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玉秋：两汉兰陵经学管窥

两汉兰陵经学管窥

范玉秋

［摘要］两汉时期，兰陵地区经学兴盛，《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代相传授，大批造诣精深的经师出现，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上的特质与风格，并对两汉学术乃至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经学；兰陵；两汉

兰陵，位于今山东省苍山县西南部，是中国古代著名城邑，据传因附近土陵兰草繁茂、兰花芳香而得名。两汉时期，兰陵地区经学兴盛，兰陵儒者在经学的传承、阐释、研究、弘扬及运用等方面成就斐然，影响深远，为汉代学术文化的繁荣和经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探讨兰陵经学兴起的原因、表现、学术特色，及其对两汉儒学的影响，对我们了解兰陵经学乃至两汉经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经，最初字形写做“巠”，首见于周代青铜器的铭文之中。对于“经”字之含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经，织从丝也。从系，声。”［１］引申之则有组织、法则、规范、恒常不变之义。汉代儒学独尊之后，人们才开始将“经”解释为“常典”、“常道”，以“经”专指圣人所作的具有神圣意味的儒家经典。经学，顾名思义，即治经之学，是训解、阐发和议论儒家经义，以对儒家经典的整理、考订、阐释、发挥和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问。两汉时期，兰陵儒者致力于儒家经典的传承研读，经学人才不断出现，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兰陵经学也逐渐兴盛。
　　首先，大批造诣精深的儒学经师涌现。西汉时期，兰陵群星璀璨，经师辈出，形成庞大的经师群体。其代表人物如王臧、缪生、褚大、孟卿、孟喜、后仓、疏广、疏受、萧望之、匡衡、毋将隆、毋将永、段嘉等皆精研儒家经典，为一代名儒。他们或设帐授徒、致力于经学的传授，或致身通显、供职于朝廷、以经术处理政事，对经学的传播与弘扬起到了重要作用。东汉时期，著名儒生王良亦是兰陵人氏，他长期在家乡授徒讲学，弟子众多；从政期间，积极推行儒家的“仁政”、“德治”，为官清廉，品行高洁，为时人称颂。东汉末期，兰陵经学继续发展，缪袭精通经学，为时人尊崇。王朗少时读儒学经典，“高才博雅”，为“一时之俊伟”，后被封为兰陵侯［２］。其子王肃少承家学，曾从著名经师宋忠学习，后从政。他采会异同，融合今、古文经各家学说以解读经典，其学号称“王学”而与郑玄之“郑学”相对立，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次，儒家五经皆有传承、研究。两汉时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书》、《礼》、《易》、《春秋》，在汉魏时代的兰陵都有着系统的传承和研究。王臧、缪生皆师事《鲁诗》的开创者申培，对《诗经》深有研究。褚大师从董仲舒研习《春秋公羊传》，官至经学博士。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仓、疏广”［３］。其子孟喜曾从名儒田王孙学《易》，后来独成一家，称为“孟氏易学”。毋将永师承高相，为高氏《易》的著名传人。疏广、疏受精研《春秋》，分任太子太傅、太子少傅，“朝廷以为荣”。孟卿弟子后仓，随孟卿学《礼》，著《后氏曲台记》数万言。其门人弟子众多，西汉时讲授《礼》学的名家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戴德著《大戴礼》，戴圣著《小戴礼记》，庆普著《庆氏礼》，三家皆立于学官。后仓亦精通《诗经》，是６０《齐诗》最早的传人之一。萧望之初从后苍习《齐诗》，后又从夏侯胜学《论语》及《礼服》。匡衡师事后仓，善解《诗经》，时人赞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４］王良精熟《小夏侯尚书》。王朗曾为《易》《春秋》《孝经》《周官》作注。王肃“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５］。
　　再次，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兰陵儒者承袭儒家传统，以弘道传经为己任，设立“精舍”、“精庐”，创办私学，讲习儒家经典，推广礼乐教化。孟卿广招门徒，悉心教授。后仓亦举办私学，教授弟子多人。疏广、疏受早年在家乡办学，教授《春秋》，数年桃李遍布东海。王良在王莽改制时，不愿做官，而居家教授，先后有弟子１０００余人，名声震动京师。兰陵经师所办私学，并非只是以发蒙为主的初等程度的蒙学书馆，而是致力于对经典的深研，其对经典的研究可达到与中央太学相同的程度。私学的发展，私家教育的兴盛促进了学术活动的繁盛，使经学在兰陵地区得到了系统的传播，天下才俊慕名前来求学，扩大了兰陵经学的社会影响。同时，兰陵儒者又多通经入仕，供职朝廷，官居高位，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汉书·地理志》云：“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兰陵经学的学术地位及社会感染力、号召力和影响力。
　　第四，家族文化群体形成。自儒术“独尊”之后，兰陵地区逐渐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经学并因此而累世高官的家族，经学世家逐渐出现，儒学家族文化现象开始形成。如孟卿、孟喜父子；疏广、疏受叔侄；萧氏家族、匡氏家族、缪氏家族、王氏家族等。萧望之，以研读《齐诗》、《论语》起家，后官至前将军、光禄勋，宣帝临终受遗诏辅政，并领尚书事，其子萧良、萧咸、萧由等皆通晓五经，位至二千石。匡衡位至丞相，以儒学传家，其子匡咸位列九卿，后代亦多为博士者。王朗、王肃的子孙皆博通经史，王肃女王元姬，８岁即能朗读《诗经》、《论语》，王肃之子王恂、王虔皆崇明五经。“汉兴，尊用儒术，贤良博士时有登进，而东海兰陵尤多以文学致身通显。以及魏晋门阀日重，而吾乡若萧氏、王氏、缪氏，皆以明德世业为—代甲族……尤以经术文章焜耀简编，而子孙相承至数百年传系不绝。”（《峄县志·乡贤》卷二十一）
　　二
　　兰陵经学的兴盛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深厚儒家底蕴，从根本上影响着兰陵文化的发展进程，而特定的时代背景则是汉魏时期兰陵儒学勃发的直接促成。
　　兰陵古属东夷，《后汉书·东夷列传》曰：“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生，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亦曰：“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８］春秋、战国时期，兰陵长期归属鲁国，为鲁国次室邑，毗邻齐地，后虽为楚国所属，但其民风仍与齐、鲁民风略同。鲁国儒学兴盛，是儒家学说的发源地，延续着儒家文化的正统。《史记·货殖列传》称：“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９］班固《汉书·地理志》也称：“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１０］齐国则是“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１１］。“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１２］崇尚仁德、推重君子的东夷文化，拘谨、守礼的鲁国文化，包容、睿智的齐国文化，共同滋养陶冶着兰陵大地，孕育着兰陵尚仁、好礼、宽容的儒家风尚，对兰陵学术文化的发展及了兰陵儒学的兴起有着深远的影响。《史记·儒林列传》说：“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１３］
　　汉代兰陵经学的兴盛，与其深厚的儒学积淀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国后期，荀子先后两度为兰陵令，治理兰陵近２０年，晚年定居于此，著书讲学，广收弟子，培养了大批人才，兰陵成为战国时期著名的学术中心，兰陵儒学由此兴起，绵延不绝，为汉代兰陵经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刘向称：“兰陵多善为学，盖以荀卿也。”［１４］汉代兰陵在儒学上有造诣的人物，大多间接受到荀子的影响，兰陵人多善为学，也得力于荀子之遗风。汉代兰陵传经者亦多称出自荀子。胡元仪作《荀子别传》说：“至汉时，兰陵人多善为学，皆卿之门人也。汉人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法郇卿也。’教泽所及，盖亦远矣。”［１５］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深厚儒家底蕴，从根本上６１影响着兰陵文化的发展路向与进程，而特定的时代背景则是两汉时期兰陵经学勃发的直接促成。
　　西汉建立之初，除秦苛法，推崇黄老之学，提倡无为而治。儒学也已逐渐受到重视，少数传授儒家经典的学者还被朝廷立为博士，经历秦火之后的儒学在几近湮没的状态中开始复苏。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确立了儒学在汉代的统治地位。而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其经典著作中，因此，《诗》、《书》、《礼》、《易》、《春秋》成为代表圣人常道的“经”，成为由圣人所作，蕴涵着天地不易之常道的神圣经典，是“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１６］，是孔子为汉制作的教化之义，蕴含着圣人“修世治道”的至明之理。儒家经典不仅成为儒家学派建构和展开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成为社会政治统治合法性和权威性的重要来源，成为神圣不可怀疑的典籍。作为儒家经典诠释学的经学也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统治思想和官方学术，成为官方文化的核心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两汉学术发展也由之而进入了典型意义上的经学时代。在独尊儒术的政策下，经学与仕途结下了不解之缘，汉武帝表彰六经，设置经学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以通经作为取士的标准，征召儒生为官，通经的儒生可以立为博士、官至卿相。士人对通经入仕充满了信心。“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１７］怀禄以图存成为儒者研读经书的追求，“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１８］，成为社会俗谚，文人学士纷纷从儒治经，习经尊经成为社会时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在有着悠久的儒家传统和深厚儒学积淀、儒学传承延续未绝的兰陵地区，经学的兴盛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三
　　兰陵儒风醇厚，《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代相传授，延续不断。诸经师虽然对经典的关注和研习各有侧重、不尽相同，但是在学术理念与治学风格上，在经典的传承、阐发，治经的方法、路向及价值取向上，兰陵经师却有着诸多相同相似之处，从而使兰陵经学在地域性的基础上又呈现出鲜明的学术上的特质与风格。
　　齐学、鲁学兼容并陈，在经学的传授系统上，兰陵经学呈现出学术上的包容性。汉初，随着儒家经典的相继复出，传经者日渐增多，各地经师所依据的经典文本或有不同，对经书的解说也不尽一致，所用方言也有差异，一些带有区域性特点的经学流派由此产生，鲁学、齐学便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派别。两派在治学风格、思想方法等方面多有不同之处。一般而言，齐学崇尚权变，近于趋时，多信谶纬，具有一定的神秘性；鲁学较多迂谨，颇为好古，大多不信谶纬。鲁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鲁诗》、《春秋榖梁传》、《鲁论语》等，齐学则有《齐诗》、《春秋公羊传》、《齐论语》等。齐学、鲁学本是因地域而划分，但是学派一旦形成，其地域性的界限必将被突破，只要对经典的解说基本相同，即可视为同一学派。入汉以来，《诗》学分为鲁、齐、韩、毛四家，其中，鲁、齐、韩三家并立于学官，成为《诗》学的主流和官方学派。在三家《诗》中，《鲁诗》之学最盛，最为先出，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鲁诗》学的开创者申公，名培，鲁人，为荀子的再传弟子。其“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１９］，王臧至郎中令。《齐诗》的创始人是齐人辕固生。兰陵人后仓是其再传弟子，为博士。匡衡皆师事后仓，为当时《齐诗》学大师。王良治《小夏侯尚书》属鲁学。褚大、孟卿、疏广、疏受等治《公羊春秋》属齐学。萧望之初治《齐诗》，师从后仓，后从夏侯胜治《鲁论》，齐学鲁学兼修并习，实现了齐学、鲁学的融合会通。
　　尊重师法但不拘泥守旧，在经学的传承发展上，兰陵经学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师法一词源于《荀子》。《荀子·儒效》篇称：“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２０］《荀子·修身》篇也有：“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２１］这里的师法，有师承效法、尊师重道之义，其核心在于辨明师承关系。西汉初年，经学始兴，经师传经，“率由口耳相传，又不能无讹误”［２２］，师法遂为世人所重视，弟子受业于师，应严守师训，不得更改。“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子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２３］兰陵经师注重师承、尊师重道，皆有师法可言。如《汉书·匡衡传》载：“（萧）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２４］师道即是师法的别称。但是，在经学的研究和传授过程中，一些有造诣的兰陵经师却是重师法，但不固守师说；贵传承，而更着意于创新，在尊重其先师的权威性的基础之上，发挥师说，开拓创新，突破旧规，形成自己独特的解经风格，创立６２新的一家之学，开创出各自的“家法”。孟（喜）氏之《易》学、褚（大）氏之《鲁诗》学、匡（衡）氏之《齐》诗学、后（仓）氏之《礼》学皆立于学官，设置为经学博士，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今文经学为本，注重阐发微言大义，在对经典的解释上，兰陵经学具有鲜明的创造性。作为汉代儒家的一个学派，今文经学是与古文经学相对而言。由于遭秦始皇焚书之厄，汉代搜求儒家经典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凭记忆，靠背诵，根据先师口授，用当时通行文字即隶书记录成书，作为传本，称为今文经。另一种则是从地下或孔壁中发掘出来的古本，因用古籀文字写成，故称为古文经。由经典传本的不同逐渐引发出了汉代经学中两个不同的学术派别：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两派各立师法，标榜门户，在所依据的材料和对史实的解释上，在考察、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上，都有着较大的分歧。“大抵两汉之时，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家言多以经术饰吏治，又详于礼制，喜言灾异、五行；古文家言详于训诂，穷声音、文字之原。各有偏长，不可诬也。”［２５］一般说来，古文经学多讲求文字训诂，留意典章制度，其为学方法上在于详古略今，以经为史，重在探讨经文本义，注重历史事实的陈述和清理，具有较为浓重的实证色彩。今文经学则关注并热衷于参与现实政治，讲阴阳五行、灾异谴告，其治学的目的在于明义理，使古为今用，故在为学的方法是详今略古，信经为经，致力于发掘、发挥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汉儒之重六经，皆以其为孔子所传，微言大义所在，非以其为古代之典籍也。”［２６］两汉兰陵之经学，属今文经学派，兰陵之儒生皆立足于今文经学，以章句义理之法释读儒家经典，着意于“六经”的微言大义，创造性地阐发《诗》、《书》、《礼》、《易》、《春秋》之学，把诸经的社会教育和教化功能发挥到极致，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发展及汉代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文经学传承、沿革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强调通经致用，在治经的价值取向上，有较强的功利性。所谓“通经致用”，顾名思义，就是指通晓经术以求致用。“经”是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用”是指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或者说“内圣”与“外王”，前者主要是指个人的儒家学术道德修养，后者则是指用经术经世干政。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之始，儒学重现实、倡有为、积极入世的经世风格即已确立。在汉代，将儒学理论应用于社会、“学而优则仕”、通经以致用已成为儒家知识分子读经治学所追求的目标和抱负，成为儒者的一种理想。在汉儒看来，六经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是为政之根本。“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２７］“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经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知，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２８］通经即通晓经典的微言大义，领悟经典的根本精神；致用则是指“缘经术以饰政治”，以经术教化社会、参与政事，是“学问须有益于国事”［２９］。从根本上讲，经学的致用来源于汉代经师对经书义理的演绎与阐述，其“致用”的学术取向，是其直面现实讲究应世的学术精神的反映。兰陵儒者秉承儒家经世之传统，极力以经学谋求仕途，以经术参与政治。孟喜，汉宣帝时举孝廉为郎，任曲台署长，后为丞相掾。褚大，官至梁相。疏广、疏受分别任太子太傅、太子少傅。萧望之曾任御史大夫、太子太傅、前将军光禄勋等职。匡衡、薛宣为丞相。毋将隆任谏议大夫、京兆尹等职。王良居官多年，历任谏议大夫、沛郡太守、太中大夫、大司徒等职。缪袭官至尚书、光禄勋。王朗、王肃皆身居高位，位列三公。
　　作为汉代经学的重镇，兰陵经学的兴盛对汉代经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经学的传承发展上，兰陵经学承先启后，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皆有所创发，开辟出新的解经路向和解经风格，为汉代经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兰陵诸儒也以自身的努力促进了汉代经学时代的真正到来。汉代经学的兴起，虽然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时，但是经学真正达到昌盛，却是在汉元帝时期。郭沫若先生曾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３０］，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儒家经学的迅速发展，与汉元帝的个人喜好及施政措施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一切，又与疏广、疏受、萧望之、匡衡等兰陵诸儒者的教诲引导密切相关，兰陵经６３学对汉代经学乃至汉代政治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简介：范玉秋，男，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天津市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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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管子学刊》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