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孔教：儒学的宗教化、印尼化
作者简介：王爱平，女，中国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厦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华侨华人、华文教育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作为印尼的一个“Agama”（宗教，印尼语），印尼孔教目前是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和印度教并列的印尼六大合法宗教之一。印尼孔教以中国的孔子学说（儒学）为宗教信仰，是印尼一部分土生华人特有的宗教形式与文化认同标志[1]。对印尼孔教的研究，是儒学研究、宗教研究、文化研究及华侨华人研究等领域中的重要课题。 笔者近年采取历史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印尼孔教进行研究，多次深入印尼进行田野调查[2]，广泛搜集各种形式的研究资料，将搜集、分析文献资料与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相结合，在尽可能了解印尼华人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上考察印尼孔教，力图对印尼孔教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研究。在此研究基础上笔者试将其归纳为：印尼孔教是源于中国儒教而在印尼发展起来的制度化宗教；或可以表述为，印尼孔教是中国儒教的印尼化或本土化[3]。 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儒教是教非教问题的激烈争论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即宗教的定义和标准问题。儒教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并非像西方基督教教会组织那样的“制度宗教”，这是讨论中各种不同观点者一致的认识。但是，源于中国儒教的印尼孔教显现出不同于中国儒教的制度型宗教的特征。本文所称之儒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与佛、道并存的“儒教”；题目中“宗教化”之宗教则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religion”为定义标准。 所谓制度型宗教（InstitutionaI reIigeon）与弥散型宗教(Diffused reIigion)是根据宗教的组织程度与特性来区分的。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杨庆堃受宗教社会学家瓦赫（Wach）的影响，对此作了深入的阐述，并将其运用于对中国宗教的研究而闻名于西方。他指出，在中国，制度型宗教的主要代表包括佛教和道教；弥散型宗教则主要指祖先崇拜、社区神崇拜以及伦理—政治神崇拜[4]。 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在大量田野调查、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也采用了这一分析框架，而称之为“制度化宗教”和“普化宗教”。“制度化宗教”是指“有严格的教堂组织,严谨的宗教执事,有明显的经典,同样有明显的教义,而宗教事务跟一般的日常生活分开”,如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其他有组织的宗教。“普化宗教”则是指“宗教信仰扩散到我们生活的各方面，跟我们日常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制度，同时跟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没有明显教会组织、经典教义等的一种信仰仪式”，如祖先崇拜、风水测算等中国民间的信仰和仪式。[5]传统中国宗教的一项重要特色就是表现在“普化的宗教”的形态，而与一般西方宗教的“制度化的宗教”有异[6]。 中国宗教学家吕大吉提出“宗教要素说”，认为宗教须具备宗教的观念或思想；宗教的感情或体验；宗教的行为或活动；宗教的组织和制度四种基本因素,[7]被认为是尤其适宜用来分析各种发展完善的宗教，即所谓“制度化宗教”。 按照上述宗教学、人类学的有关理论，制度化宗教必须具有：宗教组织和制度；宗教经典和较完整的神学或哲学、伦理体系；明确、固定的祭祀礼拜场所；系统、规范的宗教仪式；约束信徒的教规或戒律等。我们将以此作为把握一个宗教的具体维度，来考察印尼孔教发展的历史；并注意把印尼孔教置于印尼社会特定的环境中，置于印尼华人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
一 印尼孔教的缘起与发展历史 （一） 印尼孔教的缘起与形成（华人移居印尼——19世纪末） 印尼孔教源于中国儒学；缘起于由印尼华人所承载的中国儒学（儒教）在印尼的传播；形成于19世纪中晚期，印尼华人民族意识觉醒，开始有目的的维护华人文化传统之时。 中国儒学（儒教）在印尼的传播由来已久，是伴随着华人移居印尼开始的。最初主要是通过华人的家庭教育和庙堂宗祠的祭祀以及私塾、书院的文化教育。 19世纪中晚期，随着印尼华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印尼华人开始有目的的维护华人文化传统。当时华人团体为了阻止华人被同化，开始建立公共宗祠和丧葬组织，在祭祖、婚丧仪式、妇女着装等方面着力恢复华人传统习俗。同时把儒学经书由中文翻译成马来文，或从荷兰文、英文翻译成马来文而且把经书原文改写成“口语”（白话文）。这一时期，《论语》、《大学》、《中庸》都被翻译。 特别是早在19世纪80年代在印尼第二大城市东爪哇首府泗水（soerabaja）出现了孔诞纪年的使用。这一切都早在康有为到印尼之前以及戊戌变法之前。 （二） 从中华会馆到孔教会、孔教总会（1900-1945荷兰殖民统治时期） 1900年巴达维亚中华会馆成立，这是第一个正式的公开的孔教组织。公开的宣称“要以圣人孔子学说为指导改进华人的风俗习惯要进行孔教的教育，要推广华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 此前在泗水已经建立了亚洲最大规模的文庙，并成立了孔教组织“斯文会”。 1923年印尼各地的孔教会联合成立了印尼孔教总会。 （三） 从闽南语的“孔教会”到印尼语的“宗教”（Agama）（1945—1978） 1945年印尼独立以后，1955年在梭罗重新成立了印尼孔教联合会，这就是现在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的前身。 1965年苏加诺总统发布第一号总统法令，宣布孔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和印度教并列为印尼六大合法宗教之一，政府给予资助。苏加诺总统当时是把孔教当作印尼土生华人的宗教，他认为印尼土生华人已经成为印尼国家民族的一部分。 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托执政，最初对宗教采取利用的政策，宣布承认苏加诺总统的1965年一号法令。 （四） 为争取合法宗教地位而斗争的印尼孔教 （1978-1998） 苏哈托政府对华人实行强制同化政策，并很明确地把清除华人的文化特性作为其同化政策的重点，源于中国儒学的孔教被认为是阻碍华人同化的力量。 自1978年开始，苏哈托政府不承认孔教为合法宗教，对孔教从各方面进行打压。宗教部、内政部、教育部发布一系列法令，身份证上不得登记宗教信仰为孔教，学校里的孔教宗教课被取消，政府不再承认孔教主持的结婚仪式和注册等等。孔教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考验。 此后直到1998年的20年间，印尼孔教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他们以有关法律为依据，一直坚持宗教活动，使得许多年轻人仍然有机缘接触孔教，加入孔教。 目前孔教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和骨干，如现任总主席黄耀德先生，前任总主席、现孔教总会主席团秘书长黄金泉（Candra setiawan），前任总主席陈清明（Budi.S. Tanuwibowo），雅加达西区孔教会主席罗伟源（Januardi.S.E）都是那一时期加入孔教的。 （五）孔教争取恢复合法地位获得成功并有较大发展时期（1998年——至今） 1998年苏哈托下台不久，印尼孔教即不失时机地召开了第13届全国代表大会。自2000年开始，先后有印尼三任总统瓦希德总统、梅加瓦蒂总统和苏西洛总统每年都参加孔教的新年（华人新年——春节）庆祝活动，他们以此表示对华人的态度和政策。梅加瓦蒂总统更把春节定为全国公共假日。到2006年上半年，在苏西洛总统命令下，印尼宗教部、内政部和教育部都发布有关文件，最终解决了印尼孔教的法律地位问题。 目前印尼政府的高层领导对印尼孔教都很重视，2007年11月第四届国际儒学研讨会暨首届世界孔教国际研讨会在雅加达召开，印尼宗教部长和宪法院院长亲自出席致词祝贺。 印尼孔教和伊斯兰教等也都保有友好和谐的关系。 印尼孔教分布已由爪哇扩展到廖内、西加等外岛。印尼孔教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及其机构、制度等也在进一步完善。
二 印尼孔教是制度型宗教，是中国儒教（儒学）的宗教化 那么即使按照西方宗教学关于宗教的定义、标准来看，印尼孔教是制度型的宗教也应是无疑义的。在这一点上，印尼孔教明显与中国儒教（儒学、儒家）不同，印尼孔教是中国儒学的宗教化。 首先，印尼孔教有系统的宗教教义体系：印尼孔教的教义就是孔子思想。 其次，印尼孔教有自己的宗教经典——也就是儒学经典《四书五经》。孔教徒每周做礼拜时都要携带孔教的圣经《四书》。 第三，印尼孔教有规定教规：八诚箴规等等。 第四，印尼孔教有自己专门的宗教活动场所：泗水文庙、分布在印尼各地的孔教“礼堂”、三教会庙宇里面的孔圣神坛，等等。孔教将宗教活动场所称为“礼堂”凸显了儒教重“礼”的特点，明显有别于基督教的“教堂”。 第五，印尼孔教有教徒——印尼孔教总会估计，全印尼大约在400万以上，印尼孔教总会认为，凡是敬天、拜祖先、尊孔者都被承认为孔教徒。 第六，印尼孔教有比较完整的宗教组织及制度。 印尼孔教有它的中央组织（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主席团、宣道师委员会）和地方组织（孔教会、孔教宣道会、孔教青年会、三教会的孔教组织、大学生孔教组织、华人庙宇等）。印尼孔教每四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最高理事会、主席团、宣道师委员会。现任最高理事会、主席团、宣道师委员会是在2010年11月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 印尼孔教有专门的教职人员（神职人员），并实行教阶制度。教阶分为三级：学师、文师和教生，学师为最高级。这也充分表明了重教、重“师”的儒家传统。 第七，印尼孔教有一整套系统的宗教仪式体系，包括有： （1）礼敬仪式。 （2）礼拜宣道仪式。印尼孔教每周都有礼拜宣道仪式：孔教礼堂摆着一排排椅凳，上面放置着《四书》《圣歌集》等，每逢星期天要举行礼拜仪式，读经、讲道和唱歌。 （3）祭祀仪式：包括祭天仪式、祭孔仪式、祭神仪式、祭祖仪式。 （4）人生仪式：包括出生仪式、命名仪式、成人仪式等； 婚姻仪式；丧葬仪式；宣誓就职仪式，等等。 印尼孔教的崇拜对象及信仰体系分为四大类：天；圣人孔子；神明和祖先。最核心的部分可以认为是闽粤民间信仰体系的架构。 印尼孔教把中国传统的岁时节庆的主要节日几乎全部纳入仪式体系（元宵、端午、中秋、冬至等），这些节日也就是孔教的宗教节日。 印尼孔教把孔子自述人生修学成长的各个阶段都纳入了仪式体系，如三十而立仪式等，笔者将其命名为“修学成长仪式”。 总之，印尼孔教制度化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具体来说，制度化宗教一定具有宗教组织和制度、宗教经典和较完整的神学或哲学、伦理体系、有专职的教职人员和教阶制度，有明确的、固定的祭祀礼拜的场所，有系统的规范的宗教仪式，有约束信徒的教规或戒律等。 印尼孔教拥有自己的基本观念和自己的结构体系，即拥有自身的神学、仪式和组织系统，它独立于其它建制的宗教，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系统发挥功能。印尼孔教的组织制度经过多年以来的建设是比较完备的，它有着全国性的中央组织和各种类型的地方组织，并形成自己的体制与运作模式。孔教有自己的宗教经典——“四书五经”；制定有比较详尽的各方面的教规；设有专职的教职人员及其组织和教阶制度；有固定的祭祀礼拜的场所——礼堂、文庙以及祭孔的华人庙宇；有系统的规范的宗教仪式，等等。 从孔教的组织形式来看，俨然是十分现代化的社会组织，但是又突出了它的宗教性，其中有专门的教职人员组织，自成系统而且教职人员组织的最高首领不需选举，自然成为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和副总主席。另外，承认不同形式的孔教徒，包括没有加入孔教会的孔教徒，这是从印尼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定的。
从基本教义来看，印尼孔教的教义承继了源于中国的儒学及孔子学说。基本教义是一种宗教的基本成分，这些基本成分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超越派别，始终被认为是宗教的精髓。虽然可能对教义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但总有能达成共识的基本教义。 印尼孔教的教义基本上是遵照孔子学说、儒学的四书五经而来的。印尼孔教明确规定，以“四书”为主，以“五经”为基。教义基本上是用四书五经来阐述的。如孔教对天、天道、天命；天与圣人、与孔教、与人的关系；以及“五常”（仁、义、礼、智、信）、五伦关系（）基本上是按照四书五经来阐述的，也体现出中国儒教尤重伦理道德、或说是伦理化的特点。当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印尼孔教的阐述比较强调“天道”和“神性”，更注重儒教宗教性的表述。另外，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用印尼语来表述的，运用四书五经的原文很少，但翻译中出现的差异尚未影响到对孔子学说、儒学基本理论的理解与奉行。 值得一提的是，从印尼孔教的教义、宗教观念、崇拜对象、信仰体系及仪式的程式等来看，不仅源自正统的中国儒教，而且大量的属于中国闽粤地区民间宗教信仰的内容。如果说中国儒家文化可分为国家层面、士大夫层面的“大传统”和民间“小传统”的话，印尼孔教是将中国儒家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都结合在一起的。 如前所述，印尼孔教的崇拜对象及信仰体系分为四大类：天；圣人孔子；神明和祖先。其信仰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实际上就是闽粤（其中可能主要是闽南地区）民间信仰体系的构架，这个体系以“天公”为最高神祇，下面各种神明各司其职，有土地神、灶神，还有许多人神，伏羲、周文王、周公、关公、屈原，孔圣人也是一位人神。另还有祖先和鬼魂。当然也赋予孔教新的诠释。同时，孔教的祭祀礼仪，从祭祀时间的确定，祭品、祭礼及程序，礼敬的姿势和祭礼上以及日常进行的“点香”礼仪等，基本与中国闽粤民间社会文化传统类同。尤其是将中国民间传统岁时节庆的主要节日几乎全部纳入仪式体系，作为孔教祭祀的宗教节日，这对于华族文化的传承与认同、对于华族身份的保留影响甚大。 孔教信仰体系中有很多象征和有意义的组合。在孔教的“八诚箴规”中有“诚敬鬼神”的教规，但是在孔教的制度与规范中没有明确的把所有信仰的神祇全部公布出来，明文规定的重大节日的祭祀对象，除了“天”，只有土地神、灶神以及人神屈原。这可能是由于处在印尼，必须按照印尼国家所规定的宗教“一神论”的标准，即信仰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上帝，所以不宜公开明确的将太多的中国传统神祇纳入孔教祭祀体系，但实际上对中国传统神祇，尤其是人神尊崇有加，人神的标准仍然是按照儒学之道、孔子学说、《礼记》。更重要的是谨遵孔子的教导“敬鬼神而远之”。 从组织上看，印尼孔教的许多地方组织及礼堂都设立在三教会之中，设立在华人庙宇之中如说泗水北极庙、玛琅永安宫、杜板关圣庙等等，印尼华人的庙大多数是三教合一的庙，三教的标志是木铎（儒教）、太极图（道教）、卍字符（佛教），所祭拜的是孔子、老子、观音菩萨或释迦牟尼。他们可以在这些庙宇中举行孔教的仪式，而与其他的宗教仪式相安无事。 但实际上所祭拜的还有许多人神。如列入中国古代国家祭祀大典，又从闽粤民间社会传如东南亚，在印尼华人中一向有崇高威望的人神关羽，印尼华人称他为关公、关圣。《规范》在孔教徒任公务员宣誓就职仪式中提到，可以拜关公。在西爪哇丹格朗的孔教礼堂中，中间立有孔子的塑像，左右两边一边是土地神，一边是关公。这样供奉关公的的礼堂还有很多。关公被视为孔教的神，这在孔教看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当我问及为什么，他们回答说关公是忠义的代表人物，这正是孔子所提倡的；也有的说因为关公也读春秋，也有的说中国古代的皇帝，官府都祭拜关公。在印尼严厉禁止孔教活动、禁止公开拜孔子的地方，他们就以拜关公所代替。当泗水孔教会的主席傅孙铭、布迪和戴德龙到法庭诉讼时，法庭不许拜孔子他们就以拜关公代替。这一是因为印尼的法律规定若担任公务员以及政府的工作，或在法庭上诉讼作证的时候都必须以宗教名义起誓；二是他们也需要从自己的宗教信仰中获得勇气和信心。看来，一些宗教行为实际上也是孔教在恶劣环境下的一种生存策略。 再如祭孔。孔教的《圣歌》集收入了列入国家祭祀大典的中国孔庙的祭孔礼乐——《大成乐章》，但是长期未使用过（可以确知的是近五十年来没使用过），虽然每年的孔子诞辰和忌辰印尼孔教都有祭祀仪式。孔教的一些核心人物，曾去过中国曲阜朝拜、亲眼或通过媒体看到大陆、港台地区以及其他国家祭孔典礼，也发现了与印尼孔教祭孔典礼的一个不同之处——祭祀乐舞等另有专人在月台之上表演[8]。这似可说明印尼孔教祭孔仪式承继的更多的不是源于中国传统中国家体制层面的儒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中国儒教祭孔仪式在各国各地区的变异。 （二）印尼孔教是中国儒学（儒教）的印尼化，是印尼化的宗教 印尼孔教的发展历史实际就是源于中国的儒教不断本土化、印尼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从印尼的角度去看，可以表述为一种源自外国的宗教“中国儒教”在印尼的本土化。 印尼孔教是印尼化（本土化）的宗教，是中国儒学（儒教）的印尼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看。 1. 印尼孔教使用的语言文字是印尼语。印尼孔教的经典、教义的解说及举行仪式的过程，大多数是使用印尼文、印尼语表述。《四书》已全部翻译成印尼文，《五经》现已翻译了三经。这是因为孔教的信徒大多是既不懂华文，也不懂华语的土生华人和年轻一代华人。 2.作为宗教最核心的部分——印尼孔教的教义也已经带有十分明显的印尼色彩，而没有完全照搬中国儒学。最突出的是对“天”的解释，把天解释和表述为“独一无二”的唯一的上帝，这些与中国儒学的解释明显不同。这是因为，在印尼，对宗教教义、对上帝、天的解释都必须遵循印尼国家的规定，这往往是以伊斯兰教为标准的。 印尼宗教部以及1965年总统宣布国家承认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和孔教为合法宗教的命令中，都谈到宗教的标准最基本的应具备四条：一是信仰唯一的、独一无二的真主或上帝；二是有先知、圣人；三是有宗教经典；四是有系统的仪式和信徒[9]。 3．印尼孔教的组织、机构、宗教活动场所等也都体现了印尼化的特点。 印尼孔教的中央、地方各级组织、各类机构都是在印尼国家的有关法律、政策框架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礼堂”及学师、文师、教生等三级教职人员的名称不仅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特点，而且也体现了在印尼特殊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印尼孔教有意区别于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特点。 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少地方组织及孔教礼堂都设立在三教会之中，设立在华人庙宇之中，如泗水北极庙、玛琅永安宫、杜板关圣庙等等，印尼华人的庙大多数是三教合一的庙，三教的标志是木铎（儒教）、太极图（道教）、卍字符（佛教），所祭拜的是孔子、老子、观音菩萨或释迦牟尼。孔教可以在这些庙宇中举行孔教的仪式，而与其他的宗教仪式相安无事。 4. 孔教的宗教仪式体系也有鲜明的印尼化、本土化的特点。 其一，纳入了印尼国家颁布的纪念节日。如8月17日国庆节、10月28日青年宣言日、11月10日英雄节等，这些都是印尼独立以后制定颁布的，大都与印尼独立及现代国家意识有关。每年之中，凡遇上述国家颁布纪念日，印尼孔教或单独举办纪念礼拜仪式，或参加地方政府、社会团体举行的纪念活动。 其二，纳入了地方认同、面向社会的慈善活动的内容。如每年农历七月的中元节，又称为“敬好朋”，孔教要这时组织孔教徒和其他华人捐赠，以救济本地贫困居民（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如泗水文庙每年的“敬好朋”慈善活动规模很大，在当地造成很大影响。这实际上是中国闽南地区的农历七月“普渡”习俗的变异。类似的还有农历腊月廿四日的送神节（祭灶节），也要举办面向社会的慈善活动，并被称为“社会节”或“友谊节”。目前印尼孔教的一年两次宗教节日的慈善活动已成为尽人皆知的惯例。这对于形成与保持华人与当地居民的友好和谐关系有很大的作用。在孔教受到打压时期，泗水文庙曾多次在前来领取救济粮、油物品的伊斯兰教徒支持下，说服或赶走了前来禁止华人文化活动的官员和警察。 其三，纳入了作为印尼国家公民义务的内容。在国家规定纪念日、节日，孔教都要举行仪式；并且按照印尼国家法律规定，制订和举行就职宣誓仪式，制订印尼孔教婚姻法、制订和举行孔教订婚和结婚的立愿仪式，等等。 其四，对原有的华人传统节日加上了宗教意义的内容，比如将冬至节加入了纪念孔子的周游列国的开始和孟子的忌辰的内容，使其成为印尼孔教的“木铎节”。等等。 有一些孔教仪式看起来明显与印尼基督教、伊斯兰教有相像之处。比如星期天的礼拜仪式，礼堂里摆着一排排的椅凳，椅子上摆着孔教的经书、圣歌集，礼拜、读经、讲道、唱歌，看起来似乎与基督教很相像。 目前尚无法得知，孔教这种每周一次的礼拜仪式究竟怎样创立？究竟从何时开始？仅就所能观察了解到的材料来看，这实际上也是与现代城市生活节奏相适应的一种安排。而且孔教与基督教并不完全相同。孔教只是规定每周一次，并未象基督教一样一律定为星期天上午，而是可以由各个孔教会根据所在社区的、教徒的工作和休息具体时间，为方便大家而决定。所以，除了大、中城市定为星期天上午外，各地区各个孔教会有所不同。丹格朗地区地处乡村的的孔教会礼拜大都在晚上，笔者曾去过的设在祖师公庙的孔教会，成年组的礼拜时间定在星期天晚上，青年组的时间定于星期天下午。一些小城镇许多定在下午四、五点钟，而且并不限于星期天。另外，孔教作为重要宗教节日的“冬至节”，既使用孔圣诞历法（即中国农历）计算日期，又为了教徒方便起见，直接定为公历12月22日，这也是从印尼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定的。 以上这些突出的印尼化特点，使得印尼孔教成为与中国儒学（儒教）风貌迥异的、印尼的一个宗教。
印尼政府规定印尼公民必须有宗教信仰，宗教在印尼国家有合法的地位。 印尼孔教成为在印尼特殊的、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印尼华人的精神支柱。在1998年以前的30多年中，只有印尼孔教以宗教节日的名义坚持公开过孔圣诞新年——华人的传统节日春节。 2．印尼孔教的本土化（印尼化）有利于实现华人与当地各民族和谐相处，有利于华人在地生根。 现在印尼的孔教徒也有爪哇族等其他民族，也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信徒转教过来的。 印尼孔教和占印尼人口总数85%以上的伊斯兰教也都保有友好和谐的关系。 3．印尼孔教现在印尼是六大合法宗教之一，并获得政府资助。宗教部每年可以提供一些经费；大中小学开设的宗教课也必须有孔教的内容。目前印尼政府的高层领导对印尼孔教都很重视，2007年11月第四届国际儒学研讨会暨首届世界孔教国际研讨会在雅加达召开，印尼宗教部长和宪法院院长亲自出席致词祝贺。 在印尼，孔教的确是充满活力的宗教，至今仍在不断发展、建设之中。印尼孔教的领袖们坦言，由于过去孔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争取合法生存，对自身的建设无法给予更多的关注，各种制度还有待完善，有些仪式规范尚未有实践，教职人员的素质、水平尚有待提高，等等。2006年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之后，他们适时地提出“谦受益，满招损”的口号，正在努力进行自身的建设，以迎接新形势的挑战。
五 印尼孔教研究给我们的启发 第一，中国儒学能够以多种形式存在，可以以宗教的形式存在；而且可以以制度化宗教的形式存在。这说明中国儒学可以适应各种复杂不同的环境；这也显示了孔子学说及儒学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第二，本土化的华人宗教是海外华人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印尼孔教是中国儒教（儒学）的宗教化、印尼化，这也说明，华人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原封不动的保存和承继，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创造。人是文化的载体，人又是文化的创造者，富有智慧的海外华族在文化创造中传承着本民族文化，从而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各国华族文化。 笔者个人认为，作为中国学者，在研究儒学、中国文化和海外华族文化时，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应该看到孔子、儒学、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中国的，而是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人类、世界需要孔子、孔教、儒学和中华文化。尤其是现在的状况是“礼失求诸野”，中国大陆多年来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十分严重，在某些方面反而是海外华人中有较多较好的保留。我们的研究应该放眼世界，具有世界眼光，不能局限于中国大陆本土。 第二，需要眼光向下，看到民间。印尼孔教是以民间的形式存在，是边缘化的。 在台湾、香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日本、韩国、美国等，孔教往往是以民间的形式存在。 台湾学者对民间儒教的研究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迪，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杜维明先生2005年5月到印尼接触了孔教，并亲到泗水文庙等处考察，对其儒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香港汤恩佳先生从各方面支持印尼孔教已经多年。 第三，海外华人文化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与变异。研究海外华人文化，一定要做具体的研究，一定要做实地考察，要将某国或某地的华人文化放在所处的特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华人发展历史脉络下去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既要注意从各种迥异不同、繁杂缭乱的文化现象中发掘出不变的文化内涵，追寻出其源流及传承的路径；更要重视研究文化的发展与变化、文化的革新与创造。 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1] 参见［新加坡］廖建裕：《现阶段的印尼孔教》，见《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族群》，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2年；王爱平：《印度尼西亚孔教研究》结论部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0月。 [2] 笔者的调查研究，得到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及其地方组织和许多印尼华人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3]参见王爱平：《印度尼西亚孔教研究》结论部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0月；王爱平：《组织与制度：印印度尼西亚孔教制度化的表征》，《文史哲》2008（3）。
[4] C.K.Yang：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pp20-21,294-295. [5]李亦园:《宗教、仪式与象征》，载马戎、周星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第282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8。
[8] 据2006年8月23日访问印尼最高理事会陈克兴先生口述记录资料。 [9] MATAKIN：《Ada Pendidikan Tiada Perbedaan：Golden anniversary MATAKIN 16april 1955－2005》MATAKIN,Jakarta，2005（印尼孔教最高理事會编：《有教无类：印尼孔教最高理事會成立50周年纪念刊》），第37页，雅加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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