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苗，女，1970年8月14日出生，陕西省西安市人，本科学历。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研究，并有数篇论文在相关杂志上发表。陕西绛帐书院负责人，陕西省孔子研究会理事。
历史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被视同宗教，与佛教、道教并称为三教。“儒教”一词首先出现于《史记》，其《游侠列传》道：“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到了东汉末年，儒者蔡邕就正式使用作为名词的儒教：“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魏晋时代，“儒教”这个概念逐渐流行开来。之后，儒教也逐渐形成了类似佛教的偶像崇拜，在孔庙中设儒教造像供君臣士民供奉膜拜，定期举行尊儒祭祀仪式。历代的儒教造像虽没有释道的热烈，但也曾有过一些气象，且具有自己的特点。本文依据文献资料，就古代儒教造像问题做一简述。
一、儒像的发端 秦始皇焚书坑儒对儒学的地位虽产生一定影响，但其在社会伦理和政治统治中的积极作用还是被后来的统治者认识到了。汉王朝建立后不久即重新实行尊儒政策，武帝时又“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以至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两千年来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以后的大部分帝王都祭祀孔子。汉高祖（刘邦）十二年（前195年）自淮南返归长安途径山东（时），在孔子祠以太牢祭祀 。汉元帝（公元前48年～前33年在位）帅孔子十三世孙孔霸所食邑八百户祭祀孔子，又追谧孔子为褒成宣尼公。永平二年(59)，汉明帝诏天下学校皆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通过汉代历代帝王的祭祀及加封，儒学创立者孔子逐渐被推上了神坛。伴随着佛教的入传和道教的创立，儒学也渐渐被加上了宗教色彩，成为了“儒教”，孔子自然也就成了该教的“教主”。同时，佛教供拜尊像的形式被儒、道模仿，出现了孔子等儒士造像。 据文献记载，西汉前期曾出现过与儒教相关的石刻。汉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立文学精舍作石室，“设孔子坐像，其坐敛跳，向后屈膝，当前七十二弟子侍坐两旁。” 这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儒像。这些儒像显然是石刻画像形式，属于一种祭祀性艺术。类似的画像多用于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因而它与后来庙堂中供奉所用的圆雕型偶像有所不同，但可以视为儒教造像的发端。
二、早期儒像的组合及演变 依据文献，孔子尊像最早见于三国时期。据《水经注》卷二十五：“魏黄初二年（221），文帝令郡国修起孔子旧庙，置百夫吏卒。庙有夫子像，列二弟子，执卷立侍，穆穆有询仰之容。” 这种孔子胁侍二弟子的搭配组合方式，与同时期佛教流行的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的三尊组合方式类同，显然孔子庙堂的尊像及组合方式借鉴了佛教的偶像供奉祭拜方式。关于二弟子的原型身份，《洛阳伽蓝记》卷一载:“司徒府南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可知胁侍的二弟子，一为颜回，一为子路，二人是孔子弟子当中最有成就者。 三国以来的史书文献中多有帝王祭祀孔子的记载，唐代以前的文献中还常提到“以颜回配”。如《三国志•文帝纪》 “魏（齐王）正始二年(241)，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又《晋书•礼上》载：“晋（元帝）大兴二年(319)，以太牢祀孔子，以颜回配。”《魏书礼志》载：“（北魏）泰常八年(423)，祀孔子于国学，以颜回配。”这里所说的“配”当指尊像搭配，其尊像和供奉方式应是移植了佛教的做法。至于颜回与孔子尊像是“主次”配还是“并坐”配，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颜回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他十四岁即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称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赞之。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宋明儒者更好“寻孔、颜乐处”。自三国魏正始年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定为制度以来，历代统冶者封赠有加，无不尊奉颜子。据此，三国魏正始年间以后颜回也被帝王祀以太牢之礼，由此推知，颜回在庙堂中当与孔子并坐。当时佛教庙堂中流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 的尊像搭配形式，孔庙中供人奉祀的尊像很可能借鉴了这种形式。佛教庙堂中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源自于佛教《法华经见宝塔品第十一》——多宝佛赞叹释迦牟尼佛演说《法华经》而分半座与释迦佛共同说法的故事，这种题材的佛造像在南北朝时期的造像碑上很流行，庙堂中自当也有这种题材的尊像搭配方式。隋和唐初的文献中也有祭祀孔子和颜回的记载。《隋书•礼仪四》:“后齐以太牢释奠孔父，配以颜回。……后齐制，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拜孔揖颜……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新唐书•礼乐志》：“武德二年，始诏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七年，高祖释奠焉……贞观一二年，左仆射房玄龄，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圣人，然释奠于学，以夫子也。大业以前，皆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乃罢周公，开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开元)二十七年，诏夫子既称先圣，可溢曰文室王……先时，孔庙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贞观中，废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国子监、天下州县夫子始皆南向，以颜渊配。” 北朝晚期东魏出现孔子和十弟子像的组合。《金石粹编》卷三十一所录东魏李仲旋修孔子庙碑，记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539)，修曲阜孔庙，“庙宇凝静，口姿严丽”、“雕塑圣容，旁立十子”、“二五成列，丹素陆离”。《历代名画记》卷七也记有南朝梁的张僧殊于江陵天空寺画仲尼十哲的事迹。无独有偶，佛教造像也在同期也开始出现一铺多身（一佛二菩萨/弟子及力士和多个供养人）的组合。佛造像的这种组合方式源自于一些僧徒的倡导，他们认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认为当朝帝王就是佛的化身，因而佛堂也应该象宫廷一样——皇帝居中文武大臣分立左右。于是，南北朝各地佛教造像碑上一铺多身的形式迅速流行，同期寺庙中尊像的设立亦当如此。如同三尊组合、并坐组合模仿佛造像一样，孔子与十弟子的组合也是借鉴了佛像新出现的多尊组合形式。这种儒像组合在南北朝晚期出现后，原先孔子与二弟子的组合逐渐被新的孔子与十弟子的组合所取代，并成为之后儒教造像的主要组合形式。
三、定型化的儒像 自汉代尊孔以后，又有多个帝王追谥孔子。汉元帝追谧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北齐文宣帝诏封孔子为素王；北周静帝诏封孔子为邹国公；唐高宗干封元年(666)，封孔子为太师；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封孔子为隆道公，溢号文宣；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追溢孔子为文宣王，至此孔子的地位得以确立，同时儒教造像也基本定型。 据《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开元八年（720）国子监司业李元瓘上奏建议：改颜生等十哲立像为坐像，与孔子一同接受祭祀，并图画七十子 及二十二贤 于庙壁上。开元二十七年（739）八月，玄宗又下制曰:“昔缘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岂如旧，宜补其隆典，永作成式。自今已后，两京国子监，夫子皆南面而坐，十哲等东西列侍。天下诸州亦准此。……于是正宣父坐于南面，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又救两京及衮州旧宅庙像，宜改服衮冕。其诸郡及县庙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须改衣服。”自此，孔子十哲像并绘先儒七十子及二十二贤图像于庙壁上成为定制，且孔子像的服饰确定着王者冠服。这一改制，原本限于两京国子监和曲阜孔庙，而后各地也竞相仿效，并且作为定制一直延续到宋代。从文献资料看，宋代一些州县孔庙的儒像的组合及形态与当时官方确立的定制有所差异。如柳开《润州重修文宣庙碑文》:“先圣孔子，身长九尺六寸，……自颜子及孟子已下门人大儒之像，各塑绘配享于座。”其塑象不限于孔子十哲，孟柯及其它大濡亦均用塑象了。又如李败《双流县文宣王庙记》:“于时执艺子来，量事制度，创殿宇三间。皇皇阵容，被液正位，以亚圣衮国公配坐，十哲服侯冕而夹侍焉，六十子朱纁裳，以从祀焉。观其绘塑精研，神采若动。”这里只是颜回一人以坐式配孔子，而将曾参上十哲之位作立像。与此同时，改制之前的儒像形态和组合方式也还存在。重庆大足石刻中有一孔子十哲龛，王孔子坐于龛正壁中央，头扎巾，正襟危坐，身着圆领广袖长服。腰束玉带，手持宝扇，脚着云头靴，踏于双孔方几上。孔子两侧十哲分左右两排侍立，皆头戴冠，身着圆领广袖长服，腰束玉带，双脚着云头靴。据龛楣题记得知，这组儒像为宋代岳阳处士文惟简镌造。显然，这里的儒像仍遵循了开元改制之前的儒像型制和组合方式，孔子没有着冕服，十哲侍立而非配座。 抑或其它不规范组合方式唐宋时期孔子配颜回的并坐组合在一些地方的文庙中也依然存在。 南宋儒像的名位有了变更。《宋史•礼志》：“咸谆三年（1267），诏封曾参郕国公，孔伋国公，配享先圣；封颛孙师陈国公，升十哲位；后以邵雍、司马光列从祀。其序：衰国公、郕国公、沂国公、邹国公，居正位之东面，西向北上，为配位；费公闵损、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赐、卫公仲由、魏公卜商，居殿上东面，西向北上；郓公冉耕，齐公宰予、徐公冉求、昊公言偃、陈公颛孙师、居殿上西面，东向北上。”这也就是所谓“四配十哲。”因曾参入“四配”，由颛孙师补十哲位。这一名位的改变，由于南宋末年的战乱，未及在文庙像设中施行。到元代建立，遂被采纳，孔子四配十哲的儒像组合形式开始出现，同时也有孔子四配而无十哲的组合。《元史•祭祀》：“成宗始命建宣圣庙于京师，大德十年秋，庙成。至大元年秋七月，诏加号先圣曰‘大成至圣文宣王’。延佑三年秋七月，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元代虞集在《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五《沣州路慈利州修儒学记》中称:“今自天之都施及四海之际，凡郡县莫不有庙学，其神则先圣南面而坐，颜曾思孟西面坐。”可见孔子四配的组合形式在元初较为普遍。 明清二代的儒教像也都是按元代的规制造作。《明史•礼态》:“其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门弟子皆称先贤某子。”《清史稿.礼志》:“崇德元年，建庙盛京……奉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顺治二年，定称大成至圣文宜先师孔子.……正中祀先师孔子，南向；四配: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阂损、冉雍、端木赐、仲子由、卜商、冉耕、宰我、冉求、言僵、版孙子师，俱东西向。”今曲阜孔庙大成殿内的儒像，即按这一形制塑造。
四、儒像的劫难 明代有人对祭拜儒像提出异议，宋濂《孔子庙堂议》称:“古者造木主以栖神，天子诸侯之庙皆有主，卿大夫虽无之，大夫束穷以依神，士结茅为丛，无有像设之事.……开元八年制，搏土而肖像焉，则失神明之义矣。”及王伟等人也认为古礼之制，庙祀设主不设像，孔庙设像不合礼制，神明之道无声无臭，易像为主乃合古礼。但是这些议论没有得到明太祖的同意。至明代后期大学士张聪提出孔庙祀典中有颠倒彝伦之嫌，孔子及四配塑象庙廷，而叔梁绝(孔子父)、颜路(颜渊父)、曾哲(曾参父)、孔鲤(子思父)则图壁从祀，有悖父子之伦，须当改正。并进一步提出去孔子王号，礼宇称庙不称殿，毁塑象易以木主的提议。这一提议得以明世宗同意，发付礼部翰林诸臣讨论，获得诸臣的附合。于是嘉靖九年(1530)“遵圣祖首定，南京国子监规制制木为神主，乃拟大小尺寸，着为定式，其塑像即令屏撤。” 经此一毁，前代塑象几乎扫荡殆尽。及至明末以后，儒像渐有复苏，但未能再恢复往日的盛况。
结 语 综上所述，儒像自曹魏发辙，两晋南北朝获得发展，到唐宋为盛期，明代中叶以后渐衰。曹魏至北魏期间孔子二弟子和孔子颜回两种组合形式都有，分别祭祀于不同场所。在孔庙中供孔子二弟子像，在国子学堂一般供孔子颜回像，也有的供孔子二弟子像。南北朝后期，孔子二弟子像演化为孔子十哲像，孔子中坐，十哲两旁侍立。唐开元年间，孔子着王服居中，十哲两旁配坐，孔子十哲共同受祀成为定制。元以后孔子四配十哲的组合形式成为主流，直至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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