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儒学大师孔颖达（上）

唐代儒学大师孔颖达（上）

位于桃城区前马庄村的孔颖达衣冠冢。 赵云旺 摄

孔颖达，字冲远，唐代冀州衡水县人，孔子三十二代孙，著名儒学大师、经学家，以精通五经著称于世。孔颖达的先祖（十七祖）孔杨担任冀州下博亭侯，从此定居于下博县孔贤庄村（今桃城区前马庄村）。曾祖孔灵龟，官拜北魏国子博士。祖父名硕，为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为官正直，头戴装饰懈豸（神羊）的法官帽子，威重严明，“权豪为之屏踪”，“风俗以之肃清”。父孔安，北齐青州法曹参军，执法公平，志在宽简。
孔颖达，生于北齐武平五年（574年），三年后北齐王朝被北周灭掉。四年后（581年）隋朝统一全国，隋文帝对门阀世家独霸政坛的现象予以变革，改用考试选举的方法，开始向平民阶层选拔新官员。为此，隋朝初期施行了一系列重视儒术的措施，“超抉奇隽，厚赏诸儒”，自京师达于四方，各地出现大兴学校、广置生徒的现象。孔颖达也在这个时候走上正规学习的轨道。他因出身世代仕宦书香之家，自幼受到传统儒学教育，八岁入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还在少年时代，孔颖达便明悉了《左传》、《尚书》、《礼记》、《毛诗》和《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于属文。隋开皇十二年，十九岁的孔颖达，赴冀州信都向时之名儒刘焯请教。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时年五十三岁，学通五经及诸家注解，著作有《五经述议》。孔颖达在名师门下兢兢事学，虚心求教，学有长进。开皇十五年，刘焯欲留孔颖达同馆共授，切磋学问，他谢绝了名师的好意，还家，隐居乡间以教授经书为业。隋开皇十六年（596年），置冀州衡水县，孔贤庄村属之。开皇二十年（600年），冀州刺史陈国公窦抗推崇儒教，召集儒生，使相互问难、研讨。州内名儒刘焯、孔颖达同时应邀以大儒预坐。衡水县的盖文达也来参与研讨，刘焯、孔颖达对其发表的文辞给予高度评价。从此，盖文达脱颖而出，成为儒学界名人。
隋大业二年（606年），科举制度正式实行，隋炀帝设置进士科（举明经）。孔颖达三十三岁，已经“通贯儒籍，旁通百家，学识天下无双”，应试中举，授河内郡（今河南泌阳）博士。大业四年，隋炀帝征天下各郡诸儒官，聚会东都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大会。使国子秘书之学士与之论难，共研先圣之理，使礼部尚书杨玄感主持其事。辩论诘难时，以孔颖达为最，他力挫群儒，学惊四座，独占冠首，荣获第一。史料载，颖达“英年冠群儒为朝野瞩目”，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从此名扬天下。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们都耻屈其下，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孔颖达。幸得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将孔颖达藏于府中，才幸免于难。同年，杨玄感荐补他为太学助教，他终于进入中央级的教育学术机构，从此，名声更加显赫。大业九年天下大乱，杨玄感战死，孔颖达避难于虎牢（在今河南荥阳）。隋义宁元年（617年）正月,太尉王世充在洛阳称帝，称国号为“郑”，悉取隋朝显官，孔颖达为郑太常博士（《资治通鉴》187卷）。
618年，唐朝建立，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在解鞍歇马之后，崇尚儒教，属意文学，特设文学馆，招揽天下著名文士，孔颖达、盖文达等十八位贤才同日被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这十八人都是当时经学通明、文彩飞扬的优秀人物，名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实际是李世民的智囊团，这一年孔颖达四十八岁。文学馆位于宫城之西，地静景幽，无车马之喧；典籍充栋，有兰台之盛。李世民给他们优以尊礼，予以厚禄，入阁诸君，皆享用五品珍膳。十八学士三班值阁，李世民每当军国事罢，进谒归休，常引见学士，与他们讨论文籍，商略前载。学术儒雅之风，旷古稀有；君臣亲近之恩，百代罕及。这十八人过着神仙般的生活，因此时人羡慕，称之“十八学士登瀛洲”（瀛洲，传说中的东海仙山）。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立为太子，秦王府官属皆有封赠，十八学士也分别加官进爵，孔颖达擢升国子博士，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高级教官（《太平御览》109卷）。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继位后，孔颖达又以儒业受封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食邑三百户，赐爵一级。“给事中”乃门下省要职，掌封驳政令、议论得失的官职。太宗因初即位，留心庶政，颖达数进忠言，益得亲待。贞观二年，太宗尝问曰：“论语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回答说：“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以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要求所益。己虽有，其状若无；己虽实，其容若虚。不唯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虽蕴神明，外须玄默，使其深不可测，广不可知。故《易》称：‘蒙以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其尊，炫耀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古之所以灭亡者，无非由此也。”太宗甚善其对。时颖达五十五岁（《贞观政要·谦让》）。
唐太宗时期，因孔颖达学识渊博，文采出众，每遇朝廷议论礼历、商榷经义，常由他发表高论，并多被采纳，有“良史”之称，在贞观六年拜国子司业。贞观十年（636年），与魏征等同修《隋书》，书成，加位散骑常侍，始撰《大唐仪礼》。贞观十一年修订《五礼》（五礼：“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书成，进爵为子，赐邑四百户，物二百段(绸缎)。
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予厚望，将储君的教育重任委与他，任他为太子右庶子，与左庶子于志宁一道，共同掌教太子中山王李承乾。孔颖达为皇太子李承乾撰《孝经义疏》，因文见意，因势利导，更广规讽之道，太宗闻之，赐黄金一斤，绢百匹，以为嘉奖（见《唐书·太宗诸子传》）。但是，承乾不循法度，好声色，孔颖达每次都以直言进谏。李承乾之乳母遂安夫人也劝颖达说：“承乾已长大成人，何可屡次直面批评？他是皇太子！”颖达说：“蒙国家之厚恩，虽死无所恨。”结果，谏诤愈切，承乾终不能纳，数年后被废为庶人.
中国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一。隋王朝就曾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科取士，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众考官博士无法评出考卷，势必给选举带来麻烦。当时，《诗》有毛传，最初齐、鲁、韩三家诗说争雄，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独行于世；《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和“礼记”；《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
锐意“文治”的唐太宗，鉴于儒经文字多有异同，经义师说多门而歧见纷出，颇不利于政治上的一统。于是，在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封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国子监的最高长官），并诏令他主持编纂五经的统一注疏定本。孔颖达奉诏组织的编纂班子，英才荟萃，通儒群集。他们参酌南北经义之歧见，以南学为主，迅速成书《五经义疏（训）》，也称《义赞》。撰成后文计数十万字，注疏定本一百七十卷。对《五经义疏》之名，唐太宗不太满意，于是下诏改名为《五经正义》（“正义”指的是“正确或者真正的含义”）。其中《周易正义》十四卷，《尚书正义》二十卷，《毛诗正义》四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左传正义》二十六卷。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制定，是非考论，皆由孔颖达定夺（《唐会要》卷七七）。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先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受诏两年后文成，唐太宗下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交付国子监，作为试用教材，刊正后颁布施行，并赏赐孔颖达物三百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