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月令》之文化本质
吕厚龙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一个巨大贡献。发现、提炼、运用这个自然规律的，就是我们的先祖——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们。 二十四节气，不仅仅是农历节气、天文历法，也是先民尊重自然、适应自然、与自然万物之道和谐共存的智慧体现。二十四节气其实包括了人类在与自然相处中的所有行为、思维方式。《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等著作，将这一智能体现在文字载体，使其得以用文化遗存的方式传承，与祖祖辈辈繁衍生息在黄河流域的百姓们的生活应用行为一起，构建出儒家文化所追求的自然之道。 《礼记》是中华民族的经典，也是儒家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礼记•月令》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所蕴含的自然之道，正是儒家探讨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文化根本。 本文拟简单勾勒一下《月令》的文化价值、探讨一下《月令》的基本元素。
《月令》的文化价值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综合体。中华民族的文化多元化，一方面表现在文化起源的多元，另一方面表现在文化形成的多元，再一方面表现在文化传承的多元。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我国境内最早的古人类“元谋人”，是在云南盆地发现的，距今已经有一百七十多万年。在云南热带地区生息繁衍的中华先祖们，已经朦朦胧胧知道了人类若要生存，就必须了解自然，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爱护自然。“元谋人的子孙散布全亚洲乃至于从中国东北经白令海峡迁入美洲大陆，为当地土著印地安人；至于迁往甘、青为远古羌戎，则继续往西北塔里木盆地越过葱岭；往东迁达山东半岛而为远古炎帝神农氏和周代所封齐姜（即羌）；这便很自然了” 。1大量的考古发现，也充分地证实了中华民族先祖向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更有利于生存的地方大迁徙的轨迹。生活在黄河流域一带的中华先祖们，也经常在黄河一带迁徙，寻找更适合生存发展的地方。“《尚书•序》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八迁的地名见于古书的商丘、亳、砥石、蕃等，这些地点大约都在今河南、山东境内。”2商王朝第二十位君主、成汤的第十世孙盘庚，为了改变民众追求奢侈的恶习，曾五次迁都：“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谘胥怨。做《盘庚》三篇。”3他们的迁徙流动，就是了解自然，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爱护自然的行为体现。虽然，迁徙，寻找更适合生存的地方，仅仅是被动地适应自然。 中华民族几经迁徙，终于在黄河大腹地形成辉煌的华夏文明，创造了繁荣昌盛、高度文明的中华民族文化。从遥远的上古时代的伏羲、女娲、舜、尧、黄帝，到后稷、夏禹，一直到夏、商、周、秦、汉、隋、唐、北宋，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先民，以高度的智慧、哲学的思辨、勤奋的探索、不懈的实践，创造了世界上最先进、最有生命力、最辉煌的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主要构成成分的儒家文化，不是中华文化的唯一，但它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是最本质、最重要的部分。郭沫若先生曾推论：“我们由最可靠的信史——《诗经》——可以考察得的，直到周宣王时，汉民族都只仅仅局居在黄河流域的中部，当时四面八方还都是比较落后的牧畜民族。”4郭老的考据因为只用了辩证唯物主义一项科学考证方法，也许所得结论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从有文字记载、有据可靠的历史上看，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明，几乎是占中华文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化遗存。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行为、文化习性，其基本元素，仍旧绝大部分是华夏文明的传承、延续，也足以证明黄河文明圈养育出来的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分量和位置。所以，研究儒家文化的本质，探讨儒家文化的本体，发扬儒家文化的精华，追溯黄河文化圈对儒家文化的形成亦即对儒家文化中自然天道的本源探讨，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于整个人类的进步发展，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重要的意义。 我之所以称黄河文化圈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有生命力、最辉煌”的文化，是因为黄河文化圈是中华先祖们在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乃至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发现、积累、实践、提炼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是儒家文化认识自然、了解自然、掌握自然规律，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是形形色色世界文化里极少数可以称之为达到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文化。它的核心，就是——适应。 《礼记》是世界文化之林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体现中华文明的一部重要经典。历代学术界对《礼记》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礼记》是由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弟子们和他们的再传弟子们陆续撰录、充实，在汉初由河间献王得到初稿，经刘向检校定稿，再经由史称大戴、小戴的戴德、戴圣编删成书。复经东汉经学家马融以小戴《礼记》为底本，广采博收，严格核校，增《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章，合为四十九篇，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礼记》。 《礼记》之书，以考辨、解释、阐发古代礼仪制度为重点，其中有对周代礼仪制度的忠实记录，也有对生存于黄河流域的中华先民们的行为规则的记录描述。更加珍贵的是，《礼记》忠实地反映了先祖们认知世界、认知自然、认知自己并认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化思辨。这种思辨，在马融后来增入的《月令》里尤为显着。战国秦时，吕不韦“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 5集诸儒之精华，成《吕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6《吕氏春秋》成书后，吕不韦曾经下令“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损一字者，予千金”7千金而不能损一字，可见其著作之严谨，亦可见其义理之真实。从考据学看，我们也可以知道，《月令》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广泛流传，是对周代和周代之前的商代乃至更早的上古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华先祖们探索自然、适应自然、实践与自然和谐的行为记录、思维记录。
《月令》的基本元素分析 《月令》内容广博，思维广大，应用广泛，字字句句无包含着一个重要法则——适应法则。《月令》的适应法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适应自然变化谋求生存的法则；二是适应生命与环境和谐谋求提高生活质量的法则；三是适应群体和谐相处的法则；四是适应群体进步发展的法则。下面我们简单地分而述之。 1、适应自然变化谋求生存的法则。 人类要想生存、发展，首先要学会认识自然，学会如何适应自然变化、顺应自然规律，让自身与外物、内心与环境相和相谐，共存共荣，同体同乐。作为生活在地球上的有思想、有智慧的生命体，人类不可以以“物竞天择”、“进化”为理由，竭自然为我独享，视天地唯我自用，以一己之欲望，破坏自然之和谐。事实已经给我们敲响了高分贝的警钟，由于人类的疯狂索取，残酷伤害，地球已经千疮百孔，灾害频现，危机四伏。气候变暖、季节颠倒、大气污染、疾病多发、资源枯竭、沙漠化、水危机等等，无不是人类的过度索取使大自然受到严重伤害的后果。如果人类继续这么“进化”下去，在唯我独尊的所谓“进化”中洋洋自得，狂妄愚昧，我行我素，违背自然规律，无节制地摧毁自然的和谐，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 经过几千年号称“文明进化”的竞争过程，人类终于退化到危险的境地。全世界的正义人士开始重新几千年以前《月令》的文化灵魂》：如何适应自然。在这场适应还是“进化”的历史思辨中，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是一个范例。她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从人类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生物、保护环境进而保护自己的角度反思农药的滥用问题，有力地批判了“控制自然”的荒谬理论，再一次唤醒了人们对于生态学的关注。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先生在为《寂静的春天》作序时写道：“她将我们带回如下在现代文明中丧失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融合”。8 与天地同体，与自然相谐，与万物共荣，是人类生命的最高境界。自有人类以来，适应自然变化以更好地生活、最大限度地获得生命的愉悦，一直是人类文化创造、生命追求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月令》里，黄河流域的先祖们根据自己对自然的观察了解、实践检验，总结出很多如何与自然相适应、相和谐的宝贵经验。如： 孟春之月，“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9 这里既有对天地万物、自然现象的掌握，又有认识自然、总结自然、适应自然的“王命”发布。“先定准直，农乃不惑”，政令不是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制定，而是根据自然法则制定，其目的是为了“使民以时”，10因教民顺时生产、警示权者不要违时役民而行。 因为明白了春日之时乃万物初萌、万灵欲动的季节，所以就有了一系列尊重自然、适应自然、保护环境从而保护人类自身生存的行为。孟春之月的祭祖，其牺牲不可以用雌性畜牲，因为春天它们要繁衍生殖。孟春之月，还有很多“禁忌”，如“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等等等等。这些实践中得来的自然适应行为，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是，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日旺盛在于和。孟春之月，顺应为本，“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11天道，地理，人纪，皆为不可违背的自然法则、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终极真理。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所总结：“化不可待，时不可违。” 道法自然，是华夏文明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周易》的“观变于阴阳”， 12老子的“道者万物之奥”，13孔子的“与天地同参”，14荀子的“天行有常”，15代表了中国文化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爱护自然的思想主流。中国的历代思想家、哲学家、圣者贤人，大多以把将生命置于神圣的万物之道里、把人类的生存融合于自然的和谐里为思索点。《月令》作为华夏文明早期的文化遗存，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对人类生命安全的保障、生存质量的提高，有着积极、重大的意义。 2、适应生命与环境和谐、谋求提高生活质量的法则。 《月令》对于自然的观察了解、认识总结，是高度科学化的。比如： 季夏之月，“……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萤。”16 “是月也，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17 “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18 “温风始至” 、“蟋蟀居壁”等，是对自然界的细微观察；“树木方盛”、“土润溽暑”等， 是对生产对象、生产物质状况的了解掌握；“乃命虞人”所做的工作，是根据自然法则的适应原则所总结出来的行为规则；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的行为，则是在适应自然法则的前提下，提炼出来的主动适应行为——利用有利时机，杀草积肥，收“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之效，以丰沃土壤，争取好收成。 惟其做到了深入了解、科学归纳，才有可能做出主动反应，制定行为法则以积极适应。这些法则再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便上升为指导行为的文化要素。 3、适应群体和谐相处的法则。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几千年文化传承不断，与黄河文化中所蕴含的群体和谐相处法则有很大关系。《月令》在这方面有极丰厚的文化体现。粗略分之，大致有个方面： A、惠民法则。 我们常说“民为国之本”，这话颇有些居高临下的感觉，好像是帝王们的感叹。国是什么呢？从一个生活于国土上的百姓角度看，国家就是老百姓们生产、生活之所，即生命赖以存在之所。国家政权，理所当然应该是为民谋取福祉的。安民生活，利民生产，保民生命，就是惠民。《月令》的惠民法则很多，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和行政追求。其中有： 养老的政令：仲秋之月，“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饮食”； 19 有仓储生存物质和保护百姓生命与财产安全的政令：孟冬之月，“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敛。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钥。固封疆，备边竟，完要塞，谨关梁，塞徯径”；20 有保证庶民权利的政令：“是月也，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无赦！”21 有精兵简政、减轻百姓负担的政令：仲冬之月，“ 可以罢官之无事，去器之无用者”；22 也有对于浪费资源的严厉惩罚：仲冬之月，“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23 政令之所出，以百姓生活、百姓利益为最上，是《月令》的一个明显特点。 B、减兵法则。 兵乃战争之物。战争因利益争夺而起。利益的争夺，是违反自然和谐法则、有悖天道规律的丑恶行为。当人类从原始共产主义的和谐状态中，因为占有的欲望增长而引发兽性膨胀时，便有了战争，也就有了“兵”。兵的存在与发展，是人类人性退化、兽性强化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两个国家因为争夺资源而引发的战争，与两只狗因为争抢一根骨头引发的撕咬，没什么实质上的差别。反对战争，祈祷和平，减兵利民，和平共处，是人类中具有良知的思想者、执政者一直追求的善政。 《月令》中，对“兵”的用途进行了严格规范：“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24 并且对用兵做了尽可能大的限制： 总之，即使是万不得已需要用兵，也尽量不在农忙之时用兵，以免有违农时，造成收成损失，影响百姓生活。 随着利益争夺的不断加剧，“兵”也成了无可奈何的存在。电子战争、核战争、细菌战争……究竟是“物竞天择”掩护下的“合理进化”，还是人性失落的退化？战争这种以“进化”为冠冕堂皇理由行人性退化互相残杀事实的杀戮行为，和人类打着“营养”的幌子大肆杀戮动物的残暴一样，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C、生产第一法则。 生产是获得生活必需物质的手段，而生活物质又是生命存在的基本保证。据岑家梧先生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大部分地区已经发生了农业。如彩陶文化、黑陶文化所表现的乃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形态。”29据考古报导，黄河流域的文化遗存，如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山西荆村文化遗址、河南仰韶文化遗址等都发现了农作物种植、储藏的证据。 黄河流域人类生存文化的原始存在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的特点是在适应自然的前提下，可以利用总结出来的经验实行主动适应，以掌握一部分物质获得的主动权。“生产第一”法则，始终是黄河农耕文化区别于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重要标志。作为关系人类自身存亡、关系群体生活质量的物质生产，《月令》给与了高度关注，反复强调生产第一，要顺时而作，应时而动，及时劝农，适时积聚。 如孟夏之月，正是万物“继长增高”的大好季节，《月令》强调，这个节气一定“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30在这个事关收成的重要生产季节，执政的“天子”要“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 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31同时强调，在这个月份，“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32 在收成已定的孟秋之月，才可以“选士厉兵，简练桀俊”，33办理军事，才可以 “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34办理政事。在做完“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的隆重仪式后，首先要“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35为仓储和下一步生产打基础。 到了仲秋之月，要尽快落实完成“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36的工作，同时命有司督促百姓做好两件事情：收聚和种麦。“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37农业的生产尤其是生活基本物质的收藏，是生存的第一等大事。失时即是违背自然，就要遭到惩罚。 《月令》还特别记载，即使在仲冬之月，还是要“土事毋作，慎毋发盖，毋发室屋，及起大众”， 38严循法则，适应自然，不可以妄自为之。 为什么对冬天的动土之事这么严肃呢？ 据《月令》说，是因为冬天的自然现像是“地气沮泄”，39万物潜藏。这个时候若是动土，必定会伤害在土里冬眠的动物们的生命，“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必疾疫，又随以丧”。40这是几千年以前黄河流域的先祖们经过科学观察得出的科学结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因滥用农药、乱违农时而导致生物链失衡，万物和谐相处的环境被破坏，生命互动的自然规律被强行断裂，引发了各种难以治愈的流行疾病，就是违背了《月令》里所强调的尊重自然规律、适应自然规律的适应法则所导致的恶果。 4、适应群体进步发展的法则。 “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41是《月令》提出的以适应自然为指导方针的行政纲领。“毋逆大数”即不可以悖逆自然天理阴阳之道，“必顺其时”是说凡事要遵守时机规则，“慎因其类”乃是指凡事要做到科学地分析、归纳、找到事物的特殊点。到现在来看，这个纲领仍然是先进的、有重要意义的。 群体的发展进步，有赖于几个方面：一百姓生活的富足，所谓丰衣足食；二社会的安定与平等，所谓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劳有所得，心有所乐；三吏治的清明，所谓政通人和，国运昌盛，官正吏廉，人尽所用；四是个体素质的提升，所谓知理、明义、乐生、善助。《月令》对社会群体互相适应规则的总结，可能是当时社会状况的一种描述，也可能是一种天下大同式的崇高理想追求。 《月令》中记载，孟春之月的政令有，“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42 仲春之月的政令强调，“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43 季春之月的政令主要是“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还有疏沟修堤、通路除塞，以预防灾害：“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44 这一切，均是从各个方面对群体和谐发展所做的探索与实践。 群体的发展进步，整个群体生命质量的提高，需要更多方面、更广范围的适应与和谐。《月令》所记述的“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45讲的是建立公平的衡量制度；“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强调的是主动保护自然的和谐，进一步以主动适应为原则，研究、利用自然科学规律，使之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生活，是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意识体现。 大自然是有情的，但自然规律无情。谁伤害了自然规律，谁就会受到惩罚。十二个月份各有各自的运行规律，人类必须按照这个规律去行事。如果故意违背自然规律，不按照科学的方式去顺应自然，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月令》对于每个月违反自然规律的不良行为的后果，都作了详细研究。如：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56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蝗虫为灾，暴风来格，秀草不实”；47 “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恐；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48等等。其中还有很多现代实证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当以科学的精神、理性的包容，慎重予以探讨、研究、证实。“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 以成也。”49尊重自然之道，适应自然之道，是人类的最起码守则。不可以自以为了不起，用一句貌似正确的“不符合科学”的大帽子之类荒唐之言藐之、蔽之、远之、攻之。有心人士不妨仔细读一读，认真研究一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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