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朝明 ：禮制“損益” 與“百世可知” 孔廟釋奠禮儀時代性問題省察

禮制“損益” 與“百世可知” 孔廟釋奠禮儀時代性問題省察

揚朝明

摘 要 从本质上讲，历代中国祭祀孔子，都是以其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对待的，文庙祭祀礼仪当然首先在于尊崇孔子，同时，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祭祀孔子儒家，就应当正确领会和把握孔子儒学的思想核心。孔子认为，每个朝代的礼制都有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世事变迁，礼法自有损益，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关怀与和谐，君臣父子上下等的礼法纲常绝不会变。孔庙释奠礼仪作为传统社会的重要礼制，自形成之日以来，也有一个“变”与“不变”的辩证发展的过程，今日思考与确定孔庙释奠礼仪，应当保持传统祭祀仪典内涵，同时也要充分考虑现代社会的具体特征。

关键词 释奠 损益 孔子 时代性

作为孔子故里的山东曲阜，在每年孔子诞辰日前后，都要举行旨在融纪念先哲、文化交流、旅游观光、学术研讨等于一体的“孔子文化节”（1989年始；其前身是始创于1984年的“孔子诞辰故里游”活动），近年来， “孔子文化节”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活动，而且，随着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复兴，可以预期这一活动将会受到更多的重视，产生更大的影响。孔子诞辰日在孔庙举行的孔庙释奠礼仪是这一节庆活动的核心，时至今日，对这一礼仪活动的时代性问题进行认真反思与研究已经很有必要。

（一）

孔庙祭祀由来已久。孔庙祭祀的意义当然首先在于尊重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本人，同时，还在于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哲，尊重以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恐怕还是孔子祭祀的本质意义所在，。

中国人习称的“孔庙”，实际应当称为“文庙”。文庙中祭祀孔子，而以历代先贤、先儒配享。在曲阜孔庙，唐朝贞观年间从祀孔庙的仅有二十余人，到民国时期，除了大成殿中的“四配”、“十二哲”，两庑中的配享者已经达到一百五十六人。曲阜孔庙既是孔氏家庙，更是国家举行释奠礼仪的“国庙”。

文庙释奠礼仪可谓国之要典。在孔子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儒学的地位虽有升降变化，但从总体上讲，它仍然居于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位置。孔子创立了儒学，也奠定了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础。与之相应，文庙释奠礼仪作为官方的祭祀制度，也将政治观念、思想意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古人非常重视祭祀。早在孔子以前，春秋时期的鲁国大夫展禽就曾经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在他看来，祭祀绝不是随意进行的，确定祭祀的对象有一定的原则，因为祭祀制度与国家的治理密切相关。他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他又说：“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岛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国语•鲁语上》）“有功烈于民”、“前哲令德之人”等等都应在祭祀的范围之内。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决定了后人对他的尊崇。元朝武宗即位时，曾经命翰林草诏书说：“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王献：《成化年间修刊孔氏宗谱》）其中对孔子的评价，与后世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现代史学家柳诒征先生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中国文化史》第231页，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梁漱溟先生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50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孔子身上承载了上古三代的历史文化，凝结着孔子以前中国先人的智慧创造，更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后世既深且远。

古人祭祀，每事必祭其创始者。《周礼•春官》说，古代“有道有德者”在死后要进行祭祀；《礼记•文王世子》也说：“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后世儒家“宗师仲尼”，以孔子为先师，在以孔子思想为独尊的帝制时代，在孔庙中祭祀孔子便具有了经典的依据。

其实，文庙中祭祀孔子而以历代贤、儒“配享”、“从祀”，同样也有古代礼制上的制度依据。例如，据《礼记•祭义》记载：“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古代举行郊祭时，在郊外祭天，就以日为主，以月相配。按照唐人孔颖达的疏解，所谓郊祭，谓夏正郊天，郊时大报天之众神。之所以主日配以月，因为“天无形体，悬象著明，不过于日月，故以日为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为重，以对日耳”。（见《礼记正义》）宋儒方悫则说：“有其祀，必有其配。故主以日，而又配以月也。犹之祭社，则配以句龙；祭稷，则配以周弃焉。”（见《礼记集说》）汉代以前，祭祀作为“五土之神”的“社”以及作为“五谷之神”的“稷”，已经是国家的常祀。《后汉书•祭祀志》记郑玄说：“古者官有大功，则配食其神。”可见，古代祭祀中，不仅有配享、从祀之制，而且配享、从祀者也有现实中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周代礼乐文明奠基人的周公可能是这一配享、从祀制度的创立者。《孝经•圣治章》有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在这里，无论被主祭还是配享、从祀，所有的对象都具备展禽所说“有功烈于民”这一基本条件。郊祭乃是为了“报天”，现实中的人物配食其神，是由于他们“有大功”。

尊其人乃尊其道，就像《礼记•学记》所说：“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孔子有大功于中国文化，孔庙之设，即是为了尊崇孔子之道。宋末元初的学者熊禾说：“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勿轩集》巻二《三山郡泮五贤祠记》）这里的所谓“祠”，当然指的就是孔庙。明洪武二年，明太祖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于是，有儒者钱唐上疏说：“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亦上疏说：“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孔庙中除了祭祀孔子，还祭祀儒家后学，关于这一点，前人也说得十分明白。如明儒王世贞说：“太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主，衍斯世之治统也，以报功也。文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师，衍斯世之道统也。”（《弇州四部稿》巻一百十五《文部•策四首•山西第三问》）孔庙祭祀孔子，乃为尊祀其教、尊祀其道。孔庙以后儒配享、从祀，乃为衍续儒学道统。先儒之言，可谓中的！

（二）

既然祭祀孔子儒家乃为着昭示后人，其着眼点在于现实世界，那么，对于孔子，对于孔子以后的“阐道纯儒”，我们应当着力把握其思想本质。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孔子思想，符合儒学精神。

《论语•为政》篇有记载曰：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这里记载的是孔子回答子张所问关于治国的礼仪制度的问题。孔子认为，每个朝代都有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世事变迁，礼法自有损益。但是，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只要人们生活在一起，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关怀与和谐，就离不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类的礼法纲常。在本质上，孔子谈论了“变”与“不变”的关系，在他看来，礼仪枝节虽每代有变，而其实质内容永远不会变。


孔子的这一论述十分符合他的一贯思想。以往，人们曾经严重误解孔子，以为他是一位保守、守旧的人，甚至称他是“拉历史倒车”的人，其实不然。孔子执着于“王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这是他对历史文化的一种态度。他在赞赏与敬仰三代之“明王”的同时，也批评其“乱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从政》）他对历史文化的这种态度经过了他的简选、别择，是经过批判之后的选择。

孔子曾对夏、商、周三代文明进行比较，相关论述在《礼记》中随处可见。如他曾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可见，较之商夏，周代文化更为理性，也更为进步。同时，孔子也认识到，周代礼乐制度并非周公独创，而是在借鉴、吸收前代文化的精华的基础上创立的。孔子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于是他宣称自己“从周”，这正是他高度赞扬和由衷服膺周文化的表现，这也反映他厚今不薄古的历史进化观。

以前有人说孔子的政治理想中有崇尚所谓五帝时代“原始共产主义”的思想，其实，这是对《礼运》篇的误解所致。（详见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又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儒教文化研究所：《儒教文化研究》第五辑，2005年）《礼运》现存于《孔子家语》和《礼记》，将两篇对照，会发现孔子决没有说到所谓的五帝时期。实际上，在孔子及时人的心目中，五帝的事迹是有些模糊不清的。如《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弟子宰我问于孔子，孔子说：“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而上世黄帝之问，将谓先生难言之故乎？”宰我说：“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采之辩，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的“太史公曰”一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在《礼运》中，孔子认为，“五帝”时期太遥远无稽了，而夏、商、周三代则是能“言之”的。三代各有治乱，“大道之行”的时期是指治世，即禹、汤、文、武、周公之世，“大道既隐”指的则是桀、纣、幽、厉及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对于“三代明王”的“大同”社会，尽管孔子的描述带有理想的成分，但是无论如何，孔子并没有像以往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倒退” 到“原始社会”。事实上，孔子对历史有着自己的甄别取舍。其实，墨家同样如此。《墨子•鲁问》曾云：“昔者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仇怨行暴，失天下。” 可见，当时推崇三王的除了儒家还有墨家。

孔子编订《尚书》时截断众流，直接从尧舜开始，正体现了他对历史和文献的审慎态度。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中庸》里记载了孔子的类似言论：“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朱熹为此作注：“三代之礼，孔子皆尝学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礼既不可考，殷礼虽存，又非当世之法，惟周礼乃时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则从周而已。” 由此可见，三代中最为孔子所崇尚的是周礼。因此说孔子“泥古”，实在是没有认真研究和真正理解孔子。

当然，孔子并不单单以周为是。他曾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这是因为相比之下，夏代的历法更有利于农业生产，殷代的车子更为质朴。《论语•子罕》篇载有孔子对礼的看法：“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孔子并非泥古，亦未固今，一切都视其是否合“宜”而定。据《论语•里仁》篇，孔子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从这句无异于“夫子自道”的话语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孔子对“时”的深刻理解。一个真正的君子和智者，对天下的事不应存有一定可以或一定不可以的标准，而应当本着合理、合宜的原则做出决定。

孔子对待历史的发展，对待现实的态度，颇值得今人效法。中庸思想作为一种方法论哲学，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智慧。孔子的“中庸”思想的精粹在于“时中”。在《中庸》中，孔子有这样的表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又说：“道之不行，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孔子的中庸思想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面是“无可无不可”，第二层面就是“无过无不及”。在依据“时”的条件来选择一端以后，再把握好不“过”与“不及”的标准。很显然，这是一个极高的要求，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但孔子的认识是清晰的，在《中庸》中，又记有孔子的话说：“愚而好自用，贱（浅）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总之，孔子的“从周”，并不妨碍他在某些方面“从夏”、“从殷”，正如他在《易传》中表述为“与时偕行”的话那样，他绝不是一位愚顽不化的人。孔子的思想主张，都闪烁着他“中庸”、“时中”智慧的光芒。

（三）

就像孔子对于礼制的认识那样，孔子释奠礼仪在形成之后也存在一个“变”与“不变”的问题。祭奠一直在不断进行着，祭祀的礼仪却不是一成不变，无论每年的祭祀日期与次数、各代的祭祀规模或规格等等，均有一定差异。

作为学校的祭祀典礼，释奠礼应当属于荀子所说的“君师”之礼。《荀子•礼论》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隆君师”与事天地、尊先祖一样，是礼仪中的荦荦大端，受到格外的重视。

早在周代的官学中，已经有了祭祀先师的礼仪，《礼记•文王世子》有曰：“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这是说，除非国家有特殊的凶险，释奠礼都要正常举行，而且，在释奠礼上，除了正常脯醢菜酒的供奉外，有时还行礼用币，而且合乐。广义上的释奠礼包含了释菜、释币。

从周代最初的入学仪式，到后来祭祀孔子，祭礼在形式上有很大不同。随着孔子儒学地位的提升，文庙释奠礼仪不断完备起来。汉高祖曾经以太牢祀孔子，开历代官方祭祀孔子之先河。东汉时期，孔子被尊为“先师”、“先圣”，成为帝王们尊崇膜拜的对象。汉朝、魏晋时期，曲阜孔庙由孔子直系后裔四时祭祀，官方的祭祀一年两次，用东汉时期《乙瑛碑》中的话说，就是“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晋武帝泰始年间，命鲁国四时备三牲奉祀，至清代仍然于每年的四仲月举行。

在孔庙的祭祀中，释奠是规格最高的一种，曲阜孔庙举行释奠礼，除有皇帝亲临或御谴钦差外，例由衍圣公主祭孔子、四配，属官分祭十二哲、先贤、先儒、启圣祠、崇圣祠、寝殿、家庙等。

宋代是孔子庙祭祀较为隆盛的历史时期，宋太祖赵匡胤曾经亲谒孔子庙，下诏增修祠宇等；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赐书孔庙，诏立孔子庙学舍，颁授孔子庙从上公制，还追封孔子弟子，并颁布释奠仪注及祭器图，建庙学。以后，宋制影响较大。明朝初年，朱元璋规定仲春、仲秋的第一个丁日，皇帝降香，遣官祀于国学。分别以丞相、翰林学士、国子祭酒初献、亚献、终献。清代定都北京后，在京师建立国子监、立文庙，专门用来举行每年的祀孔大典，祀孔规格上升为上祀，奠帛、读祝文、三献、行三跪九拜大礼，似乎与天地、社稷、太庙的规格齐等。

孔庙释奠礼中还有专用的乐舞，以乐、歌、舞与礼相互配合，是孔庙释奠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礼乐每朝每代往往又有不同。在古人的观念中，礼不相沿，乐不相袭，改朝换代之后，一般都制礼作乐，因而历代制定的祭祀孔子的乐舞均有不同。

在历代更迭变化的基础上，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命乐律官更制乐谱。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向曲阜及全国颁发“大成乐”专祀孔子。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增祭孔乐舞为八佾，加笾、豆为十二，以皇帝用乐和祭祀天神礼仪的规格祭祀孔子。明乐继承了唐以来乐、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应当说，明代的祭孔乐舞已经趋向于完善和精炼。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再作“中和韶乐”，为释奠孔子之用。乾隆八年（1743年），颁给全国各郡县及阙里孔庙“四时旋宫”之乐，对康熙时的乐名有所改动，全曲更为六章八奏。民国年间，基本沿袭了这一乐舞程序。

现在曲阜孔庙祭祀一般称之为“仿古祭孔乐舞”。1957年，吴晓邦等先生挖掘整理了古代祭孔乐舞并拍摄了祭孔电影资料。1986年，为纪念孔子诞辰，配合每年一度的祭孔活动，曲阜市政府成立专门班子，依据《圣门礼志》、《圣门乐志》、《阙里志》、《阙里文献考》及电影资料，进一步研究、发掘和整理祭孔乐舞，以曲阜市剧团为主，分别由专人负责编订祭孔舞蹈、礼仪程序，以及整编乐曲，将乐、舞、歌、礼融为一体，作为艺术再现，成功编排了仿古祭孔乐舞。

（四）

认真检讨历代的孔子释奠礼仪，我们认为，今天的孔子祭祀，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应当制定出适合时代要求、具有时代气息与鲜明特征的礼仪，这不仅为当今社会发展所需要，符合孔子礼制在“损益”中发展的思想要求，也是历代孔子释奠礼仪给我们的启示。

首先，应当对孔子释奠礼仪的必要性、重要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毫无疑问，孔庙释奠礼仪的兴衰变化直接与对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的认识相互关联。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思潮，这种思潮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席卷中国大地，影响中国社会近一个半世纪之久。直到今天，这种思潮的影响依然存在，以至于对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反对乃至诋毁之声还不绝于耳。孔庙祀典是儒家学术最忠实的风向仪，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谈不上对孔子的正常祭祀。

而今，学术界对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的探讨已经深入而细致，对孔子、儒学的价值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要进步就不能割断历史，要创新就不能没有继承，要继续“培育”就必须立足“弘扬”。钱穆先生曾告诫说，不论任何时代，都不应当对历史文化采取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既不可妄自菲薄，更不能以为自己“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不能“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应当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应当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由孔子在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所决定，对待传统历史文化的态度，自然聚汇于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不难理解，尊重孔子儒学，孔子释奠礼仪是一个很好的物质载体。

第二，应当继续研究整饬作为孔子释奠礼仪核心内容的祭祀乐舞。

祭祀乐舞是孔子释奠礼仪的核心。祭祀孔子有佾舞，自明代开始，祭祀孔子舞用八佾。佾舞有初献、亚献和终献三个乐章构成。乐章内容即是舞蹈的实质性内容，它是祭祀孔子时称颂孔子所唱的歌辞。各个乐章各有四字、八句、三十二字构成，三个乐章共九十六字。每字对应具有相应意义的舞蹈动作，所以，三献礼共有九十六个动作。三献礼乐章的内容分别是：（1）初献礼：自生民来，谁底其盛；维师神明，度越前圣；栥帛具成，礼容斯称；黍稷非馨，维神之听。（2）亚献礼：大哉圣神，实天生德；作乐以崇，时祀无斁；淸酤惟馨，嘉牲孔硕；荐羞神明，庶几昭格。（3）终献礼：百王宗师，生民物轨；瞻之洋洋，神其宁止；酌彼金罍，惟淸且旨；登献惟三；于嘻成礼。

尽管清代对明朝的祭祀礼仪多有改变，但明清两代，所使用的释奠舞谱均是如此，这表明佾舞在明代长期使用，已经深入人心，即使改朝换代，人们也没有将其进行改变。虽然如此，三献礼的其它方面却不是一成不变。从释奠舞谱看，明朝与清朝舞蹈的动作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舞者的服饰自然也有改变。即使同是明朝，舞谱也有不同，嘉靖年间（约1544年）整理的舞谱是单人表字，而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间（约1615—1619年间）整理的舞谱则是两人并对表字。

再从历代的祭孔释奠乐舞歌辞看，历代也各有不同。唐太宗时期制作的《大唐雅乐》十二章称为“十二和”，唐朝玄宗开元年间增为“十五和”，以“和”为主，见于《全唐诗》中释奠文宣王乐章有七章，分别是《诚和》、《承和》、《肃和》、《雍和》、《舒和》、《迎神》、《送神》。五代后汉时，废除唐玄宗时期增加的三章，改“十二和”为“十二成”，后周时改“十二成”为“十二顺”。宋太祖赵匡胤制作祭祀乐舞，改“十二顺”为“十二安”。

金、元、明、清历代继续改变。金世宗定金乐为“太和之乐”，每个乐章以“宁”字命名，如释奠迎神乐奏《来宁》、盥洗乐奏《静宁》、奠币与初献乐奏《和宁》等。元朝以“明”字命名，如迎神乐奏《文明》、盥洗乐奏《昭明》、升殿与降阶乐奏《景明》、奠币乐奏《德明》、酌献乐奏《诚明》、亚献终献乐奏《灵明》、送神乐奏《庆明》。明太祖朱元璋时，乐章复以“和”定名。清朝康熙年间再作“中和韶乐”，取“天下太平”之意，乐章均以“平”字命名，颁至国学，以为孔子释奠之用。迎神乐奏《昭平》、初献乐奏《宁平》、亚献乐奏《安平》、终献乐奏《景平》、彻馔乐奏《咸平》乐章。送神时，更换歌辞，复奏《咸平》之曲。全乐为五曲七奏。

民国时期，祭孔释奠乐舞歌辞也不沿用清朝。民国三年,袁世凯准颁《民国礼制》，其中包括了《祀孔典礼》，对“京师文庙”、“各地方文庙”修订乐章名称相同，但歌辞有所不同。无论“京师文庙”还是“各地方文庙”的乐章，其名称都分别为“昭和”、“雍和”、“熙和”、“渊和”、“昌和”、“德和”。

通过上述的描述，结合当代孔子释奠礼仪的现状，可以看出孔子祭祀乐舞需要进一步的整饬。在祭祀孔子的实践中，曲阜已经作了许许多多有益的工作。例如，历代的乐舞歌辞不尽相同，为适应当前的历史实际，2005年，由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青年学者宋立林新编了祭孔乐舞歌辞，其辞为：

第一篇章《天人合一》：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民胞物与，泛爱八方。生生不已，盛德无疆，天人合一，道谐阴阳。

第二篇章《与时偕行》：

乾坤不老，日月无殇，泱泱华夏，屹立东方。元亨利贞，与时行将，继往开来，永新此邦。

第三篇章《万世师表》：

三代巨典，六经华章，金声玉振，万仞宫墙。博文约礼，教化其张，尊师重道，斯文永昌。

第四篇章《为政以德》：

人文化成，礼乐相襄， 仁义礼智，至德煌煌。君子德风，万民慕仰，德主刑辅，纲纪有常。

第五篇章《九州岛重光》：

躬逢盛世，国运隆昌，海晏河清，王道弥芳。一阳来复，九州岛重光，和平崛起，远迈汉唐。

第六篇章《天下大同》：

讲信修睦，贤能其当，无争无战，美善斯扬。修齐治平，三光永光，天下大同，协和万邦。

应当说，改编后的歌辞继承了历代祭祀孔子歌辞中的优秀内涵，精炼概括了孔子思想的优秀内涵，也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我们认为，孔子祭祀乐舞的相关方面也应当得到认真的研究与整饬。

第三，积极改进与孔子释奠礼仪有关的“孔子文化节”的相关环节。

现在，中国的孔子祭祀还具有一定的“仿古”与“表演”性质。如前所说，作为孔子故里的山东曲阜，在约一百年前废止“尊孔读经”以来，在中国大陆最早开始了孔子祭祀活动，但那是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配合孔子诞辰纪念活动，从而挖掘整理的仪式。经过孔子故乡各界人士的多年努力，孔子祭祀与每年一度的“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确定的国家级、国际性“中国旅游节庆精选”之一。自2004年以来，孔子诞辰时的孔庙祭祀分为公祭和家祭，而且大型的公祭活动规格逐渐提升。我们认为，这是近年来国人对孔子思想与传统文化的认识逐渐步入正规的具体体现。

孔子祭祀以及整个“孔子文化节”活动虽然已经举办多年，但相对而言，这一重大活动举办的时间还处在现时代的“初级阶段”，还需要一个摸索研究的过程。《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国家的礼制关联着社会的管理，孔子祭祀活动乃至整个“孔子文化节”活动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效果，为此，应当有效利用这一活动，积极挖掘和并充分展示孔子思想与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很显然，孔子释奠活动不能停留在“旅游”的层面上，应当在极尽孔子文化的社会功能上着眼，将“孔子文化节”办成真正具有尊重历史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节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