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似珍lisizhen， 1952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慈溪。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兼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科技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华医学会上海市医史委员会委员。专业方向中国哲学史，兼对中国哲学与自然科学等方面有兴趣。著有《中国古代心身观述评》（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宋元卷》（陕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养性延命——道教养生观与人类健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等专著9部；公开发表《冯友兰“道中庸”》析（《陕西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等论文60余篇，主编、参编辞典、教材、专著20余部，承担并完成多项国家科研项目。
内容摘要： 中国传统儒学留给我们的“礼”是被我们较为忽视的内容。在周代即形成的《礼记》中不仅为我们提示朝廷仪式、家庭婚丧喜事礼仪，还通过对“曲礼”、“少仪”的记载，为人们于日常生活中的礼节作出规定。这样的传统，使我国在世界上留下了“礼仪大邦”的印象。但是由于时代的急剧变化，过去的传统被受到批判，于是“文明素质”缺失的问题也日渐突出，为此重新考量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内容，会使我国人的重整民风民俗获得良好支撑，也为再树中华民族文质彬彬形象奠定基础。
关键词：礼仪内涵 现代社会 道德规范 落实与继承
一．中国现代的礼仪之需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i]。于是在文明素质方面也有了更多的反省与要求。特别是人们在走出国门之时，对自身于此方面的不足就感觉到更为明显。在报章、刊物，以至网络伯客之中，在这方面的思考越来越多。近来，有不少国人就注意到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中，于出国注意事项间，提到了“在公共场合要表现平静，不要大声说话，避免突出自己”“不要在公共场所参与他人的争吵”要求。大家认为这是与我国国民在出国旅游时的生活举止、习惯粗放随意有关。武汉的一家报纸还就 “能否在国外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展开了专门的讨论，[ii]这里涉及的是对“国人素质”问题的更多关注。
这一类讨论提示的是现实社会生活中之不足，而引出的则对传统文化的新一轮审视，所以解读现象的背后，蕴藏的是进一步前行的契机。不少国人提出：一向被认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目前在礼仪素质、或可称“文明素质”方面有诸多的缺失，这里有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原因。
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文明礼仪传统。早在周代时期，我们就有了《周礼》、《仪礼》、《礼记》的问世，后世因之给予了“三礼”的并称。汉代以后它们被奉为经典，成为官方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影响一直延续了数千年。这一传统在进入近代之后发生了某种断裂，我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人们在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与知识层面的更新，礼仪规范也随其所依附的封建制度伦理道德，被作为陈腐意识形态的附庸而受到严厉批判。自此到现代，我们大多通过仿效国外礼节的方式，解决人际交往的问题。在相互间的称呼、交往礼节及相关的道德认定方面，都有了新的理解与表现。这方面的疑惑在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表现得非常突出。人们感到从称呼系列到交往准则，都遇到问题。
21世纪初，我国发起过声势浩大的道德振兴运动，当时还发布了《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提示了一些使“以德治国”具有操作性的做法，并提出了要使我国不负数千年诗书礼仪之邦盛名的观点。这里体现了认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中国道德礼仪体系的思想。于是，在社会上回归民族传统，建立现代文明的思潮逐渐形成规模。随着2008年的奥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2010年的世博会即将在上海召开，中国人讲究礼仪，融入世界大群体的迫切感也越发强烈，在精神文明方面自寻差距、不满足于现状、要求进步与发展的行动，也越来越多。
但是从已有的情况来看，我们目前的状况与预期的目标间之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主要表现在：
1，在学术界，不少人是从儒学等思想学派入手，展开对这方面研讨的，但多呈现出学院式的气象，主要在理论的条分缕析上下工夫，与人们日常生活仍相隔甚远。
2，目前的社会倾向，对传统道德的肯定已经涉及“仁”、“敬”等理念，但往往就事论事，没有做到将其与具体的行为规范有机结合。特别是对“礼”这样介于道德原则与行为规范之间的传统理念，没有做出深入的探究。
3，在谈到礼仪规范时，往往联想到的是近代西方系列的文明礼貌，而认为我国传统的“礼仪”，只是宗法制度里不同等级之人相处之规则制定，所起的只是维护等级制度，防止“僭越”的作用，现实意义不大。于是造成了现在的礼仪规范脱离传统的缺陷。
4，对中国有关礼仪的内容认识模糊。有人提出我国古代的礼仪，主要来自周礼，其中包含吉礼、嘉礼、凶礼、宾礼、军礼等部分，适合于朝廷行使国家职责场合，而民间的仪礼，被想象成一群人互相打躬作揖、磕头行礼。于是仍搞不清楚这里的文化价值所在。
由此而言，我们研究传统文化，提倡传承儒学的人士，就有一个重新阅读有关“礼”学的原典，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汲取民族文明素质重塑的智慧源泉。
二．《礼记•曲礼》中的生活礼仪记载
以此为前提，我们重新审视古代典籍，会有新的感悟。就拿《礼记》来说，未读以前，看各式文章介绍，以为此间主要记载的是与礼有关的国家典礼制度、祖先祭祀（包括祭天及鬼神之属）及民间的婚丧喜事，包括成人典礼——冠礼在内的仪式。所以它比较适合于重大的场合运用。然而再读原文，却发现内中还记载了不少琐碎的仪节要求，很适合于日常生活中运用。
《礼记》首篇名《曲礼》，本书第十篇《礼器》中将其与“经礼”相对应，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朱子语类》记朱熹谓“经礼”是指礼的大节，而曲礼则是指礼的小目。这里的小目，是指具体细小的仪节。汉代经学家郑玄在《礼记目录》中说到，《曲礼》虽涉及吉、凶、宾、军、嘉等场合之礼，但所记大都是一些微文小节，故有此名。另外此书十七章之《少仪》篇，据汉郑玄、唐孔颖达等人的注，此“少”通“小”，提示其中杂记的是一些琐碎细小礼仪，与《曲礼》有相近之处。另外还有一些篇章中，也有类似的杂碎内容载入，
文中所载之细小之礼，确乎具体得可以。如《曲礼》篇曰：“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长者问，不辞让而对，非礼也。”这句话是说，同长者商议事情，一定要递几和杖于长者跟前。长者问话，不谦让就答，不符合礼。这种行为的规定，真是具体得可以，很象平时家长的细细叮咛。不过仔细想来，又觉得很合情理，与其说表现了对长者的敬重，不如说更多的是对对方的体贴与照应。
同篇中另外还有一段文字，说的是：“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从长者而上丘陵，则必向长者所视。”这句比较好懂，要求在随从年长者行路时，不可跑到路边去同人说话，在路上遇见长者，应当快步进前，向他立正拱手。长者有问时就答，不问则快步退下。随从长者上高地，当面朝长者所指的方向。同样是针对了与长者相处之道的，涉及了言辞举动多种方面，甚至连眼神都顾及到了，确实非常的周到。
这些内容看似平常，也很容易做到，《礼记》的作者，以此作为尊师之礼的组成部分加以提示，使人有了遵此而行的入门途径，也能是人在较为轻松的条件下，实现了向文明道德人的转化。但于这些内容在现代，早已被认作为小节而受到忽视，更没有人会把它提到礼节的高度，甚至与道德伦理做相关的联结。可是在我国被官方文件提醒警示的内容中，恰恰就有类似的要求。比如大声喧哗的禁止，与“不越路而与人言”就有相近之处。由此可见，这一段话里的规定很有其合理性，推而及之其他，则完全有重新认识其中意义与价值的必要。若这样一些要求，作为传统由父母、老师等长辈从小提醒，养成习惯，那彬彬有礼的形象是不难塑造的。
《曲礼》中有一段话是关乎外访规矩的，曰：“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履，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将入户，视必下。入户奉扃，视瞻毋回。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勿遂。毋践履，毋踖席，抠衣趋隅，必慎唯诺。”是说在进入可能有他人在场的房间时，要先招呼一声，听到回答再进门。入门后，原先若虚掩其门的，要也半关上门。进得门来，要目光下视，不能东张西望；不能踩踏别人脱下的鞋子、用来安坐的席子，要提起衣角坐于一边。这里把谨慎处事、恭敬对方及尊重他人隐私的主旨，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作为人际交往礼节而规定下来的，现在读来，仍能感受于简单文字间，所蕴涵的深刻道理。这些规矩现在虽然也有人提，但于出处则很少有人知道的了。
此篇还有一段文字与餐饮礼节有关，也很有意思：“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齿，毋歠醢，……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毋撮炙，卒食，客自前跪，彻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就是要求人们在做客时，不用手抟饭团来吃，已经抓取的饭、鱼肉不能再放回食器，喝汤、吃饭不发出大的声音，不做簸扬饭、剔牙等粗鲁的动作。现在我们知道了，平时长辈所说的吃饭规矩，原来出处在这里。有的规矩是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如不用手抟饭，是因为已经使用了筷子；有的则是出于雅观的考虑，如喝汤、吃饭的不发大声、不剔牙等；而于席间扔骨头喂狗之被禁止，则与怕主人误会饭菜味道不好有关。
类似这样的文字在书中还有很多。故《礼记•王制》概括礼共有六项，它们分别为：冠、婚、丧、祭、乡、相见，并认为所涉及的有饮食、衣服、事为、异别等方面。一般认为曲礼、少仪之属，自适用范围而言，主要在乡、相见等场合，而所涉内容则遍及饮食、衣服、事为、异别等方面。此中观念也可在孔子那里得到印证。《论语•乡党》篇，所言的便是与乡党、邻里交往的仪表、行为，日常生活中饮食起居方面的举止、礼节。文中甚至记载了孔子所要求的衣服式样选择、颜色搭配，及诸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不语，寝不言”、“席不正，不坐”等的规定。可见他对《礼记》中的曲礼，也是相当重视的。
我们现在论及古礼，往往只提其制度、程式的部分，而忽略了其中与之相配合的细节规定；至于在乡、相见等场合“礼”的内容，也不再顾及，这样就把传统礼仪中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部分丢弃了。日前坊间对鲁迅先生的“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iii]观点甚为追念，而我们若要真正在世界上重塑“礼仪之邦”的形象，就必须把上述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中心审视，加以整理，对其中好的内容则一要认可，二则要尽快地恢复起来。
三. 曲礼与道德原则关系探寻
在阅读《礼记》等古代典籍时可以看到，我们的祖先不只是根据日常经验制定礼仪规范，而是把它看作人的文明修养的组成部分，并将它与道德规范、为人处世的道理有机地结合起来。《礼记•礼运》篇里有些关于礼的论述，就表达了这一思想。其中提到了“礼”的产生原因，作者认为原出自日常生活：“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然后推至各种生活场合，形成了完整的规范、要求。同篇中还引了孔子的话来说明礼的社会价值，谓当言偃问礼是否很急需时，孔子回答：“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他还引了《诗经•硕鼠》中的诗句，说人若无礼，就象老鼠没有肢体一样无法做事。所以只有依照圣人所制定的礼去行动，才能使天下、国家得到治理。
对于个人来说，“礼”也是十分重要的，他是人的道德内蕴的显现，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社会交往、养生送死以至贯通天人之道，都要通过礼的实施环节，方得完成，可见其之重要性所在。就这样，传统礼仪把抽象的道德具体化，并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中华礼仪贯穿的核心是调整人际关系，使之形成凝聚力，更好地在包括政治、经济生产等各类活动中达到预期的效果。故《礼记•曲礼》中有言：“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也就是强调“礼”讲的是自我谦卑，在与人交往中要放下身段，尊敬对方，低调处世。以这样的准则处理人际关系，显然能达到的和谐程度几率会较高一些，而这一与现代社会的人格平等精神也是十分合拍的。
在上面各条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礼”包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施的行为举止规定，都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一经建立，就兼及天道与人情两个方面，而这一宗旨贯穿于社会治理及个人修养等不同的方面。这样就将遵循礼节提升到了世界观的高度，与人们对于道德理论的探讨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儒家向来有“极高明而道中庸”[iv]的说法，而将社会需要的礼仪规范与道德理念加以联系的思考，正是这一思考问题特征的体现。
《礼记》中的思想观念，在先秦以后仍然得到继承与发扬。不过因被作出北洋的处理，有时便会带来一些误解。有的认为，在汉代儒家学说进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之后，礼也被更多地冠之以社会群体的属性。所以当时所涉及的“礼”，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丧、祭与君师。它们所起的作用，主要在关于生命的存在、祖先的遵从和政治上的立论等方面。还有的人引出汉代戴德所论为证。戴德在他所著的《大戴礼记•礼三本》中曰：“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指出其所尊崇的生命、血缘种类及伦理教化的原则。从这里看，确实不见了“礼”中对人们日常生活间相互关照的成分。
其实戴德所说的“礼”，不过是提示了其中一部分的内容；而先秦时涉及的“礼”中日常实践部分，在当时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个出现的场合。南北朝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专列《风操》篇引《礼记》而讲礼仪规范。开首便言：“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喏，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v]这里就把当时通达儒者的操行，直接与礼记中规定的礼节规定联系了起来。他还指出，由于受到《礼记》的熏陶，这些仪礼规范已经在社会许多家庭中得到落实，虽然因“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他还说到，昔在江南，基本上已经形成风俗习惯，故于日常生活中使人“目能视而见之，耳能听而闻之”。自此可知，《礼记》中细小琐碎的“曲礼”“少仪”，在民间家庭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与实施。
这种社会风气一直延续到宋代，其时之理学大师朱熹，十分重视“礼”对传统伦理道德构建的作用，他在整理注释“礼”书时，除收集有关国家仪礼的《仪礼》外，还特意与其弟子撰写了《家礼》之书。书中把施于家庭之礼分为六类，“曲礼”、“少仪”之属被他专列“杂礼”一类加以收集。其中以“司马氏居家杂仪”为题的部分，还被列入首篇重点介绍。书中有些内容与《礼记》内容相近，但还是很有针对性。如讲到在早晨父母起身之时，做小辈的要亲自进供药物，因“药物乃关身之切务，人子当亲自检数调煮供进，……脱若有误，即其祸不测。”体现的是对生命近乎紧张的尊重。
还有一条规定是：“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记而佩之，时省而速行之事，毕则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则和色柔声，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许然后改之。若不许苟于事无大害者，亦当曲从。”这是对面临与家长意见分歧时，处理问题的具体指导。所体现的既有道理实行方面的坚持，又有情感方面的体恤，很能够反映中国人温柔敦厚行事方式的特征。
按照朱熹等人的想法，之所以要增补上述内容，既是出于充实传统礼仪的需要，但更多的是处于对适应新社会背景条件的考虑。
朱熹还通过给“小学”编写童蒙教材、为白鹿洞等书院撰写学规（类似于现在的学生手册）等方式，把他的振兴儒学伦理道德体系理想贯穿于细节，形成了自形上之“理”至德目工夫修养、礼仪操守遵循的系统。这种思路，体现了当时中国人在这一问题方面的认识水平，所以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四．传承传统道德操守的意义
中华民族自《礼记》等经典中所提出“曲礼”，起到了 “教训正俗”“分争辨讼”[vi]等诸多作用，是我国传统美德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些内容在中国古代社会更多地是通过“家礼”、“家训”等方式传递开来的。另外与之相应的，还有村规乡约及学校的教规礼法。朱熹所做的即是这种社会观念的显现。由于那时处于小农经济的社会制度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基本上通过血缘关系加以维系，所以上述种种层次结构，能够起到在有形、无形之中构建起相互监督体系的作用，实际控制效果十分明显。
这种对人性与人格的塑造方式，在进入中国近代社会、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变化之后受到了破坏。人们要求自新的时代条件塑造时代精神与文化风貌，而礼仪规范也由此出现重大的改变，这本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自此以后，过多地强调以新型的方式审视原先之人际关系，甚至只讲阶级斗争，以阶级标准、革命关系作为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自然与原先传统文化相联系的“礼”只能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这就造成了当前中国“礼仪之邦”被淡化的状态。
近二十年来，我们从人性角度对家庭血缘关系做出调整，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也有了新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较多地还是在理论与人文精神层面，至于具体的行为规范，则被认为是颇具难度的东西而未曾得到深入的探究。近几年来，提倡注重细节，甚或提出了“细节决定成败”的口号，成为社会认识的新趋向，但是在具体论述这写内容之时，人们关注的多半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至于精神层面的展开，往往受到忽略。在具体论及“细节”关注时，也多半是东鳞西爪，没有形成系统化的认识，更少与传统的民族美德构成内在的统一性。这样就使人感到有虽然在理论上认同传统道德的意义，但在实际行动中仍存在犹豫、模糊，缺乏底气的缺陷。于是当社会上出现一些不良道德倾向时，也难以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造成了许多的遗憾。
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配合我国新型道德体系的建立，我们首先要在思想认识方面，反思我们于道德理论和道德践履关系理解上的盲区。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在道德教化与价值观念倡导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上的认识不够，有的甚至尚未摆脱在传统行为规范认识上的误解。这样就无法真正弥补当代国人道德理念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所以从事理论工作的学者，应当首先担负起这方面的责任，对发生于我国历史上的道德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做出多种层面的、深入的探讨，为我们理解、继承这一传统奠定思想基础。
另外，我们还应当在这方面做一些收集、整理相关思想资料的工作。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空白点，虽然也已出现提倡注重细节、关注实际的提法，但在具体展开时缺少与中国传统行为规范的结合。为此，当发动人们关注这一方面事宜，组织一定的人员从事对传统礼仪规范的材料收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筛选、评价及特点概括等工作。在此基础上，还可请有关权威部门不定期地连续为我国人推出切实可行、具有传统与现实结合特点的操行指南。
在西方，道德观念的引导与相关礼仪操守的教育，多通过宗教组织来完成。中国汉代以后在这方面的把持，是通过获得官方支持的儒学教化来完成的。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没有这样的可一统人们思想的权威机构存在。为此，我们当发挥政府机构中各级精神文明委员会（精神文明办公室）、各类学校人生观教育部门的作用，把这方面的教育落在实处。
针对现代国人在公共场合的礼仪规范失控，可以指定一些类似过去提出过的“五讲四美”、“七要七不要”之类易以操作检查的宣传口号，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当然要真正发挥成效，还需要有其他因素的配合，如领导层人员的以身作则及大力倡导，社会文明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以志愿者形式出现的监督者上岗，等等。
相信经过多管齐下的努力，一个文质彬彬、闪耀着理性光彩的民族形象，定会出现于世界民族之林。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李似珍200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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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牧民。管子[]。
[ii] 参见曾革楠．个人修养也要外交部提醒．羊城日报[]．2007年8月22日.
[iii] 鲁迅。致陈烟桥。1934年4月19日。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1页。
[iv] 语见《中庸》。
[v] 颜氏家训。卷2。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vi] 《礼记•曲礼》：“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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