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林：文庙的社会功用

文庙的社会功用——崇德 报本 教化

孔祥林
（中国孔子研究院）

　　文庙是遍布在中国、朝鲜、韩国、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礼制庙宇，由于以孔子为主祀，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孔子庙或孔庙。其实，孔子庙是奉祀孔子庙宇的通称，按照其性质应该分成五类。第一类是建造在国立各级学校奉祀孔子的庙宇文庙，第二类是建造在孔子故里曲阜的阙里孔子本庙，第三类是建造在孔子活动纪念地或纯粹为纪念孔子建造的纪念庙宇，第四类是建造在书院的奉祀庙宇，第五类是散居世界各地孔子后裔建造的奉祀家庙。纪念孔子庙、书院孔子庙和孔氏家庙没有列入国家祀典，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作用，但其作用与礼制孔子庙是不能相比的。学校孔子庙的正式名称是文庙，不论是中国还是朝鲜、韩国、越南以及部分日本孔子庙都是采用这个名称，这类孔子庙最多，是孔子庙的主体，奉祀制度、祭祀制度和祭祀礼仪都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的，是列入国家祀典的礼制庙宇。曲阜孔子本庙虽然有庙无学，但国家为其设置专门的奉祀爵位，制定专门的祭祀制度，也是列入国家祀典的礼制庙宇。
　　国家为什么要建造这么多的孔子庙？孔子庙又有什么意义和作用？
　　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只在曲阜孔子庙祭祀孔子，其他各级国立学校文庙不再举行祭祀，刑部尚书钱唐上疏劝谏说，“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刑部侍郎徐程也上疏说，“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 《明史》卷139《钱唐等传》。]。二人的上疏，道出了文庙的三大社会功用――崇德、报本、教化。

　　崇德――推崇传统思想文化

　　前几年，由于在曲阜建造中华文化标志城引发了关于中华文化代表的争论，对于究竟应该由谁代表中华文化人们争论不休，其实这个问题古人早就解决了。遍布在全国各地国立学校内的文庙就是文化的代表，它的名称定义非常准确，文庙当然就是文化的代表。文庙主祀孔子并以历代儒家代表人物配享从祀，毫无疑问，文化的代表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中国自古就是崇尚文化的国家，崇尚文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兴办教育。古文献记载，早在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就有大学成均，虞舜时设置了学校庠，“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 《礼记·王制》。]。夏商周三代也都建造了学校，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孟子·滕文公上》。]，其功用，孟子认为“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许慎《说文解字》和班固《汉书·儒林传序》认为“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与孟子说并不全同，但不论哪种说法，都说明中国从上古时期就已经设立了学校，举行养老、习射、习乐等活动，进行尊老修德等人伦教育。
　　从甲骨文看，商代时大学还是举行祭祀的场所。西周时，学校已经开始祭祀先圣先师。《礼记·文王世子》说：“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在周代时创建学校要祭祀先圣先师。但先圣是何人？先师是何人？史书并无记载。明初宋濂在《孔子庙堂议》中说：“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学，其所谓先圣者，虞庠则以舜，夏学则以禹，殷学则以汤，东胶则以文王，复各取当时左右四圣成其德业者为之先师以配享焉”[ 宋濂《文宪集》卷28。]，周代设有四学，虞庠以舜为先圣，夏、商、周三代的学校分别以本朝开国者为先圣，非常明确，但目前都查不到其出处，不知依据何在。
　　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为五经博士设置弟子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大兴地方教育。有学校就要举行祭祀活动，但限于文献资料，西汉学校奉祀人物不详。东汉建武七年（31年），朱浮上书说：“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所由兴也。陛下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宫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造立横舍。比日车驾亲临观飨，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 《后汉书·朱浮传》。]。光武帝在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后汉书·儒林传序》。]。这次祭祀是太学落成后的首次祭祀，按照《礼记》“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的规定，应该是祭祀先圣和先师，虽然史书没有记载祭祀的先圣先师是谁，但设置博士“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奉祀人物有孔子应该是无疑的。
　　永平二年（59年）三月，明帝“始率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礼；郡、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皆礼圣师周公孔子”[ 《后汉书·礼仪志》。]，毫无疑问，学校祭祀是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的。但到东汉中后期，学校改为以孔子为先圣。永兴元年（153年）的《乙瑛碑》说“祠先圣师，侍祠者孔子子孙、太宰、太祝令各一人”[ 汉永兴元年（153年）立《乙瑛碑》，碑在曲阜孔子庙。]，《史晨碑》说“临辟雍日，祠孔子以太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 汉建宁二年（169年）立《史晨碑》，碑在曲阜孔子庙。]，祢衡《颜子赞》说颜子“配圣馈，图辟雍”，都可证明学校已经改为主祀孔子。
　　魏正始二年（241年），魏帝曹芳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此是文献中孔子为国家最高学校主祀的记载，此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初都是以孔子为先圣。
　　唐武德七年（624年），学校奉祀改为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贞观二年（628年），复改孔子为先圣，永徽（650-655）年间又改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显庆二年（657年）再次改孔子为先圣，迁周公配享周武王，从此孔子在学校的主祀地位再也没有改变。
　　汉代时，国家最高学府的祭祀是在辟雍进行，西晋时国家祭祀在太学举行，“扫坛为殿，悬幕为宫”[ 晋潘尼《释奠颂》，见《晋书·潘岳传》。]，祭祀是在坛上临时设置帷幕进行的，尚无专门祭祀孔子的庙宇。东晋太元元年（376年），首先在太学内建造了孔子庙，北齐时，“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一所”，将孔子庙推行到郡学。唐贞观四年（630年）命州县学校建造孔子庙，从此，孔子庙遍及全国各地的各级国立学校中。
　　东晋时，国学孔子庙名夫子堂，南朝齐梁时地方学校孔子庙名宣尼庙，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后称作文宣王庙，宋金元时追随孔子封号相继称作至圣文宣王庙、大成至圣文宣王庙，但仍简称文宣王庙。明代时地方学校称作儒学，孔子庙也改称文庙。作为国家推崇传统思想文化的象征，文庙的名称是非常合适的。
　　从东汉后期开始，除唐朝初期约十年间改以周公为学校的主祀外，一千八百多年间，孔子一直是学校的主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从魏晋到唐朝初年，学校主祀孔子，以孔子弟子颜回配祀，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增加左丘明等二十二位先儒从祀，开元八年（720年）增加孔子弟子从祀，此后历代不断增加更换，到1919年文庙配祀人物发展到四配、十二哲、七十九位先贤和七十七位先儒，以及崇圣祠五位主祀、六位配享和五位从祀先儒，文庙奉祀人物多达189位。
　　明代徐程说“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也，祀其道也”，清世宗说“帝王之尊圣，尊其道也”，文庙奉祀孔子其实就是推崇孔子的思想。
　　历代封建王朝不断修建孔子庙的目的就是显示国家的崇儒重道。金章宗大修曲阜孔子庙，工竣后在遣官致祭的祭文中说“国家礼崇儒术，道尊圣师”，所以“阙里庙貌于以新之”。明宪宗大扩曲阜孔子庙，工竣后御制碑文纪成，碑文开篇即说：“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无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则异端横起，邪说纷作，纲常何自而正？伦理何自而明？天下万物又岂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有天下者诚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用不可暂阙”，“天生孔子，实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大平者也”，“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扩修孔子庙，刻碑纪成，“树于庙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成化十三年，将文庙祭祀升为大祀，宪宗遣翰林院学士致祭，祭文说“增乐舞为八佾，加笾豆为十二，盖用祭天享地之礼乐，庶副尊师重道之本意”。修建孔子庙，祭祀孔子，就是为了显示国家崇儒重道。

　　报本――进行伦理道德教育

　　“古者立学专以明人伦”[ ［明］宋濂《孔子庙堂议》，见《文宪集》卷28。]，上古时期，学校的主要功能就是养老敬老，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后世学校特别是实行科举制度以后转向主要对后备官吏的道德培养，学校通过文庙奉祀人物和祭祀活动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
　　文庙主祀孔子并以历代先贤先儒配享从祀其实就是报答孔子和先贤先儒对后人的贡献，也就是报本。汉代时，虽然尚无文庙之设，但已在国立学校内奉祀孔子，并将孔子故里的家庙列入国家祀典，正如东汉《乙瑛碑》所说，“诏书崇圣道，勉六艺。孔子作《春秋》，制《孝经》，删述《五经》，演《易》系辞，经纬天地，幽赞神明，故特立庙”[ ［东汉］《乙瑛碑》。]，立庙祭祀就是因为孔子对后世的贡献。祭祀孔子，就是对孔子功德的报答，后周宣帝诏书说“盛德之后，是称不绝，功施于民，义昭祀典”[ 北周宣帝大象二年诏书，引自《阙里文献考》卷14。]，唐高祖诏书说“盛德必祀，义存方册”，“孔子道济生民，尊礼不修，孰明褒尚”[ 唐高祖武德二年诏书。]，这都说明只有不断地进行祭祀，才能报答孔子对后世的贡献。
　　中国传统的报本方式主要就是祭祀，而最高的报本就是血食天下，血食无疆，在中国，孔子和天地、社稷达到了这个标准，但天地、社稷只是神祗，而孔子却是真实的人物。
　　报本的另一个方式是不断地对孔子进行追谥加封。西汉元始元年（公元1年）平帝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尊称孔子为文圣尼父，北周大象元年（580年）静帝追封孔子为邹国公，隋开皇元年（581年）文帝尊称孔子为先师尼父，唐贞观二年（628年）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十一年改称宣父，乾封元年（666年）高宗尊孔子为太师，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追封孔子为隆道公，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玄宗加封孔子为文宣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因犯庙讳，五年改称至圣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新即位的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嘉靖九年（1530年）厘正祀典，取消孔子王号，改称至圣先师，清顺治二年（1645年）加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十四年复改为至圣先师，民国年间尊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除中央王朝追封为，地方割据政权西夏还在人庆三年（1146年）追封孔子为文宣帝。
　　孔子的封谥号是按照《谥法》追称的，每个字都有深刻的含义。“扬善赋简为圣”，“敬宾厚礼为圣”，“经纬天地为文”，“道德博闻为文”，“学勤好问为文”，“慈惠爱民为文”，“圣善周闻为宣”，在《谥法》中都是赞颂的好词。至于“大成”是借孟子的“孔子之谓集大成”赞颂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至圣”则是赞颂孔子是最高的圣人，取之司马迁的赞语，“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在孔子追谥加封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取消孔子的王爵。明嘉靖九年，大学士张璁建议厘正文庙祀典，取消孔子王号，撤塑像改木主，将八佾舞改为六佾舞，十二笾豆改为八笾豆，降低祭祀级别，皇帝也撰写《御制正孔子祀典说》等予以支持，但仍遭到翰林院编修张兖、徐阶和给事中王汝梅等人的反对，明世宗指责他们的观点为谬论，将徐阶贬为延平府推官，但御史黎贵等仍上言反对，并以周公追封四代先人为王和明太祖追赠四代先人为皇帝论证孔子封王的正当性，以“八佾十二笾豆为僭，六佾十笾豆亦为僭矣；非惟像当毁，复屋重檐亦当毁矣”，论证不应降低祭祀级别，明世宗无言辩驳，只好以势压人，“怒其指斥追尊事谓为奸逆”，将上言者下法司治罪，褫官为民，强行改变孔子庙祀典。
　　文庙以报本进行伦理教育，在启圣祠（清代改称崇圣祠）表现最为突出。孔子弟子颜回在三国魏时就配享孔子，曾参也从唐总章元年（668年）开始配享，孔子的孙子子思宋端平二年（1235年）升为十哲，咸淳三年（1267年）升为配享，奉祀在大成殿内，但是他们的父亲作为孔子的弟子却奉祀在东西两庑中，子居父上，子先父食，有悖于封建伦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嘉靖九年，朝廷决定，在文庙内建造启圣祠，以孔子父亲叔梁纥为主祀，将颜回、曾参、子思的父亲从大成殿东西两庑内迁至启圣祠配享，清雍正年间，追封孔子上五代祖先以王爵。崇圣祠奉祀孔子先人并以四配和朱熹、二程等人的父亲配祀，更能激励士大夫修身进学，以光宗耀祖。
　　对于文庙的伦理教化作用历代皇帝都说得非常明白。宋孝武帝命开建孔子庙制，是因为他认为“国难频深，忠勇奋励，实凭圣义大教所敦”；南齐明帝命祭祀孔子，是因为他认为“仲尼明圣在躬，允光上哲，宏厥雅道，大训生民，师范百王，轨仪千载。世人斯仰，忠孝攸出”；梁敬帝命祭祀孔子，是因为他认为孔子“立忠立孝，德被蒸民”；都是看重文庙教化伦理的作用。
　　祭祀先人以报本，正是为了教育后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论语·学而》]，追念先人，就能使民风归于淳厚。

　　教化――培养爱国惠民的贤才

　　文庙之所以设在各级国立学校内，目的就是对国家后备官吏进行道德的教育。不论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还是府、州、厅、县各级国立学校，学生都是已经获取初级功名庠生（秀才）以上的人才，庠生经过乡试、会试考取再高一级的功名举人、进士就可以被任命为官吏，进入国家官吏队伍。在学校建造文庙，奉祀孔子以及历代先贤先儒就是为后备官吏提供学习的榜样。
　　孔子首创私学，其目的就是培养能够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贤人，所以他主张选拔已经学习了礼乐的人为官，“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鼓励弟子“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对于孔子的用意，弟子们心领神会，子路说“不仕无义”，而子夏则干脆明了地说“学而优则仕”。正以为如此，孔子才被推崇为教育始祖，奉为万世师表。
　　中国教育自古重视人格道德的培养，人格道德的最高境界当然就是成为圣人和贤人。中国人崇奉圣贤，但并不认为圣贤是高不可及的，而是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人人都能够成为圣贤。孔子弟子子贡说孔子已经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孟子认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说法[ 《孟子·告子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人。荀子认为“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 《荀子·儒效》。]，学习学问，能够付诸实践的就是士，勤奋努力、孜孜不倦的就是君子，精通学问的就是圣人。通过学习，人可以成为士，成为君子，成为圣人，只要个人努力，是没有人能够禁止的。宋代程伊川认为“人皆可以至圣人”[ 《二程遗书》卷28《伊川先生语》。]，朱熹主张学习要超凡入圣，“为学须思所以超凡入圣，如昨日为乡人，今日便可为圣人”[ 朱熹《白鹿洞书院规训》。]，成为圣人并不是很难的。
　　文庙奉祀孔子就是为士子提供学习的榜样，成为圣人的榜样，但是，虽然理论上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成为圣人。不能成为圣人，但可以成为贤人，所以文庙除奉祀圣人孔子外，还奉祀一大批先贤先儒，为士子提供成贤齐贤的榜样。孔子庙在唐代以前只以孔子弟子颜回配祀，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增加左丘明等二十二位注经之儒从祀，宋元丰七年（1084年）增加孟子、荀况、扬雄、韩愈等明道之儒从祀，清雍正二年（1724年）增加诸葛亮等行道之儒从祀，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后又陆续增加文天祥、陆秀夫等报国忠臣，文庙从祀人物不断增加，从祀范围不断扩大，为士子们提供的学习榜样更加完备。
　　成圣人难，成贤人也不易，文庙奉祀人物虽然多达189位，但除去孔子先人、弟子等，历代贤人进入文庙享受祭祀的也不过一百一十人，平均二十多年才有一位贤人能够进入文庙奉祀。为更多地为士子提供学习的榜样，文庙还设置了名宦祠和乡贤祠。名宦祠附祀在本地为官有善政的官员，先贤祠附祀本地出身有善行义举的士绅及在外地为官有善政的官员。即使不能够成圣成贤，死后也应该附祀在文庙内。出仕做官爱国惠民，勤政廉政，造福一方，可以附祀在任职地文庙的名宦祠内，还可以附祀在家乡的先贤祠内，在乡为民遵纪守法，多行善举，死后也可附祀在家乡文庙的先贤祠内。任何人只要存心向善，行善政，行善举，都可以进入文庙享受后人的祭祀。
　　文庙通过奉祀孔子、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附祀名宦和乡贤，为士子提供了一系列学习的榜样。成圣成贤，死后奉祀在文庙内，血食遍全国，那是每一个士子最高的追求。西晋石崇（249—300）官至侍中，富可敌国，即使如此，他进入太学，看到颜回、原宪的画像，仍然“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 《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二十五史》2册P1360。]明代臧应奎“以圣贤自期，尝过文庙，慨然谓其友曰：‘吾辈没，亦当俎豆其间’”[ 《明史》卷192.]，因此他为官刚正，任南京车驾主事时，敢于裁减宦官超过规定的车船，并将宦官指使在部闹事的兵卒捆绑处罚，最后因反对嘉靖皇帝违制追封生父为帝被廷杖而死。即使到清末，文学作品中的梦醒子也说“人至没世而莫能分食一块冷肉于孔庙，则为虚生”，由此可见文庙奉祀影响多么大，多么广。
　　不论是崇德，还是报本，文庙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进行教化，除了对士子进行成圣成贤的教育外，还要对一般民众进行伦理道德教化。明成祖维修曲阜孔子庙，“撤其旧而新之”，工竣后御制碑文纪成，希望臣民“凡观于斯者，有所兴起，致力于圣贤之学，敦其本而去其末”，期望“作我士类，世有才贤，佐我大明，于万斯年”。清康熙皇帝维修曲阜孔子庙后，也御制碑文纪成，碑文说“凡我臣民，瞻仰宫墙，倍增严翼，尚思敦崇德义，砥砺伦常，以不负朕尊师重道之意，岂不休欤？”都是希望通过孔子庙教育臣民学习儒家思想，敦崇德义，敦本去末，砥砺伦常，加强道德修养。
　　
　　历代之所以如此推崇孔子及其思想，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只有推行孔子思想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玄宗加封孔子为文宣王，诏书赞扬孔子“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经，美教政，移风俗”，明确宣示，“弘我王化，在乎儒术”。唐乾封元年（666年），高宗追赠孔子为太师的诏书赞颂孔子“垂素王之雅则，正鲁史之繁文，播鸿业于以时，昭景化于千祀”，表扬自己“朕嗣膺宝历，祗奉睿图，宪章前王，规矩先圣，崇至公于海内，行大道于天下，遂得八表乂安，两仪交泰，功成化洽，礼乐盛和”。推崇孔子思想能使国家安定，功成化洽，奉祀先贤先儒能激励人民奋发向上，文庙的社会作用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