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荣晋：儒家哲学智慧与寻找人生快乐

儒家哲学智慧与寻找人生快乐

葛荣晋

作者簡介：葛荣晋，河南省济源市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担任中国哲学和中国管理哲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实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范畴通论》、《中国实学文化导论》、《中国实学思想史》、《韩国实学思想史》、《中国管理哲学导论》等30部，多次获得国家图书奖、教育部和北京市优秀著作奖。应邀赴美国、德国、日本等学术机构和大学讲学60多次，参加境外学术会议50余次。

针对当代社会物质生活大幅度的提高而人的快乐指数却在大幅度的下落这一现实问题，从哲学价值观高度，认为快乐是一种人生价值的选择。只有选择儒家的“君子谋道（精神生活）不谋食（物质生活）”（《论语.卫灵公》）的价值观，即人的一生所追求的主要是构建精神生活家园而不是贪恋物欲和感官刺激的物质生活家园，才能获得真正的人间快乐。在构建物质生活家园上，儒家的“减担法”，实际上是一种“减私欲”的“减法哲学”。在构建精神生活家园上，不论是“人乐”还是“天乐”，都是一种人生境界不断提升的“加法哲学”。人的精神生活越丰富，心灵越虚静冷淡，快乐指数也就越高。

一 快乐是一种价值选择

在物欲横流、人生价值迷惘的当今社会里，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人的物质生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人的快乐指数却在大幅度的下落。这一社会落差是如何形成的呢？要想在哲学价值上寻找答案，就必须从“人是什么”这一古老而常新的问题说起。

人是什么呢？人最初是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动物的本性。但是，人又是一种“身（肉体）”与“心（心灵）”、“形”（形体）与“神（精神）”相结合的高级动物。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主要地不是形体、财富、权势、美名、女色等，而是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纯洁心灵（或阳光心态）。人的心灵或心态，犹如电视频道一样，有善的频道如慈悲、善良、自信、宽容、无我、谦卑、愉悦和无怒等,也有恶的频道如贪婪、怨恨、妒嫉、恐俱、自私、骄傲等。心态决定人生的选择，不同的心态有不同的人生。只有善的频道占据心灵舞台的主导地位，掌握着播放权，才有快乐的人生。反之，人就会陷入无穷痛苦的深渊。

每个人生而都具有“七情”、“六欲”。所谓“七情”，一般是指喜、怒、哀、乐、爱、恶、欲；所谓“六欲”，是指生、死、耳、目、口、鼻之欲。正如陈毅元帅诗云：“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这是人的自然本性。

为了满足人的“七情”、“六欲”，以维持生命和繁衍后代，人需要构建以“食”为基础，以衣、食、住、行、性、健康与安全等为内容的物质生活家园。同时，为了合理地控制人的贪欲，提升人生境界，塑造完美人格，以满足人的精神生活，更需要构建以“道”为指导，以知识、智慧、道德、艺术、音乐、哲学和宗教信仰等为内容的精神生活家园。一切人类文明都是由人的心灵创造的。构建物质生活家园与构建精神生活家园是人类赖以生活的两大基本生存形式，就像鸟之两翼、车之两輪，缺一不可，

所谓快乐，就是人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求得以满足而激发出的一种愉悦心态。得以满足者，就会产生快乐等正面情绪，反之则会产生焦虑、痛苦、愤怒等负面情感。人的精神快乐是对价值取向、道德修养、理想信念、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精神生活的追求，是人对真、善、美的一种心灵感悟。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主要是在精神生活上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快乐。所以，只有善于把适度地追求物质生活与不断地追求精神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善待生命和抚慰心灵，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生快乐。这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园满人生。

那么，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道”与“食”的关系呢？这是一个核心价值观的选择问题。在“道（精神生活）”与“食（物质生活）”的选择上，道德高尚的君子选择“谋道不谋食”价值理念，而世俗小人则选择“谋食不谋道”价值理念。

在构建物质生活家园上，如果按照世俗小人的“谋食不谋道”的价值观，就会把人生快乐单一地看成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质享受，认为“有钱有权就是快乐”、“吃喝玩乐就是快乐”、“物质享受就是幸福”、“美满家庭就是幸福”、“事业成功就是快乐”等，就会陷入人生价值迷惘的深渊。因为贪得无厌的“私欲”是人类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有些人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贪欲，不能以道德、礼治、法律和“神道”四道防线将私欲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择手段地获取物质财富，势必会在社会上出现所谓“五鬼闹中华”、“五鬼闹世界”的恶果。所谓“五鬼”，是指金钱、权势、虚（浮）名、女色和美言。在“五鬼”的物质诱惑下，有些人丧失了“真我”，完全迷失了人生方向，把自已变成了没有理想、没有道德、没有信仰、没有敬畏之心的“游魂野鬼”。这些“游魂野鬼”，由于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无限膨胀，在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大写的“钱”字，完全忽视乃至忘记了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使自己变成了“物质富有，精神贫乏”的畸形人格。他们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德（道德）”字；什么都不少，就少一个“魂（灵魂）”字。在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切丑恶现象和犯罪行为，都是这些满身铜臭味的人在“五鬼”的诱惑驱使下所造成的。他们不但不会获得人生的快乐，而且还有可能走上道德缺失和犯罪道路，或牺牲生命或成为阶下囚，哪里有什么快乐可言呢？正如美国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爱希·弗罗姆(1900-1980)先生指出：“贪婪是一种会给人带来无限痛苦的地狱，它耗尽了人力满足其需求的精力，可并没有给人带来满足。”为贪婪之欲所累的人，永远都不会获得幸福快乐。

那么，人应该从哪里去寻求幸福和快乐呢？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就必须在人生道路上始终坚持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核心价值覌，努力构建建精神生活家园，才能在精神生活家园中，享受人生的真正快乐。

构建精神生活家园与构建物质生活家园相比，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主要根据有四点：（一）、物质生活虽是精神生活的基础，但是物质生活一刻也离不开精神生活的指导。即使人满足了某种物质生活需求而没有将它转化为心灵愉悦，仍然沉浸在某种痛苦之中，也不会有快乐可言。（二）、物质生活快乐是低层次、短暂的，只有精神生活快乐才是高层次、持久的。因为它是自我人格完善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充分表现，是对人生真正意义的理解和体悟，是任何一种物质生活快乐都不能代替的。如果错误他将物质生活快乐视为人生第一重要的人，就会不顾一切地追求声色滋味等感官享受。而无止境地追求物质生活，就必然会陷入终身的无穷的烦恼之中。古今中外一再证明，凡是终身为物欲所累的人，虽然一生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由于“身”与“心”的失衡，依然是“居荣华而忧”，也势必会导致“终身常愁”。（三）、高尚而愉悦的心灵是实现人生价值的精神动力。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决定人生的价值取向，增強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成就感和荣誉感。（四）、高尚道德决定人生道路的方向。它告诉人们在人生道路上，如何评价是非、选择善恶标准，如何完善理想人格，提升人生境界，使人生活得更有尊严、更有价值。

幸福和快乐是一种人生价值的选择。人固然可以从物质生活中获得有限的快乐，但是人的真正快乐主要来源于人的精神生活。只有敢于舍弃物质的诱惑和凡俗的喧嚣，才能在心灵中获得一片宁静和快乐。在《韩非子·喻老》篇中，有一段子夏与曾子的对话：“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胖）也？’对曰：‘战胜，故肥（胖）也。’曾子曰：‘何谓也？’子夏曰：‘我入见先王之义则荣（向往、敬仰）之，出见富贵之乐又荣（羡慕）之。两者战于胸中，未知胜负，故臞（音“渠”，消瘦）。今先王之义胜，故肥。’”这里说的“先王之义则荣之”与“富贵之乐又荣之”，实际上是两种人生价值观的选择。子夏在家学习圣贤之道，向往“先王之义”，努力构建人的精神生活家园；当他走出家门看见社会上的荣华富贵，又十分羡慕世俗的“富贵之乐”，又努力打造自己的物质生活家园。当着两种价值观在子夏的思想上长期激烈斗争、胜负未定时，心中无主，十分痛苦。所以，子夏很消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子夏选择了“先王之义”，战胜了“富贵之乐”，他从心灵深处找回了“自我”，摆脱了世俗的种种枷锁，由功利境界升华为道德境界，自适之乐油然而生。所以，子夏心宽体胖。在人生价值取向上，世俗之人，一生所追求的是功名利禄，富贵之乐。未得之时，发愤以图；既得之后，意遂而乐。这是世俗小人选择的“谋食不谋道”的价值观。而君子则坚持“谋道不谋食”的人生理想，认为人生的真正意义是“志於道”、“志於仁”，不断地升华自己的道德情操和道德境界，把追求道德情操和道德境界视为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这说明，在人生道路上，只有正确选择“谋道不谋食”的价值取向，努力构建精神生活家园，塑造理想人格，提升人生境界，方可体悟到人生的真正快乐。

面对当代社会因为“构建精神生活家园”与“构建物质生活家园”的错位而产生的“畸形”人格和价值迷惘的精神危机，我们应当抛弃世俗小人的“谋食不谋道”的错误价值观，继承和弘扬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正确价值观，使他们认识到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权势、美色、浮名、美言“五鬼”更为可贵更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什么能比利他主义和乐善好施更为崇高，努力把自己变成精神家园的亿万富翁，做金钱、权势、浮名、美色、美言的主人而不是被它们所役的奴仆。只有在“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下，在追求“物质生活家园”的同时，更要努力追求“精神生活家园。”只有在“精神生活家园”中才能找回失去了“真我”，把“假人”变成了“真人”，才能获得人生的真正快乐。

二 物质快乐是一种“减法哲学”

儒家认为，寻找物质快乐，本质上是一种不断减去“私欲”的“减法哲学”。

南宋心学家陆象山认为，构建物质快乐，是一种“减担”工夫。“陆象山从他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年谱》，《陆象山全集》卷三十六》)的世界观出发，认为“仁义者，人之本心也” 。每个人生而具有善良心性，仁义德性就在每个人的本心之中。如果离开“先立乎其大”的内心的“减担”工夫，而要到圣贤的书册和外在的物欲中去寻找，“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层层加码，日日加担，人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越求越远，越找越苦。“不肖者不及焉，则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贤者智者过之，则蔽于意见而失其本心。”(《与赵监书》，《陆象山全集》卷一)不管是“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不肖者，还是“蔽于意见而失其本心”贤者智者，势必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人与天之间的“限隔”局面。这种“限隔”局面的根源，说到底就是“自私”二字。由于人的“自私”把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限隔”开来，把德性本心束缚起来，自然无快乐可言。人只有通过发明本心的“尊德性”的简易工夫，达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人生境界，方可成圣成贤。这种简易工夫，就是一种“减担”的工夫，即减去自己心中的“要誉”、“恶声”、“利害”、“得失”、“声名”、“祸福”等担子，减去自己要做圣贤，要格尽天下之物的担子。只有这些担子减去之后，善良的“本心”才能显现出来，人自然才能轻松快乐。所以，陆象山认为“圣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须得传注？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语录下》，《陆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在构建物质生活家园上，明代儒家思想家吕坤在《呻吟语》一书中，认为“十二美物”是人生“祸媒”，痛苦之源。指出：“天地间之祸，莫如多；令人易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欲，美声令人多听，美物令人多贪，美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寝令人多逸，美言令人多入，美事人者令人多恋，美景令人多留，美趣令人多思，皆祸媒也。不美则不令人多，不多则不令人败。”依此，吕坤把自己的书房叫做“远美轩”，其匾书“冷淡”二字。认为人心“一冷则热闹之境不能入，一淡则艳冶之物不能动”。只有减少对“美味”、“美色”、“美声”、“美物”、“美官”、“美室”、“美田”、“美寝”、“美言”、“美事”、“美景”、“美趣”等十二“美物”的过度追求，方可根除人生祸根，获得人生快乐。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人面对着沉重的压力、快节奏的生活和多选择的机会，只有通过“减担”的简易工天，减去疲惫，减轻烦恼，减去心灵上的沉重负担，减去一些奢侈的欲望，减去没有价值的身外之物，担子才会减轻。减少了一次奢靡淫逸，就增加了一份灵魂的纯净与人生的宁静；减少了一次诽谤嫉妒，就增加了一份人际的空间与道德的高度；减少了一次谄媚邀宠，就增加了一份人格的尊严与心灵的轻松；减少了一次应酬周旋，就增加了一份家人的亲情与生活的从容。作为有理想有道德的人，宁愿不要车子、票子、房子，也要一份平平安安；宁愿不要灯红酒绿、轻歌曼舞，也要一份恩恩爱爱；宁愿放弃变了质的友谊，放弃破碎了的婚姻，放弃让你不快乐的事情，放弃没有意义的约会，放弃爱错了的人，等等。减去过度的物欲追求，减去过度的执着和浮躁，减去一切有害于人生快乐的不必要的情感，追求一种自然虚静简朴无为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获得幸福和快乐。总而言之，就是要从人生的沉重物欲负担中减出轻松，减出自在，减出自由，减出快乐！只有勇敢地放弃很多不必要的“身外之物”，才能从“戒贪”的“减法哲学”中做一个幸福快乐的人。

三 精神快乐是一种“加法哲学”

人在追求物质生活上，如果实施“减法哲学”的话，那么在构建精神生活上则要实施“加法哲学”，加強人文道德修养，不断地塑造理想人格，不断地提升人生境界，以获得心灵愉悦和满足。人的精神生活越丰富，快乐指数也就越高。

物质生活虽是精神生活的基础，但是要想获得真正的心灵愉悦和满足，还必须进行人生境界的超越和转换。所谓“境界”，是指人的心灵存在的状态。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覌点，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当人的物质生活达到衣食无忧时，就要及时地从功利境界中超越出来，升华为道德境界，方可获得“人乐”的愉悦。

所谓“人乐”，是指心无私欲、“心理合一”的“仁者不忧”的人生境界。在“心理合一”的人生境界中，由于无私欲障蔽仁之理，故无得失利害之计较，自然无忧，自不烦恼。“人乐”除了源于物质生活的功利之乐外，主要地是源于人的精神家园的心灵之乐，也就是儒家所追求的充满人文道德精神的“孔颜之乐” 。这是一种“圣贤人格”之美、“圣贤气象”之乐。

什么是“孔颜之乐”？“孔颜之乐”源于孔子和他的弟子颜回的故事。据《论语.述而》篇记载：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他虽然吃着粗糙食物，喝着冷水，曲着胳膊住在简陋的地方，但仍感乐在其中。对于那种违背道义而取得财富和权势，孔子视为天上的浮云，转眼即逝。他的得意弟子颜回，继承和弘扬了这种道德操守。所以，孔子称赞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颜回的生活，虽然不过是“一箪食，一瓢饮”，住在破旧的巷子里，别人忍不住那种忧愁，而颜回却能自得其乐而从不动摇。颜回真是一位贤德之人啊！“孔颜之乐”所乐的，正是仁爱道义和“安贫乐道”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朱熹在《论语集注》卷三中释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乐也。”“孔颜之乐”虽不拒绝财富和权贵，甘心处于贫穷与卑贱，但是人生境遇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都不能改变他们孜孜以求的仁爱道义精神和道德操守，塑造圣贤人格之美，並从“仁者不忧”的人生境界中获得一种精神愉悦。

“人乐”是一种真、善、美合一的人生快乐，可分为“真之乐”、“善之乐”与“美之乐”三种。三者都是人心“浑然一理”的不同表现。

“真之乐”是指由真实、真理而生的心灵之乐。在儒家哲学中，从本体论上，诚即是仁，仁即是诚，诚与仁是同一本体境界。所谓“诚”，即是“真实无妄。” 真实就是真理。“妄”即是虚妄、欺骗（包括自欺），是一种遮蔽。“无妄”即是通过“诚之”工夫去掉虚妄、欺骗而使真理显现出来。“真之乐”就是由去掉“虚妄之蔽”而显覌出来的“真理”而萌生的一种人生快乐。

读书是一种追求真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读书之乐”。所以，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通“悦”）乎？”（《论语·学而》）朱熹主张读书学习，因为通过读书学习，方可达到仁的境界、善的境界。人生读书过程，既是求知问道、修身养性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生境界的不断升华过程。明代民族英雄和著名诗人于谦在《观书》一诗中，盛赞读书之乐，极写读书之趣，诗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两眼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香”。现代也有一位名人在他的书房内，挂有一幅对联云：“抛他难抛身外物，读我平生未读书。”当你在静静的书房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以你的丰富人生阅历去解读书中所阐述的哲学智慧和人生理念有所悟的时侯，可以明理，可以尝景，可以观史，可以鉴人。你会顿时将自己一生所追求的钱、权、名、色“身外之物”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完全摆脱了令人痛苦的世俗的“功利境界”而升华为君子的“道德境界”。这里所说的“胸次全无一点尘”的“道德境界”，是一种快乐和谐的人生境界。这正是“世事浮躁唯拥书城而心静，人间烦嚣但闻墨香而气平。”这才是读书人和企业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在这一境界中，读书让我超脱，读书使我宁静，读书叫我满足。这是一种精神享受，也是一种心灵淨化。曲阜孔府有一幅清代秀才胡二乐题写的横幅是：“读书不独能变化气质，且能养人精神。”法国哲学家梅里特在《人是机器》一书中，正确地指出：“征服全世界也抵不上一个哲学家在他的书房里所尝到的那种快乐。”

“善之乐”是指由美德而生的心灵之乐。在儒家哲学中，仁是“本心之全德”，“仁”之美德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五德。要实现仁的境界、善的境界，必须克去私欲。朱熹在《朱子语类》卷31中，形象地指出：“仁与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违仁去，却为二物。若私欲既无，则心与仁便不相违，合成一物。心犹镜，仁犹镜之明。镜本来明，被尘垢一蔽，遂不明。若尘垢一去，则镜明矣。”如何去人欲而达到善的境界呢？具体方法很多，主要的有：（一）“静坐之乐”：劳作之余，静坐休息，万虑俱忘，恬淡自乐；（二）“助人之乐”：以爱助人，人之报恩，一舍一得，乐在其中。根据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家耗时五年（1997-2002），从5000个家庭样本中10300人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人都没有将幸福快乐与自已的利益相联系，而是与家庭和对他人的关爱联系在一起。只有让人们牵挂和照顾他人，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快乐指数；（三）“知足常乐”：多欲则忙，寡欲则闲，多欲则忧，寡欲则乐；（四）“宽容之乐”：人若弥勒，宽则得人，宽则得福，宽则得乐；（五）“交友之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呼!”（《论语·学而》）“以友辅仁”，求学问道，互相切磋，不亦乐乎？（六）“亲情之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无灾无病）”（《孟子·尽心上》），情浓于血，其乐融融；（七）“成功之乐”：千辛万苦，功成名就，有益于民，岂能不乐！（八）奉献之乐：儒家认为能够对国家、民族、大众有所奉献，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孟子提倡与民忧乐与共的“众乐”，反对个人独享“好货”、“好色”的“独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他指出：古代贤者“与民偕（共同）乐，能乐也。”今之暴君不“与民偕（共同）乐”，“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在《孟子·梁惠王下》中，他把“乐”分为“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反对“独乐乐”与“少乐乐”的“世俗之乐”，提倡“与人乐乐”、“与众乐乐”的“先王之乐。”如能实行“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种“众乐”既是对君王的政治要求，也是对儒生的道德要求。宋代名儒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发挥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民本思想，指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人生快乐主要是一种由超越名、利、富、贵的功利境界而升华的道德人生境界。在这种道德境界中，“形骸虽是人，其实是一块天理，又焉得而不乐！”（《朱子语类》卷31）“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权力）、尘视金玉（财富），其重无加焉尔。”（《通书·富贵》）人只要能做到“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自然就会超越人世间的功名利禄,“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从而获得一种“常泰无不足”的精神快乐。从这种道德境界中获得的精神快乐,不同于“一得富贵，便极声色之娱，穷四体之奉；一遇贫贱，则忧戚无聊”（《朱子语类》卷31）的感性愉悦。这是一种超越一切功、名、利、禄、“冲破利索，即得自由”的心灵快乐。道德高尚的人总是快乐的人，而缺德的人总是痛苦、麻烦纏身，是无快乐可言的。“善之乐”是 一种君子人格之乐。人格之乐，既不是向贫贱处求，也不是向富贵处求，而是向自家人格中求。正如朱熹所云：孔颜之乐“不要去孔颜身上问，只去自家身上找。” （《朱子语类》卷31）

“美之乐”是指由艺术、音乐、诗歌、绘画等所感而生的心灵之乐。主要有：（一）“品画之乐”。品赏绘画，山水楼台，供我娱目，岂不乐哉；（二）“音乐之乐。放歌吟诗，戏剧小品，随兴所至，乐自天来；（三）“美术之乐”。古玩瓷器，雕刻漆物，丝绸锦缎，尝心悦目。（四）文学诗歌之乐。（五）书法之乐，等等。

这里，以诗歌之乐为例说明之。不论是古诗还是今诗，都是一种艺术美。朱熹认为，诗之作，“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 比如《诗经.国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朱子语类》卷80）所谓“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就是用诗歌语言将人的真情实感表露出来，故能感发人心，动情而兴。这里所谓“兴”，实际上，就是“长人一格”。朱熹指出：诗之兴，即是“兴起人意处，正在兴。会得诗人之兴，便有一格长。” （《朱子语类》卷80）“兴起人意处”即是追求审美境界，步入诗化人生，提升人格层次，达到真善美的意境，自然会获得由艺术美而兴的快乐。

人不仅是人类社会中的一员，而且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员。在获得“人乐”的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由“道德境界”升化到“天地境界”时，才能获得“天乐”。

“天乐”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赏花观木之乐”：观赏花木，欣赏美景，娱目悦心，乐哉乐哉；（二）、“天象之乐”：欣赏夜月，晨观日出，夕观日落，雨后彩虹，兰天白云，其乐无穷；（三）、“玩物之乐”：听鸟语、玩宠物，观鱼游，悠哉悠哉；（四）、山水美石之乐：城市公园，郊野休闲，白雪雾松，各种美石，其乐无穷，等等。

人在“天地境界”中，已不再是自私的“小我”，而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无私的“大我”。人作为“天地境界”中的“大我”，不仅要“事天”，而且还要“乐天”。所谓“事天”，即人类不再为了满足自已膨胀了的私欲，过度地向大自然索取，而是以平等的朋友关系，要求人类对于大自然应尽“以仁爱物”和“民胞物与”的天伦、天职，真正做到王阳明所云：“山川草木鬼神鸟兽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我一体之仁。”（《大学问》）所谓“乐天”，即是尘视名利,雅好山林之乐。也就是以一种贵贱穷通无滞于心的超然态度，由“天人对立”转化为“天人合一”，形成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由品尝自然之美而感悟到一种人生之乐。这就是儒家孜孜以求的超越功名、利碌、得失而回归自然的“曾点之乐”。“曾点之乐”是自由的，超功利的，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审美境界。

什么是“曾点之乐”呢？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问子路、冉有、公西华和曾点各自的志向。子路以“使国強兵”为志，冉有以“使国富民”为志，公西华以“国有礼乐”为志。轮到弟子曾点时，他却回答说：自己的志向是暮春之时，与诸朋友“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沂水），风乎舞雩（指舞雩台），咏而归。”深得孔子的赞同，曰：“吾与点也。” 孔子不去肯定子路、冉有、公西华富国強兵、振兴礼乐的理想，反而赞赏这一悠然自得的春游图景的想法。因为定国安邦的理想，还停留在儒家的“治世”的功利境界，只有 “曾点之志”才达到了更高的天地境界。

朱熹释曰：“曾点之学，盖有以見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已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三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四书章句集注》130页）这里所谓“天理流行”，是指克去私欲后“心与理合一”的天人合一境界。吾心之流行即是天地之流行。没有私欲之隔蔽，人心是自由的，所谓“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妙。”所以，悠然自得，毫无拘迫，乐在其中。

朱熹进一步释曰：“天地之运，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缘人为人欲隔了，自见此意思不见。如曾点，却被他超然看破，夫子所以喜之。”（《朱子语类》卷40）不管是“天地之运，春夏秋冬”还是“人之一身”，莫非道理，都是天人合一的合谐之美。但是由于“人为人欲”将天与人隔蔽，把天与人分割开来，达不到天人合谐境界（“意思”）。只是曾点“超然看破这意”，所以，他能“先自尽于一心，然后及物，则能随寓而乐。” （《朱子语类》卷40）所以，孔子喜之。

北宋周敦颐尘视名利,雅好山林之乐。诗云:“濓溪溪上钓，思归复思归。钓鱼船好睡，宠辱不相随。肯为爵䘵重，白发犹羁縻”（《石塘桥晚钓》）；“东凤放牧出长坡，谁识阿童乐趣多。归路转鞭牛背上，笛声吹老太平歌”（《牧童》）；“寻山寻水侣尤难，爱利爱名心少闲。此亦有君吾甚乐，不辞高远共跻攀”（《喜同費长官游》）；“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同友人游罗岩》）

程颢一生寻求“曾点之乐”，有《秋日偶成》诗二首：“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世上利名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退安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河南程氏文集》卷三）

不管是周敦颐还是程颢诗中所反映的人生境界，正是儒家所追求的超越名利、富贵和兴废的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在“天地境界”中，所获得的快乐就是一种自得之“天乐”。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描绘的岳阳楼、洞庭湖的美景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沈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由岳阳楼和洞庭湖的美景而激发出的“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内心愉悦。这种快乐，既不是世人沉溺于声色肉欲的放纵,也不是释、老出世的禁欲之乐，而是一种超越功名得失而回归自然的自得之乐。正如他在《定风波》中所云：“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这首诗所描绘的，亦是一种超越“功利境界”的“天地境界”。

综上所述，不管是“道德境界”的“人乐”还是“天地境界”的“天乐”，“乐”的境界超然于事物而又不离事物，快乐不是“空乐”而是“实乐”。“孔颜之乐”和“曾点之乐”，都是“只就眼前境界”说出来的。如曾点之乐虽然是以超然心态超越于事功人欲之外，但是它“只就眼前景致上说将去”，也就是“暮春”之时，与诸朋友“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沂水），风乎舞雩（指舞雩台），咏而归”体验出来的一种快乐。从时间维度上，“人乐”与“天乐”，既不是乐在过去，也不是乐在未来，而是乐在当下。人在社会和自然中总是生活在当下。所以，追忆过去和规划未来，都不会有快乐。唯有当下，“只以平日所乐处言之”，才有真正的快乐。请从当下日常生活中去寻找快乐，从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中去寻找快乐吧！

要想从当下日常生活中、从每个人言行中去寻找快乐，还必须在哲学上走出“二分法”的思维困境，学会以“合二为一”的辩证法思考问题。人生大多痛苦与烦恼都是由于人的贪欲和“二分法”所致。有一位为“二分法”所困的老太婆，只知忧愁与快乐是对立的，而不知忧愁与快乐是“合一”的，二者是相通的，是可以转变的。所以，她晴天忧愁，雨天也忧愁。因为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卖雨伞，二女儿卖冰棍。晴天怕大女儿不赚钱，雨天忧二女儿不赚钱。有位智者劝告老太婆不必忧愁，只要换个思维方式，就可变忧愁为快乐。晴天因为二女儿卖冰棍生意好而高兴，雨天因为大女儿雨伞卖得好而高兴。人生的快乐和忧愁都是“外物”造成的不同心态。只要你不钻牛角尖，认死理，善于将人生的“痛点”尽快地转移到人生的“乐点”上，就可以忘掉忧愁，获得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