母子女，入山入林，偏走天涯，究竟一无所得，到头悔之晚矣”。（《拾余四种》）
　　先生在晚年教育子孙后代的著述《蒙训》中，则进一步阐明伦常与恢复天理良心的关系，他认为“仁义礼智信，为人当体贴。慎之在一心，言行要修饬。大者在五伦，君臣尊卑别，父母即是天，兄弟如手足。夫妻要谐和，朋友忠信切。五伦果然敦，天地一气接。”在《豫诚堂家训》中则要求后代做到“兄弟以仁让为主，正家以夫妇为先”。
　　先生对伦常的论述多不同于前儒，他认为“道在五伦，五伦以三纲为重。重之者，非重其名分，重其责任也”（《俗言》）。“三纲不正，则五伦亦不正，故为上者当自修”（《俗言》）。“就君、亲、师与夫言，则必求问心无愧，然后伦纪修而人才出。此名教之大关，世运污隆之根本，不可不察，不可不勉也”（《俗言》）。他在《家训》中说：“自心抱愧，说甚夫纲父纲”。这充分体现了《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圣贤思想。在一百多年前的清代，先生非常清楚地看到先儒错解纲常，对民族文化造成的严重后果，“五四”运动以来往往将此错解纲常作为批判儒家的依据。
　　先生通过心性伦常学说的阐释，所创立的槐轩学说，还原了孔孟学说的本来面目，是知心孔孟的学说，有助于正确认识儒家文化的本质及其时代意义。以上是槐轩学说的根本观点，他对五伦关系的论述对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与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伦常实践

　　在刘沅先生的亲身倡导之下，槐轩学人不仅注重学术的研究与教学的实践，同时以孝善为首，以“亲亲而后仁民”的传统思想，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生到死，以实际行动来体现“推仁推爱、慎终追远”的传统道德思想。从清道光年间至民国末期的一百多年期间，槐轩学人举办了大量的、颇有影响的社会慈善活动，如扶危济困、救死扶生、文物修缮保护、兴办教育、创立书局、举办法会等，受助群体涵盖了鳏、寡、孤、独、贫、病、死、伤、文盲等。
　　教育：古人云：“天下有读书而不明理的人，断未有不读书而明理的人，所以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因此，槐轩之教育，旨在体证圣人之言、践行圣人之事，为国家储备有用之材，造成人才为国家所用。双流刘氏办教育培养人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入蜀初期，其后代不乏人才，最有影响者，还数刘沅先生。他先是在彭镇旧宅收徒授课，著书立说，嘉庆十二年（1807年），迁往成都南门淳化街建槐轩，着重治学教授，弟子数千人。其子刘梖文，继讲学槐轩，门徒益众。其孙刘咸焌先后创办明善书塾、崇德书塾、尚友书塾。其他刘门弟子及再传、三传弟子也相继在四川各地及省外办学，到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前期，槐轩的教育事业走向巅峰。
　　古迹修缮：刘沅先生曾经亲自组织成都武侯祠刘备墓的重建，重塑武侯祠里面文武将相的塑像与重新排列座次，发起重修蜀汉将领黄忠墓，组织重修成都青羊宫、延庆寺、圣寿寺、东岳庙，培修双流福星楼，重建双流熏风楼、城隍祠，重修太平东岳庙，扩建新津老君山，其弟子募修温江川主宫，培修金堂和温江的川主宫，培修郫县宝锋寺等等。民国年间，刘氏子孙又组织重建新津老君山。
　　《槐轩杂著》里有关于重修双流清江桥、重修天缘桥、修建驻云桥、募修昆桥、募修簇锦桥，以及簇桥培修旧桥、建造修桥、街道砌石等碑记文章。双流新老县志所载十分丰富，《推十书》里也有很多记载，难以一一列举。
　　慈善公益：刘氏的慈善举措，有资料可查者，始于明末乱世，代代相传，从刘沅先生至其孙辈三代，是其不断发展壮大的阶段，民国中晚期达到极盛。这和槐轩学子的不断发展是分不开的，几乎影响全川，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无论城市乡村均有槐轩学人组织施医、施药、施米、施棺等。慈善事业的兴办，在造福一方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槐轩学派的影响。凡有槐轩学人的地方都有慈善事业的兴办，如成都的乐善公所、双流的与善公所、温江的作善公所、新都的敦善公所等，几乎遍及全川，可谓当时四川最大的民间慈善公益组织。
　　槐轩学人长期举办的一系列慈善活动，具有相应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参与人员、活动场地、经费收支等），具有相应的具体项目及实施办法，具有独特的中国传统人文理念（推仁推爱，济世安民），可谓是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公益慈善活动形式，至今仍有着良好的现实借鉴意义。
　　槐轩医学：在医学方面，由于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刘家的祖辈对于医学很有研究。刘沅先生承继家学渊源，尤其精通中医典籍，而且存养之功纯熟。他指出：“吾何所知，敢言治病法耶？特承先人荫德，有暇读书，反复寻味，因己身多疾，乃求得将医理略明，而获效既多，又以先人所留余论证之今书，觉与古所传似为相近，亦非遂谓能窥堂奥也。”（《医理大概约说》）他认为：“盖古之医者，皆明于阴阳造化之理，达于人情物理之全，而后神明其术。”“大学之道不明，医法少真也。”“心肾，水火也。水火调则百脉和，其要在于呼吸；一吸而火下就水，一呼而水上就火，始能相济。劳心太过则火偏胜，好色过度则水偏枯，心肾所以不调，百病所以丛生也。肾者水火之精，火中有水，水中有火，心之神妙，固宰乎一身，而心之精华，非水济之，则不光明。故学道者，必使神藏土府，呼吸皆归于中黄；虚无之真神，乃为元神，元神静，则精气从之矣。医道所以通仙道也。”（《医理大概约说》）先生深明阴阳造化之理，而他所阐释的“先后天、取坎填离”的身心性命理论也成为日后中医扶阳医学的理论基础。由于受槐轩学说的影响，弟子中世代不乏名医，如刘梖文、李松山、孙海山、杨钰、郑寿全、张骥、张澄菴、万宜荪、刘安衢、李子俊等，他们的医德医术堪称模范。他们都以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为己任，悬壶行医，济人利物。
　　弟子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创立了中医扶阳理论（世称火神派）的郑寿全（字钦安）先生，自十六岁起即师从于刘沅先生并得其濡染，他在《医理真传》中说道：“学医于止唐刘太老夫子，指示《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立方立法之旨。”从医理方面继承了槐轩的思想，使其医学体系和医学境界由于槐轩之学而更加完备。郑氏强调扶阳，谓人身以元阳、元阴为立命之本，重视阳气是该学派理论核心。临床善用姜、桂、附等辛温之品是其显著特点。对当今许多疾病的治疗独辟蹊径，疗效甚高，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同。从清至今，扶阳医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彭重善、刘力红、赵君等。
　　刘沅先生主要医学著作有《医理大概约说》，亲自审定的医书有《经验良方》与《活幼心法》。其子刘梖文有《圣余医案》存世（李子俊释），郑钦安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等书。
　　刘沅先生所创立的槐轩学说博大精深，具有完整的学说体系和伦常实践体系，它是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直击人类心灵的文化遗产。刘沅先生教人以通过心性伦常的修身实践来助人恢复天理良心，他是“轲之死不得其传”的中兴人物；他是孔孟的知心者，他以儒学精神为根本阐释三教的精微，揭示尽人合天的真谛；他对复性、克己复礼、正三纲等观点的阐释，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儒家的本质及其现实意义；他以恢复天理良心为己任，以正人心厚风俗，成己成人的思想实现圣贤所倡导的“修其身而天下平”，对提高当今人民的道德素养都具有现实意义。随着学习认识的不断深入，槐轩这座文化宝库必将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为当今世人回归本民族固有文化，安顿我们的心灵提供极大的帮助。
　　
　　

　　
　　
　　参考资料：《槐轩全书》、《槐轩概述》、《一代宗师》、《圣学梯航序》《槐轩事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