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贞：“和为贵”健康的社会思维

【國際儒學大會 第6屆大會論文】

“和为贵”－健康的社会思维
李玉贞

作者简介：李玉贞。女，1937年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先后执教于该校和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1977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中苏关系研究和史料翻译。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著有：《十二春秋爱与恨—蒋经国旅苏生活秘闻》，《少年经国传》、《孙中山与共产国际》(1996年台北版)、《马林Henk Sneevliet传》。主要学术论文：《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若干问题》，《孙中山与列宁关系的几个问题》，《马林在华活动和他的悲剧》，《孙科与战时中苏关系》，《国民政府同苏联的最后博弈者》，《孙科与中苏文化协会》，《关于中共‘一大’文件的几个问题》等。翻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史料），，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档案史料）。

论文提要：“和为贵”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对立的。因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度被绝对化，特别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奉为圭臬，依此制定的政策及其实施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本文拟从一，“和为贵”释义；二、偏狭的阶级斗争理论；三，发扬儒家学说“和为贵”的传统，建设和谐社会这三个部分阐述坚持“和为贵”的健全思维才能建设和平有序的国内外环境，推动社会发展。


儒家学说是中华瑰宝，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而“和为贵”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诚然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应当受到社会的检验，例如有人认为它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李大钊：《孔子与宪法》，《李大钊全集》（一）第242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新文化运动中有人把对于儒家学说的批判重点放在“掊击专制制度政治之灵魂”（李大钊：《自然的伦理与孔子》，《李大钊全集》（一）第247页）上。出现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然而瑕不掩玉，无论孔丘创立儒家学说的目的是什么，这一历经几千年的学说能够传承下来，广播中外，毕竟有其道理。对之应当予以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本文仅就“和为贵”谈一点十分粗浅的体会。
我的研究题目不是儒家学说，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两个领域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相距十万八千里，但是请各位学者容我报告。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度被绝对化，被奉为圭臬，依此制定的政策及其实施给中国造成了灾难。“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维，不是健康的社会思维，它与“和为贵”针锋相对。
本文拟分三个部分阐述这个问题：一，“和为贵”释义；二、偏狭的阶级斗争理论；三，发扬儒家学说“和为贵”的传统，建设和谐社会。
一，“和为贵”释义。
和为贵”是儒家学说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其原文见于《论语》中［学而篇］：“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由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段话充满辩证法，它的本意是，礼之所以可贵，乃在于它能调和人际关系，贤明的君主都以此美德为治国之道。事无巨细，都要遵循这个原理。但也有不可行的时候，只为和而和，不受一定规矩的约束，就不可行了。
对“礼”的研究和阐述，学者们仁智各见，但共识在于它是一种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应遵从之，“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说的是作为社会的人不可以为所欲为，要修身养性，这样社会才能有秩序。儒家学说把“礼”与“仁”密切链接，把“礼”认作“仁”的表现形式：“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样便可以达到“仁”的境界。“仁”指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有慈爱之心，“仁者爱人”，首先是在家庭里，因有血缘纽带，固然应当是父慈子孝，推而广之，在社会上也是这样，不“仁”则谈不上“礼”，如是则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才能达到至善至美至亲的理想境界。
儒家的“和为贵”反映的不仅是人际关系，还有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是一种全方位的具终极性的价值信念。这个思想也见于后来人的论述中。《孟子?公孙丑下》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礼论》称：“天地和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庄子?天运》言：“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淮南子?氾论训》说：“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之用，日夜分而生物”。 人们对于自然，也充满敬畏和期待，祈求“风和日丽”。
这里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先哲远在2000多年前提出的“和为贵”这一深刻的立论，告诉人们的是世间万物，以互相妥协达到调和，谋求发展。同时要受普遍法律的约束，违法乱纪是不可行的。“和为贵“的“和”指的是和谐，它由音乐的和弦引伸为礼与法，礼与仁的和谐，广及人与自然，世间万物相宜相生、相辅相成的状态。由人推及到国与国的外交。“和为贵”朴实无华，表述的是人类普遍的追求，它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千百年来，在中国历史上根深叶茂，历久弥新。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以“和”字为中心的词汇：和解、和气、缓和、和睦、和好、和颜悦色、和善、和衷共济等。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方面有：“和气生财”；家庭关系上有：“家和万事兴”；外交方面有“和平共处”。由此衍生出许多言简意赅的语句。即使在比武场上，勇士们大显身手时，我们也常常看到“化干戈为玉帛”的条幅，手艺比试后双方合和，还是朋友。讲到外国，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美国的一家香鳅养殖业，尝试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精髓“和为贵”的伟大哲学思想，协同中国相关机构进行试点探索，已经取得相当成绩。卓有远见的中国企业家把它作为构建和谐企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二，“和为贵”是和的哲学，不是“天天讲” 的阶级斗争哲学
“和为贵”反映的既是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处世理念，所以千百年来和和美美已经成为人们的向往与追求。李大钊在《调和之法则》说：“遵调和之道以进者，随处皆是生机。背调和之道以行者，随处皆是死路也”。
以和谐促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和谐－这是硬道理。社会不可能在动荡中发展。犹如植物，没有风和日丽，雨露滋润，料难获得丰收，暴风骤雨酿成的必然是灾害。
恩格斯24岁时，在1845年写过《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状况》。当时他认为“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资本主义英国的各种社会问题。1848年他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重申这一观点，提出了通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道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新世界的思想。但是后来，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自我调整，劳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变，恩格斯看到了这一切，所以回溯40多年前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状况》那本书时，说它“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他明确指出，鉴于“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状况和工人阶级的处境，对待社会改造的政策也必须据新的形势做相应的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11、317页）。然而，俄国激进派却仅仅吸取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中关于阶级斗争的主张，并将其定性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存在与上述观点对立的civil peace（内部和平），与我们所说的“和为贵”相似。然而这一点和恩格斯晚年的思考，却长期被苏联史学强劲的阶级斗争声浪压下，到1905年的俄国革命，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的策略中把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视为建设无产阶级新世界唯一可行的道路，并执著地走在这样一条路径上，而到1917年沙皇和临时政府相继被推翻后，俄国布尔什维克进行十月革命模式，经过一番打造和强劲宣传，便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
十月革命思想传到中国后，一些激进者，出于对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把美好愿望置入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的这场革命，按照打土豪分田地的思维接受了它所谓“先进”的思想。在一些年里，它仅仅是部分人的追求和小范围的实践。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传统，有极其丰富的治国兴邦的先哲理论，理应更加珍惜，为今所用。令人扼腕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大革文化之命的十年里，“和为贵”被斥责为“阶级调和”，“阶级投降”或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学说，“中庸”被视为不革命的思想，整个儒家学说受到批判。的确，无论在政治上还是自然万物，矛盾无所不在，这是普遍的现象，政治固然不可一日无对抗，但亦不可一日无调和。调和者两存之事，非自毁之事，“两存则新旧相与蜕嬗而群体进化，自毁则新旧相与腐化而群体衰亡。”（李大钊：《辟伪调和》，《李大钊全集》（二），第155页）。这里面“群体衰亡”一词是意味深长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论成为指导思想后，中国深受其害。
首先，它造成国家极度混乱。长期以来，我国史学受毛泽东观点的影响很深，认为在阶级斗争中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的文明史。阶级斗争的作用被绝对化，搬用外来主义，并将其作为铁定“规律”，不仅仅是偏狭的逻辑，最严重的是，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后，这种理论升华为行动纲领和政策，于是要求社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个风起云涌喊杀声四起的气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笼罩在中国上空。
“和为贵”的思想被完全摒弃。
无产阶级及其在共产主义新世界建设中的作用被无限止放大。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留给人们深广的思维。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暴力革命的道路破坏一个旧世界，但它不是建设性的手段，例如北京，这个千年古都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几乎悉被拆毁，它们代表的古老文化被高楼大厦压了下去。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但老北京的风貌几乎荡然无存。只依靠阶级斗争，单纯依靠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不可能建立一个新世界。阶级斗争被赋予它根本承担不了的使命。车有双轮，鸟有双翼，手有左右，月有阴晴圆缺，人有保守或激进，本是常态。左右相辅，刚柔相济，共生共存也是常态，违拗这个规律者只能碰壁，因为社会不可能在动荡中发展。“和”与 “斗争”本来是为了求得“调和”，“妥协”，走极端，片面强调斗争，犹如一个人，一条腿走路不是常态，是病态。
即使国际关系的处理也是一样。打倒或消灭世界帝国主义的口号只能使国与国的关系紧张化，于世界和平无补。
第二，社会没有包容。在十年浩劫中人们被要求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因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争理论被当作“革命”思维向人们灌输，斗争无所不在，似乎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旧世界的废墟上。何谈“和为贵”？
斗争理论严重影响了人际关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势同水火，不可“共生”。“和为贵”被视为心慈手软，属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理应在被打倒之列。于是斗争的音符压倒了一切声音，整个社会没有包容可言，健康的社会思维“和为贵”被强劲的斗争理论排挤出局，没有存在的空间。结果是整个社会生活从政治经济到道德和人际关系都经历着由失和到失衡，社会发展几近停滞。
斗争哲学甚至广及自然界，同样被赋予其不可能实现的作用。在社会和经济建设中，向高山要田，让江河倒流，“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固然气势磅礴，却因主客观失和，人不可能改变大自然的规律，而没有“迅速”建成共产主义的理想国，结果天灾人祸频发，社会在“斗争”中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社会上没有包容气氛，没有理性，不许发出“和”的声音，只能尖厉呼唤阶级斗争。。
第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扭曲了人的心态，造成许多人类的“怪胎”。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的七情六欲，正常的爱憎，人道主义，被当作封建地主阶级虚伪的东西，当成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毫无保留要予以消除。说到人性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而它要求于人们的，是对待“阶级”敌人要狠。但谁是“阶级敌人”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于是凡反对某领袖人物者就是“敌人”， 封、资、修、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的队伍不断扩大，出现了黑五类、臭老九。他们全在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列，对他们要狠，小姐太太的牙床牙上也要踏上千万只脚，这才是“革命精神”。下手越狠，“革命精神”就越“强”，就越是受到称许。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气氛中，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与“和为贵”势不两立，人性泯灭，人道主义万万要不得。那些被划入“非无产阶级”行列的人没有了尊严，几乎没有了生的权利。阶级斗争要求于人的是六亲不认，甚至父子之间也要开展斗争，人际关系冷漠无情。无“仁”可言，“和谐”荡然无存。
第四，“和为贵”的思想中有“由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用现代话语表述就是要讲法制，无论什么人或群体，毫无例外都要守纪守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维护社稷安宁的基本条件。在十年浩劫期间，公检法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者践行的是砸烂公检法，依据是无产阶级造反有理，岂容用“资产阶级”的“礼节之”。于是法制受到破坏，一切侵犯人权破坏社会安定的的事，一切破坏法律的事，一切有违公德的事，都是无产阶级的需要，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红卫兵高唱红歌殴打资产阶“权威”和“反革命”的场面，“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的情况并不罕见。多少无辜丧生。在“革命暴力”制造的红色恐怖中，“礼”显得十分苍白，无用勇之地。不仅儒家学说的精华受到批判，一切普世的道德和法律，也都不能起规范和约束作用。单纯以“主义”进行的说教，使社会乱象百出。严重影响了一代人道德的养成。
三，“和为贵”与和谐社会建设
“和为贵”的思想，今天依然光芒闪耀，因为它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是一致的。经过十年动荡，社会体味到和平、和谐的可贵，它们像水和空气，不可以须臾离开。破坏和谐的环境，就破坏了人类自身存在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胡锦涛对和谐社会的高度概括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代表了人们共同的期望。
“和为贵”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也遵循这样的原则，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今天，面对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多样化，“和而不同”应当是最佳态度。各国一起“把蛋糕做大是现代社会的王道，共同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是实现大家利益的最佳路径。”（李铁：《抛弃丛林法则，共建国际秩序》，《南方周末》2012年5月10日，F29）。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论尽管曾经被狂热地推行，但它终因违背人的本性而被弃之如敝履。
胡锦涛讲到中美关系时的一段话意味深长：“我们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应能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
让人们抛弃个性，用一种声音说话，取同一种思维方式，乃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要求，违背了常理，不符合社会的常态，它已经走入僵局。“和为贵”，共同营造一个健康、温馨、和谐共生的国内外环境，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相互理解和尊重，乃是最理性的选择。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中“欢乐颂”的乐章之所以脍炙人口，就是因为它表达了人们追求和平的美好情感，“和为贵”让人间充满爱，而不是播撒仇恨，让社会有序和谐发展，才是健康的负责任的社会思维，可以说是人类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