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孔子、儒学与治国理政（下）

陈来：孔子、儒学与治国理政（下）

陈来，著名哲学史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教育部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

儒家治国理政的6个根本性观念

（第一个是以人为本，第二个是以民为本，第三个是以德为本。见上期）

第四个是修身为本。修身又叫做正身，就是修正。修身不是修理你的身体，而是要修正你的行为，正也是要端正你的行为。孔子到不少国家，人家都是问政，齐景公问政，他说“政也，正也”，政治的要害就是端正的正，端正可以说是一种纠正、规范的意思。怎么纠正，怎么规范，孔子有他自己的一个重要思想。在孔子以前，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春秋时代的政治思想，是讲究正民的思想，你要治理一个国家，必须使人民服服帖帖地服管。孔子就给“政以正民”做了一个颠倒，是这个正的对象不应该是人民，应该是你自己。他原话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他说，“其身正，无令则行，其身不正，有令不行。”不是正人，是要正领导者自己。修身为本，这样的一个思想，《中庸》、《大学》都讲了，《大学》里面特别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我们今天讲修身为本也不是我们编的，《大学》里面讲的就是以修身为本。

第五个是亲情为本。古代不是这么说的，古代是用“家”这个字来代表亲情。家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学，一方面是伦理学。政治学来讲，认为家是一个国家最基层的单位，所以他可以把家作为一个最小的政治单位来看。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力量要深入家庭，而是说国家的治理的根基在家庭。《大学》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连续体，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断裂，家能齐就能治国，国能治则平天下，有内在的一致性。古代把家看得很重要，这是一个理由。

古代把家看得很重要，第二个理由是伦理学的。认为整个国家治国之道，它是来源于齐家之道，而齐家之道，根本上是亲情的伦理，就是父子、兄弟、夫妻，中国人讲五伦，五伦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五义就是最基本的伦理准则。因此中国人，特别是儒家，家庭的亲情和和谐对他来讲，是整个社会、国家、天下的根本。这个是跟西方近代以来的看法不一样，西方近代以来认为家是私人领域，社会、国家是公的领域，所以私人领域跟公的领域是截然断裂、截然分开的。但是古代的儒家文化，认为这里是有联系的，治家之道同时是治国之道，家庭伦理可以作为国家政治伦理的基础。忠臣亦出于孝子之家，认为道德是有一致性的。对伦理亲情的重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

第六个是以王道为本。这个问题比较大，这不仅仅是我们内部的关系，还涉及外部的关系。像孔子那个时代，一个国家是有内外的，比如鲁国跟齐国，这是外的关系，但是在整个周天子王朝里，它又是内在的关系。在这里面有一个王道的问题，就是崇尚王道，王道就是以礼做人，以德服人，而霸道就是以力服人。孟子讲得很清楚， “以德行仁者王”。今天我们主要把王道多理解为对外关系的一种战略，但是古代来讲，因为这个王道是有内有外，它始终涉及怎么样得民心的问题。

儒学价值观十个特点的现代表述

我用一个对比的方式，用现在的一些表达，来强化我们对于儒学价值跟当今世界的关系理解。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概括，古书上没有说，我想大体上能够体现出这些特点，并用十句话来表达。

一是道德比法律更重要。下面说的我都用“更”字，“更”字表示什么呢？不是说前者不重要，而是说这两者相比，那个东西更重要。有人认为儒家不讲法律，只讲仁治，道德比法律更重要，在治国理政的原则上来看，道德原则比法律原则更重要。

二是社群比个人更重要。个人就是个体，社群有不同的层级，从小的来讲是家庭，最直接的就是家庭，古代家庭上面有家族、宗族，今天我们有社区，再往上是城市、国家、民族、世界，所以社群比个人更重要。西方近代以来是强调个人主义，所以个人优先。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讲，个人比社会重要。但是从儒家思想来讲，他所崇尚的价值，社群比个人更重要。

三是精神比物质更重要。在古代，不仅仅是儒家，道家、佛教里都有这样的思想，就是强调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而把崇拜物质生活看成是精神境界比较低的层面。因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精神生活要不断上层次，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仅仅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这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世界各个大的传统文化里都不会提倡。物质并不是不重要，特别是老百姓的物质生活，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是很重要的。作为国家领导人，不是不让老百姓求利，应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人民认为什么是有利的，你要给他创造条件，让他能够得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是我们对人民求利的概念。但是整体就社会的生活，应该强调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这个当然更多的是对于士大夫，在今天讲，就是领导干部，你掌握一定的权力，你又有知识文化，就是士大夫，对士大夫来讲就是强调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重要。

四是责任比权利重要。这个责任当然有不同的表达层次，仅从个人来讲，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个人对团体的责任，个人对党派的责任。责任比权利更重要，这个权利是什么从西方来讲，这个权利在西方政治学领域中是指个人权利。儒家不是不讲个人权利，但是它更突出责任的重要性。

五是民生比民主更重要。因为儒家是讲民本主义的，它的民本主义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民生比民主更重要。不是说儒家不要民主，民主也很重要，但是他认为民生是基础，是根本，所以民生比民主更重要。从民生和民主的角度来讲，儒家认为民主的发展有阶段性，民主的实现不能够优先于民生问题的解决，民主的实现应该是伴随着民生问题不断解决，来不断逐步按阶段来解决。绝对民主论就认为，不管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民主是一个绝对的价值、首要的价值。在儒家的角度，认为民主非常重要，但是民主并不是在社会发展任何阶段都是首要价值的东西，他认为民生是更根本、更基本的价值。

六是秩序比自由更重要。前面讲儒家强调治国理政，讲天道、天理等等，它是很注意秩序的。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也是看法不同，比如庄子一派的道家，他可能就认为个人自由比社会秩序更重要。还有一种，比如像法家，法家认为只要秩序，不要自由。儒家也重视自由，强调自由、尊严、人格，但是相对来说儒家更强调社会秩序，包括他的文化秩序，认为秩序比自由更重要。我们不是说今天这些都按照儒家去做，而是要了解儒家文化的价值观特点，即使我们今天不见得赞成所有的看法，我们还要看到它的影响，它对老百姓的影响，是我们比较现实的文化态度。

七是今生比来世更有价值。儒家是一个积极的入世现实主义者，我们比较世界各大宗教，包括国内，本土的宗教，道家和佛教，都有很明显的出世主义的倾向。比如佛教，不仅出世，而且重视摆脱轮回，就是把来生看得比今世重要。儒家对死亡看得很自然，所以儒家把所有的注意力只放在人的今生今世的立言、立德、立功，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它是一个现世的思想。

八是和谐比斗争有价值。不仅认为今生比来世更重要，他认为和谐比斗争有价值。宋代有个大哲学家叫张载，“有反似有仇，仇必和而解。”反就是对立，从前我们很强调对立斗争，儒家是看到对立，认为对立很重要，但是他认为对立的归结是仇必和而解，是应该达到和，和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和理想。仇必和而解，仇就是对立之间的紧张关系。道家、佛教也是主张和谐。

九是文明比原始有价值。在各种思想的交锋对比中，有一些思想流派是歌颂原始，要求返璞还纯。我们在中国和外国都会碰到这样的思想，就是回到最原始，最原始就是最朴实、最纯洁的时代。但是儒家是肯定文明，认为文明比原始有价值。相比起来，道家的老子不太推崇文明发展，比较推崇原始状态，认为文明是对原始好的状态的一种异化。

十是家庭比阶级有价值。与什么对比呢？就是我们以前被错误理解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阶级斗争才是常态。今天的时代已经变了，至少通过最近十几年来，我们对和谐社会建构的强调，我们今天已经有一个新的视野。儒家思想给我们的一个思考，他始终认为阶级不是最重要的，他更看重的是家庭的亲情，你可以说它是有局限的，但是这也是它的一个特色。古往今来，总是有一些大哲学家有消灭家庭的思想，像希腊的柏拉图，像近代有些共产主义者，像早期的傅立叶等等，都认为理想社会应该没有家庭。但是儒家，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理想状态，家庭的亲情和谐，把它看成是非常重要的。

用这十点，把儒家跟其他思想的一些区别做对比，这些对比里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自由民族主义、道家思想等等，通过这些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思想跟现代社会的一些相关性，也可以帮助我们整体地了解儒家价值观的特点。当然，这个对比还是粗略，儒家的价值观是一个整体，你不能用其中的某一条去代替它。你可以说儒家是道德本位主义，是社群本位主义，是责任本位主义，是民生本位主义，但是儒家不仅仅是一种主义，它是由这么多主义所体现这个价值观的一种整体。

60年历史进程中的儒家文化

回过头来，看看在当代中国变化过程中，儒学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65年。这个阶段我们叫政治建构的阶段，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我们对前面政治革命的一个继续，甚至可以说它是国内革命战争的一种政治的继续。在1949年以后的阶段里，因为我们的基调是革命，所以是用革命的意识形态，来批判各种日常生活的文化。因为儒家是讲究日常的道德伦理和生活规则，在1949年以后受到革命文化的批判。儒家思想不是政治革命的意识形态，但是儒家是允许革命、肯定革命的，革命两个字就出在《尚书》里。但是虽然儒家允许革命，肯定革命，但是儒家在原则上不把革命看成常态，所以它不是革命主义，它认为常态是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伦理。

第二阶段是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我们用一个正面的词叫继续革命，以前我们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继续革命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批孔，认为法家是革新的，认为儒家是保守的，用一种斗争的意识形态，来批判守成的文化主义。守成其实就是保守的意思。这个阶段就是用斗争的意识形态来批判守成的文化。我们知道，儒家不是一个崇尚斗争的文化，儒家是一个崇尚安定团结的文化，所以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受到批判。

第三个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改革发起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总体来讲，这个阶段是比较忽略文化的，因为经济改革是这个时期主要的任务。儒学跟时代的关系，应该说儒学的角色不是给经济改革提供一种动员的力量，因为儒学本质上是道德秩序的维护者，他是高尚人格的倡导者。

第四个阶段是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是新世纪以来提出的。这个阶段是整个文化秩序的重建，我们从阶级斗争转变到经济建设，从单纯的经济改革走向和谐社会的建构，所以我们开始更加重视这种安定团结的思想，治国安邦的思想。尤其是在90年代后期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两个口号已经被执政党提到全国人民的面前。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又开始看到，社会从下往上对传统文化和对儒学的高度广泛的热情，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重视协调发展和文化重建的阶段，跟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儒学开始复兴。一百多年来，儒学走了一个低谷之后，在新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化之后，开始焕发生机，迎来了新的发展前景。

今天跟30年前、6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名家谈文化”系列第一期讲座的录音稿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师从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儒家哲学。著作有《回向传统：儒家的哲思》、《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