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晓东：“大众儒者”浅论

“大众儒者”浅论
——关于献王文化贡献与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思考

靳晓东

　　献王刘德整理古籍，传承文化，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经典，其治学精神和传承文化的行为又给当前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发，从而引发了笔者关于“儒者”的思考。

　　一、“儒”的含义

　　《说文》：“儒，术士之称。” “章太炎《国故论衡·说儒》指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作为达名，儒在古代中国往往是知识阶层的统称，而且也并不仅限于儒家门生。作为一类物事的种属称谓，儒通常用以指称具有一定德行品格与专门才能的人。作为具体的学派名称，一般则专指攻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经典、以仁义之道为行动意旨与生活理想、敬拜孔子为圣师的儒家。作为一种正规职业的儒，可能开始于殷商。发展至西周时代，儒者已有官方与非官方的分别。春秋之后那些一度专以祝、宗、卜、史为职业的人群进一步分化，一部分经过自觉改造而转化为可以为上层贵族相礼、教书的知识分子，继续为主流社会服务，另一部分则蜕变成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粗野乡民，有的堕落为穷困潦倒、不稼不穑、无所事事的游民，有的甚至做起了劫贼的勾当。《荀子·儒效》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其位则美俗’。这是儒家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使命、功能、作用进行了全面定位，使儒由原先的治丧、相礼或教书上升到经世、济民、治天下的高度，其活动舞台也从普通民居走向了帝王庙堂。而荀子所谓‘大儒’、‘雅儒’、‘俗儒’则是荀子本人于职业、人格上的理想划分，也是对当时儒之流品基本现状的忠实记载与客观描述。”[ 余治平：《论儒的最初职业与身份自觉》，《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以上是研究者从“达名”、学派和职业三个方面对“儒”的含义的分析。《周礼·周官》中说：“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 《礼记·儒行》：“儒之言优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 这两句则是强调了“儒”应该具备的品质，《法言·君子》中则直接称：“通天地人曰儒”，以上三本书都是儒家学派的著作，是在自身学派内部所追求的一种高远理想的境界，同样，《礼记·儒行》中所阐述的孔子对“儒”的理解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也。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92—7987页。]
　　
　　在这里，孔子从外在的言行举止和内在的德性修养都对“儒”作出严格的要求，树立了儒家学者所追求的“真儒”的完美形象。段正元从字的构成将“儒”的含义扩展为“人所日需之道”，他说：
　　
　　盖儒之为道也，纯在人伦日用。故“儒”字从人从需，人所日需之道也。人有身体，即有伦类。既有伦类，即有交际。无论为君为臣，为父为子，为夫为妇，为朋为友，皆有应接之事。而常人之于应接也，多以人心主事，只知利己，不顾他人，故于日用之间，应接之事，其未发也，不知执中，其既发也，罔协于和。或至悖乎天理，逆乎人情，甚非人所需之道，故不得以儒名之，儒名之不易得允矣。[ 道德学会总会编印《师道全书》卷五，1944年版，第53页。 ]
　　
　　另外，纵观中国历史，真正的儒者具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和社会担当精神以及深重文化责任。笔者认为，这是之所以能称为“儒者”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一种内在的高贵品格，是儒家“外王”精神的核心精髓，无论是在朝的官员，还是在野的百姓都应该具有这种品格，它应该成为中国人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笔者根据当前的社会现实，将“儒者”划分为“官方儒者”和“大众儒者”。

　　二、“官方儒者”和“大众儒者”

　　笔者认为，“大众儒者”是一个与“官方儒者”相对应的儒者群体，下面具体解析这一词汇的含义。
　　“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但其基本精神可归结为‘内圣外王之道’。”[ 程潮、钱耕森：《儒家“内圣外王”及其现代价值》，《学术期刊》，1998年第8期。]“内圣外王”是“贯穿中国传统哲学的活的灵魂”，“是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实质之所在”[ 张怀承、姚站军：《“内圣外王”思想及其时代价值新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其中，“内圣是一种自我证悟的宗教体验，体现人类的终极关怀与最高价值取向。它以返本还源，归真返璞为修炼目标，要求最终达致超凡入圣的证悟与精神解脱，其实质相当于佛家所说的自度之道。因为要成圣不假外求，故称之为‘内’。外王则是指根据天地人三才之至道，实行源于三才至道的中庸至德，以求达致自然生态平衡与社会文化生态平衡，近似于佛家所说的度人之道。因其以天下芸芸众生为对象，故称之为‘外’。”[ 郑彝元：《论中华道统与人类文明前途》，见《道统论》，（泰国）新时代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0页。（本文转引自转引自韩星著《中国文化通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版，第117页。）] 就儒家思孟学派来讲，“内圣”就是指《大学》中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王”则是指由修身之成发而所为的“治国、平天下”。由于不同学派观点的不同，内圣的途径也有所不同，最典型的就是宋明理学中“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间关于“道问学”和“尊德性”的辩论，但是不管走哪种途径来修身，都是为了完善自身的人格，担当社会责任，发挥社会作用，即“外王”。
　　纵观古今儒者，“外王”的路线可以大体分为两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应地，笔者分别称之为“官方儒者”和“大众儒者”。“官方儒者”是指那些辅助君侯将相依靠政治力量推行儒家治平思想的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再加之科举制的推动和“学而优则仕”观念的深刻影响，官方儒者数不胜数，所以通俗小说中有言“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大众儒者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有的学者从学习背景的角度，将那些没有经过系统的学院式教育出身，通过丰富的社会经历提炼感悟获取知识而成才，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践行儒家价值理念的民间人士称为“民间儒者”。如果这样界定的话，那些接受过正规的、系统的学院式教育但又没有入仕为官的儒者，只能单独成为一个群体，可以称之为“学院派儒者”。自近代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儒家思想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丧失以及国民教育的大发展，知识分子阶层在逐渐扩大。仅举梁簌溟一例，梁先生是一位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现代新儒家”第一代代表人物，但是，他并没有入仕为官，还在民间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欲开辟另一种救国的途径，这样的社会担当精神正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如今，许多的高校学者（主要是研究儒释道思想的）也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社会道德教化工作，所以，鉴于这种考虑，笔者欲从发挥作用的领域来界定儒者的两种身份，即具有领导干部身份的儒者称之为“官方儒者”，与此相对的，广大的在社会中发挥儒家道德教化作用的儒者称之为“社会儒者”或“大众儒者”，笔者之所以要将原来意义上的“民间儒者”和“学院派儒者”合而称为“大众儒者”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淡化两者之间的分歧和隔阂，两者在“内圣”的途径上的确存在很大的差异，由此也不可避免的产生意见上的分歧，甚至“敌视” ，因此，用“大众儒者”一词统括两者，更加凸显他们在“外王”目的上的一致性，使之形成现实中的合力，更好地在社会大众中间发挥其积极作用。
　　古代大量大众儒者的出现，与儒家的隐逸思想是密切相关的。隐士是我国古代一个特殊群体，其中不乏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艺术修养者，他们中间有超脱取欢于山水间，怡然陶醉于淡泊中的“自了汉”，也有心系社稷、先忧后乐、恩泽百姓、造福乡里的“隐君子”。儒家教化人们要心怀济世安民、兴邦强国之志，努力修德进学、练达智勇，成就功业、名垂千古，所以儒家的隐逸思想中深深地刻印着社会担当的符号，我们可以称之为“儒隐”。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4页。] 奠定了儒家隐逸思想的基础，“礼宜乐和”的有道之治在“无义之战”频繁肆虐的春秋时期只能是人们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尽管孔子说当天下无道时就退隐，但孔子面对鲁国君王昏愚、三桓擅权、国弱民穷的无道局面时，毅然出任了中都宰、大司寇等职务，试图执掌权柄引导君王、熏染百官、教化子民来实现上古圣贤“德治天下”的理想，但君王颓废，权臣挤压，政治仕途屡遭挫折，最后迫于无奈离开鲁国，流落异乡。周游列国时依然心怀治平抱负，寻觅慧眼识才的“明君”。但面对奔流不息的黄河，却难以激发出心中治国安民的豪迈之情，只能哀叹“逝者如斯夫”的失望；躲避战乱的百姓群中，人们看到的不是“圣人”风采，而是“丧家之犬”的破败形象；路途问津，他也坦然接受了隐者的嘲笑和讽刺。周游列国十几年，一路遭遇多艰险，理想抱负难实现，身心已老归家园。当一切的失败经历深深刺痛晚年的孔子时，他转向了整理古籍、教书育人，以期通过此举传承圣王先贤之思想经脉。无论怎样，孔子始终没有放弃理想追求，甚至宁愿“乘桴浮于海”[《论语·公治长》，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8页。]去布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也曾赞扬过“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的南容，他称赞“邦有道”就出来做官“邦无道”就隐退的遽伯玉为君子，评价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治长》，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6页。] “愚”是装出来的，但是这种的“愚”是大智慧，非常人所能及的，可见孔子对于无道时的躲避是赞成的。所以，孔子的“隐逸思想”无非是一种无奈的“变通之术”，只不过是由于外在环境的制约使得自己不得不暂时躲避而已。在一个“无道”的政治局面中出来为政不但自身难保，更重要的是“道”也不可能实现。但是，这种“隐逸”既不是“降志”更不是“失志”，“柳下惠为士师，三黜”，“直道事人”而受到赞誉，儒家认为他是仁人君子，而当他“降志”时就是“辱其身”了，更何况“失志”呢？但孔子认为柳下惠和少连这种变通之术仍旧是“言中伦，行中虑”，也就是并没有违背根本的道义。孔子在评价了伯夷、叔齐“不降志，不辱身”、柳下惠“降志”以及虞仲“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三种不同类型的“隐士”后却说自己和他们都不一样，无可无不可。由此我们看出，无论是“出”还是“隐”，孔子都强调“存志”的恒久性，并且根据外在环境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儒隐是“身隐而功不隐”，身体虽然在野，但依然心存济世安民的志向，并且发挥实际的社会功能。在隐逸之时除了等待合适时机获得出仕治平布道外，还要尽己所能在低程度、小范围内推行德化。孔子在周游列国后虽“风风光光”被迎回鲁国，并被尊为“国老”，然而他已无出仕为官的志趣和机会，以整理古籍和教书育人终了余年。孔子一生所为可归纳为四件事情：做官、周游列国、开创私学教书育人和整理文献。前两者皆为出仕以布道，历程艰难曲折，但成果不明显；后两者不仕而宏道，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汉代以后尊孔子为“圣人”和“素王”，主要是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高尚的道德形象。直到现在，这笔财富虽绵延二千多年，但依然生机勃勃，焕发活力。
　　孔子这种隐逸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史上多有高雅之人怀有经世济民之才却因厌恶仕途而不任官职，栖身于偏僻清静的乡里民间，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影响教化一方百姓，在小范围内实现“民德归厚”的理想，如曹魏时的管宁，隋末唐初的王通，明末清初的傅山等等。此种儒隐之人的数量已无可计算，古代史书中多有专著《隐逸列传》的，如《后汉书·隐逸列传》、《旧唐书·隐逸传》等，其中就记载了很多这种儒隐之人。当代蒋星煜先生在其《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以隐居地为划分标准，将隐士归纳为庐山历代隐士表、嵩山历代隐士表、武夷山历代隐士表等二十个表格，并列明隐士所处时代、隐居原因、隐居时长等。当然其中有真正的隐士，也就是那些终日纵情于山水之间，放浪形骸，以求达与自然浑然一体，于世事无所眷顾者。也有很多的高士隐于民间而不是山林，他们心怀抱负，修己及人、利人利世，实为隐者中的君子。[ 靳晓东：《浅谈儒隐思想》，张岂之主编《华夏文化》，2011年第2期。]
　　如今，儒家思想虽然退出了正统思想的舞台，但是她早已流淌于中华民族的血液身躯之中，渗透于中华机体的各个部位，社会中无论出现多少新的“思想名称”，也不管中国人学习了多少新的思想观念，儒家思想都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他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从这个角度说，儒家思想无论是不是统治思想都不会销声匿迹，“儒学并不是已经过去的‘传统文化’，而是仍然存活的‘文化传统’（庞朴），李泽厚更把儒学心理化，认为所谓儒学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因此，儒学并不会死亡，儒学也不会变成与现代无关的历史文物，对于中国人来说，儒学是积淀在世代中国人内心的文化心理。”[ 陈 来：《宋明理学》（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而今，儒学会依旧顺应时代的变迁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儒家精神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社会担当。儒者强烈的社会担当精神自孔孟至今绵延不断。几千年来，历代儒者通过不同的途径努力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有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德合一的途径，而有的人则是通过自下而上社会传道的途径。一般意义上，儒者们更倾向于前者，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行理想抱负，阻力小且效果明显，但是政治是变化无常的，朝代更替频繁，再加之古代社会较之现在，科技欠发达，信息流通不顺畅，政治层面和群众层面隔膜太厚，朝代更替并不会对民众的生活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而恰恰在民众中延续的文化样式持续时间久、影响更深刻，中国近代在受西方侵略欺侮的背景下，精英阶层奋起抗争，自器物、制度而至文化诸方面进行多次批旧革新运动，但是如此多之思潮却对普通民众影响很小，因此民间的社会教化实践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古代许多隐逸的儒者就此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教育精神。
　　与古代相比，在信息科技相当发达的今天，纯粹的隐逸现象已是少之又少了，但是中国人的隐逸情结却并不会销声匿迹，儒隐的思想观念仍然深植于人们心中，只不过今天的“隐”已经不是藏于山林之间，而是化于社会百态之中。更多的儒者，其中有学者、商人、农民、工人、僧人、道士，他们手中没有政治权柄，隐于群体百姓之中，用仁义修己安人，在民间乐此不疲地从事道德教化的实践活动，对和谐社会、净化风气起了推动作用。无论是在“朝”的“出仕”还是在“野”的“隐逸”，历代先贤大儒所表现出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丈夫精神一直代代相传，我们期望有更多怀揣济世安民理想的儒者进入政界，净化吏治，清明社会，也更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大众儒者来开启“后觉”，教化民众。官方儒者利用权柄行自上而下的治平路线，大众儒走自下而上的传道路线，两条线路虽然有差别，但是目标一致，彼此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共同发挥效用。
　　由此，如果从献王的身份来界定的话，毫无疑问他属于官方系统。然而，献王刘德一生不参与诸侯王之间的权力之争，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搜集和整理儒家文化典籍方面，对传承儒家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一个勇于担当文化责任的儒者，而社会担当正是体现一个儒者身份的深刻符号。其虽处于官场，利用其方便，如先师孔子一样整理古籍，传承文化，是在官方与社会之间找到了一个恰当的责任平衡点。这种文化责任意识和情怀是当今有心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所应该具备，不管是何身份，只要永葆此意识和情怀，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便可成为一个真正的“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