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与价值的和合

——论儒、耶、释、伊诸教的起源

张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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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哲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

[摘要] 宗教的缘起，在笔者看来，是由于有限与无限的主体能力与愿望的冲突，生与死的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冲突，科学与宗教的实验理性与超验理性的冲突，在此种种冲突的威胁面前，人们迷惑而不能化解，而产生恐惧，而祈求某一神灵的化解威胁和恐惧以求得解脱而产生。儒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等各宗教所敬畏信仰的，说到底都是对于一种价值理念的信仰。当前人类面临的是对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危机灾难威胁的恐惧，和合学的和生、何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则为其提供了化解的方式，从而达到天人共和乐的理想境界。

[关键词] 宗教缘起 价值信仰 和合原理

宗教究竟是什么？宗教如何缘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康德以宗教间味着道德，费希特把宗教视作一种科学，黑格尔则把宗教看作不受强制的自由，费尔巴哈就把宗教看成自我之爱，建立于人的所有情感、欲望以及行为基础上的这种情感，乃是人的存在与自私心的满足——正是人类的这种病态的心灵，才是所有宗教与一切痛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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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冲突与宗教

宗教是人的敬畏和崇拜，敬畏和崇拜的宗教是人，自从苏格拉底提示人“认识你自己”以来，二千多年来人仍未认识完自己。犹如人对属人的宗教认识一样，也未完结，并永远未完结。

之所以未完结，是由于一是有限与无限的冲突。人的能力与愿望相比，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尽管人借助于科技的力量，可以上天下地，人的能力所参与的空间愈来愈广阔，但仍然不能控制天灾人祸。人的愿望是无限的，海阔天空的想象，一切美好的愿望，幸福的祈求，精神的安抚，需要度越现实时空内的痛苦疾病和焦虑，就把自身力量所不能实现的愿望寄托于某一外在的度越力量上，以求得到外在度越力量的帮助。同时，人们往往把现世的痛苦、疾病、焦虑的原因，或归结为自身行为不正的邪恶而带来的报应，或某种度越力量对人的惩罚，为要化解现世的痛苦疾病、焦虑，而产生对某一度越力量的敬畏和崇拜。宗教是“人对超越于他自身的力量的信仰，他力图依靠这个力量满足情感的需要，获得生活的稳定性，他把这种信仰表现在崇拜和服务的行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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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生与死的冲突。人生最大的话题是生与死，如何生？生为什么？如何死，死了到哪里去？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有为酒色财气而活，有为救国救民而而，有卖国求荣而活，有为实现之不朽而生。然而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在这短短的人生历程中，在人好事做尽，也有人坏事做绝。做好事者高扬人的道德善性，做坏事者膨胀人的邪心恶性。人们在潜意识的冥冥中，总希望做好事能得到余庆，做坏事者能得到祸殃。在这种情境下，人们就产生对“掌管宇宙和人类具有道德关系的神圣精神和意志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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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了打破人生苦短，希望假外在度越力量，以获得长生，延续生命的大限。或肉体生命直接飞升到彼岸的另一世界，或肉体生命死后进入彼岸世界。不管是直接飞升，还是死后进入彼岸世界，都是一种希望永恒继续生命的诉求。只要进入彼岸世界，就能永生。尽管是另一处形式的生，转死为生，但仍然是生的存在方式。

三是命与运的冲突。命是异在于主体而存在的一种必然性、不可见性。命作为一种度越的外在力量，冥冥之中对主体人的生存状态，如贫富贵贱、生死康病、成败得失、吉凶祸福、悲欢苦乐等，构成支配作用。“道之将兴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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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运，是指人的生命主体在创造与其赖以存在情境的互动中，所构成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的智慧。运便是一种机运、机遇、遇运、时运，它具有偶然性。人们凭籍自己的高见卓识，而唯变所适地掌握机遇，时运，以改变贫富贵贱、吉凶祸福、成败得失的生存状态。孔子和孟子曾把主体自由的原因、根据归结为形而上超验的必然之命，荀子对命作了新解，认为“节遇谓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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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人们往往误认为科学是消解宗教的力量，科学愈发达宗教愈式微。其实科学与宗教涉及不同的两个领域。简言之，大体上以科学属自然物质领域，宗教是心灵精神领域。即科学是以实证方式把握经验世界，是可以通过实验反复证明的。宗教是以信仰方式把握超验世界，以及由超验观外化为理念与实践。这种超验世界观所外化的理念，与科学差分，它是不能证实的，也是不能证伪的。尽管如此，但不是不存在，也不是无意义的。正因为科学与宗教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所以一些大科学家在科学领域遵循经验世界实验证明，在宗教领域信仰超验世界的神灵，以获得精神的慰藉。在人们的精神心理领域，在中国上古时代，无论战争，还是筑城，事先都进行严肃的占卜仪式，以预测战争的胜败，筑城的吉凶。这就是说，人们在做某一事情之前，惧怕失败凶险，在心理上总希望知道这件事的行为的结果，祈求神灵的启示，以便选择。基于这种状况，信仰是人的特殊价值的需要，是满足心灵的精神家园的需要。

有限与无限的主体能力与愿望的冲突，生与死的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冲突，命与运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冲突，科学与宗教的实验理性与超验理性的冲突，在此种种冲突的威胁面前，人们迷惑，迷惑而不能化解，不能化解而产生恐惧，由恐惧而祈求某一神灵的化解或解脱，于是便有宗教的缘起。

二、恐惧与缘起

宗教的缘起，尽管在种种原因和条件，种种冲突和融合，但宗教作为属人的世界，属人世界的宗教，是人心灵世界的精神现象，心灵世界的恐惧得不到化解安抚，灵魂世界的痛苦得不到温馨家园，这是宗教之所以缘起的原因之一。

人类面临严重冲突和威胁而产生的恐惧，各大宗教都有所思议。尽管各大宗教对所面临冲突威胁的恐惧有所不同，然恐惧是百虑而一致的，各宗教所开出的教主、教义、经典、教仪有所分殊，但作为一种属人的宗教而言，是殊途同归的。

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儒家后又称儒学、儒教。孔子所面临时代严重威胁是对“礼崩乐坏”的恐惧。他对季氏“入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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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礼崩乐坏”威胁冲突所产生的恐惧面临，儒教所提出化解这种威胁恐惧的方法和途径，是指向内在的修身养性的工夫。“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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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把化解人所面临威胁的违道恐惧，归之于形而下人自身在独处的情境下其所做所思都干分谨慎，而不违道。这里虽然尊重主体人的自我慎独工夫的修身养性的道德理性的力量，但只局限于化解恐惧的方法和途径，而没有给出化解威胁恐惧的终极关切的形而上出路和价值目标；没有给予每个主体所祈求通过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的价值理想境界的自我选择的权利和主动性；没有预设启示每个人普遍的宗教敬畏心理的方便法门和途径；没有把人道提升到天道的敬畏和信仰上，以及把儒教的宗教仪式转变为百姓日常的礼乐仪式上，从而淡化了其宗教性的制度性，削弱了其神圣性和权威性，消解了其拯救陷溺于严重威胁恐惧中度越人们力量的坚强性和可靠性。

儒教由于没有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那样成为制度化的宗教，以永续性的制度化来凝聚、激发、巩固人们的宗教情感，以及崇拜、信仰、皈依宗教意识，以制度化的力量维系广大信众。儒教在制度化缺失的情境下，只能给人们提供一种精神性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使众生只能获得一种道德精神的精神化慰藉性的宗教。

我们之所以说儒教作为一种精神化的宗教，是因为儒教有救济陷溺于严重威胁恐惧中灵魂的宗教性资源，它与犹太教徒的《托拉》、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基督教徒的《登山宝训》、印度教的《薄伽梵歌》及佛陀的教导一样，儒教孔子也有其“金规则”。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欲从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和而不同”，“泛爱众，而亲仁”等等，每个人都应恭敬地、宽容地、人道地、诚实地、正直地、仁爱地待人，人也会这样地待你，这些金规则都具有普遍性，它是每个受恐惧灵魂的救济药方，也是对每个生命的尊重的关怀。儒教所具有这种终极关切和灵魂救济的内在度越的品格和功能，说明儒教自身已具有精神化宗教智慧（或称其为人文宗教）。正因为如此，香港以儒教为世界六大宗教之一，印度尼西亚亦以儒教为宗教等，信仰、敬畏、皈依儒教成为一些地区的现实。

如果说儒教是对于所做所思违道威胁的恐惧，那么，佛教是对现实人生种种痛苦威胁的恐惧、佛教的创立者是乔达摩·悉达多，他是净饭王的太子。据载悉达多出宫郊游，他看见农民赤身裸体在烈日下大汗淋漓地耕种的劳苦；老人白头伛背、柱杖羸步的愁苦；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骨销肉竭、颜貌痿黄、举身战栗、不能自持的痛苦；以及死人的惨苦。生老病死的种种痛苦的威胁，在每个人生命存在流程中是普通存在的，不可避的。悉达多在此人生种种痛苦威胁的刺激下，系念于怀，端坐思维，有所感悟，为寻求众生解脱痛苦逼迫之道，便萌生离宫出家的念头。

人除了生理生命流程中生老病死四苦外，还有人在现实社会交往生活中所造作和感受到的种种痛苦的威胁，如“爱别离苦”。人生在世，相亲相爱，但不能长相守，或生离死别，或骨肉分离，或惨遭横祸，爱的不能拥有，憎却偏不去，实乃人间痛苦；与其相对的是“怨憎会苦”。“悲莫悲兮生别离”，换来的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两相冰炭的人，却冤家路窄，低头不见抬头见，如影随形，不能自主。如婆媳失和，夫妇情变，利害冲突，人所憎恶的事纠缠不休，使人苦恼万分；再为“求不得苦”。凡人都有欲望和需要，人在现实生活许多欲求都落空，即使一个欲求获得了，还有第二、三的欲求，欲求无穷无尽，人之一生是在求不得中自找痛苦。另为“五取蕴苦”。五蕴有译为五阴或五聚，是指色、受、想、行、识。色指物质现象，如人的肉体之苦；受指人的由感官生起的苦、乐、喜、忧等情感或感受的苦；想是指人的思想概念活动之苦；行指人的意志活动所造作诸业、因果报应的苦；识指意识的苦。前七苦不断地渗透于五蕴之中，五蕴又取（执著贪爱）聚众苦于身心，也是众苦的根源。

在八苦中前四苦是生理的肉体的、自然的，后四苦是精神的、心理的、社会的。人作为生命存在不能逃避此八苦，它错综复杂，交织一起，随人的一生而走完全过程。人生痛苦，无穷无尽，二苦、三苦、四苦、五苦、八苦、十苦、一百一十种苦，苦海无边。在痛苦的逼迫威胁下，而产生对痛苦的恐惧。这便是佛教“四圣谛”中的苦谛。

如果说苦谛是果，那么，第二谛为因。集即诸苦的集合、聚集或生起苦的原因、根源。苦的之所以生起、聚集，是“渴（爱）”造成来世与后世，它与强烈的贪欲相缠结，即由欲望、贪婪、爱著生起一切痛苦和使得生死相续不断的原因。这苦的根源“渴爱”依“受”而生起，“受”又依“触”而生起，辗转相依，构成十二缘生观。十二缘生又称十缘起，即无明、行、识、各色、六处（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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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谛的第三谛是来谛，即熄灭苦和烦恼逼迫威胁的恐惧。灭与涅槃异名而实。“译名涅槃，正名为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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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熄灭由苦和烦恼逼迫威胁的恐惧，如何进入涅槃世界？其熄灭之方、进入之道是什么？这就是四圣谛中的道谛。道以通为义，即能通于涅槃。永断众生的苦集，悟证得涅槃的圣贤境界，为道圣谛。道谛分正道和助道。正道是指“八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又可归入戒、定慧三学。“助道品”包括“八正道”，另有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合称“七科三十七助道品”，这便是修道证天，通达涅槃的道路。

苦、集、灭、道四谛，苦、集为世间法，苦为果，集为因，二者为迷的因果。灭、道为出世间法，灭为果，道为因，二者为悟的因果。即当知苦谛涅槃的悟果，当个修道谛涅槃的悟因。苦、集、灭、道四谛是佛教对人在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的关切，以实现解脱、度越现实人生在生存世界中的种种痛苦的恐惧，通过修持而达永断苦、集，修道而证得意义世界的成佛觉悟，从而通达可能世界的涅槃境界或阿弥陀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理想之境。这便是佛教设计的解脱痛苦恐惧的终极出路及精神家园。这样便由苦因集聚而生对苦果的恐惧，通过修道的过程，熄灭苦集的一切痛苦恐惧，从而通达极乐世界。从而唤起了对佛教的敬畏和信仰。

如果说佛教所面临的威胁是对于痛苦逼迫的恐惧，那么基督教所面临的威胁是对于人所思所为都是恶的恐惧。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