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林辉：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國際儒學大會 第6屆大會論文】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程林辉

作者简介：程林辉，男，1957年生，江西临川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大学毕业以来，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生哲学研究。出版专著三部：《中国人生理论史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中国人生精神》（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汤显祖思想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发表儒学和中国人生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四十多篇，代表作有：《魏晋的人生哲学》（孔孟月刊，第32卷第20期）；《苏轼的人生哲学》（中国文化月刊，第192期……
摘要：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理学家，其道德文章、人品功业为世人景仰。他信奉儒家人生哲学，立志成圣成贤、内圣外王；他对满清王朝披肝沥胆、忠心耿耿；他以倔强刚毅的意志、百折不挠的精神，不懈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终于成为理学硕儒、中兴名臣。在为人处世方面，曾国藩主张以诚待人、谦虚谨慎、克勤克俭、戒骄戒满，具有儒道互补的特点。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原名子诚，字伯涵，后改名国藩，号涤生。“国藩”者，澄清天下、藩卫国家也，体现了曾国藩忠君爱国、建功立业的志向抱负；“涤生”则包含两层意思：“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①。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既是理学硕儒，又是中兴名臣。他并非天资英纵、绝顶聪明，在某些人眼中还似乎有些“钝拙”。但由于崇尚笃实，勤奋好学，困知勉行，因而“日臻于高明之域”，成为咸丰、同治年间著名的理学家。在科场和官场上，曾国藩可谓一帆风顺。他二十三岁中秀才，二十四岁中举，二十八岁中进士。在朝考中，他以一篇《顺性命之理论》的文章被道光皇帝看中，钦定为二等第一名。从此官运亨通、青云直上，由一个普通的翰林院庶吉士，十年七迁，擢升为二品大员，遍兼礼、刑、 兵、工、吏部侍郎，升迁之快，在满清王朝的汉人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率领湘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经过十多年的苦战，终于在1864年攻陷天京。因战功卓著，被封为太子太保，一等侯，誉为“中兴第一功臣”。对曾国藩的道德文章、人品功业，近代士人可谓推崇备致。梁启超指出：“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②，认为曾国藩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罕见的杰出人物。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亦佩服曾国藩，“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③。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儒家人生哲学的代表人物，在为人处世和家庭教育方面颇多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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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全集.日记》第42页，岳麓书社，1994
②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7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湖南出版社，1990

一 内圣外王，尽忠报国
成圣成贤、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最高人生理想，也是曾国藩的人生理想。在曾国藩看来：要实现成圣成贤、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前提是立志。如果你立志成为圣贤豪杰，那么经过持之不懈的努力，是可以做到的。“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①；“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②。他认为要成为圣贤，不取决于你读了多少圣贤的书，能背诵多少儒家经典，“人无不可为圣贤，绝不系乎读书之多寡”③，关键在于你是否有立志成为圣贤的坚定决心，能否做到“莫问收获，但问耕耘”④，持之以恒地进行修养锻炼。相反，如果自甘平庸，认为圣贤高不可攀，放弃自己的主观努力，那么不仅不能趋于圣贤之途，还会堕入禽兽一流，因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⑤。
立志是重要的，但要看你立什么志，是立君子之志还是立小人之志。如果只是为了“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⑥，那就是小人之志。这种人不仅不能成圣成贤，相反只会亵渎圣贤。而君子之志不同，他“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⑦。也就是说，真正的君子，他具有“民胞物与”的高尚情怀和“人饥我饥，人溺我溺”的悲悯精神，他“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⑧；他忧虑的不是个人的进退得失，而是自己的德行不如尧舜、周公，老百姓愚顽得不到教化，蛮夷入侵中原，贤才被弃于草野。不仅如此，君子还能恪守自己的人生信念，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并最终实现内圣外王的功业。在曾国藩看来，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圣贤。
凡夫俗子如何才能成为圣贤？曾国藩认为，必须做到“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个方面。何谓“慎独”？曾国藩指出：慎独就是戒慎恐惧，存天理，去私欲，不是依靠外在强制，而是主体在心灵深处自觉地祛恶扬善。“慎独”的途径就是象曾子那样经常自我反省，反思自己的过失，并及时地改正。慎独是一种很高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它可以使人们“内省不疚，对天地质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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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25页，岳麓书社，1994
②《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067页，岳麓书社，1994
③《曾国藩全集.家书》第220页，岳麓书社，1994
④⑤⑧《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12页，岳麓书社，1994
⑥⑦《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9页，岳麓书社，1994

不仅如此，慎独还可以使人保持“心常快足宽平”，获得心灵的宁静愉悦，因此，曾国藩把慎独看作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①，即成圣成贤的首要条件。
“主敬”既是儒家的不二教门，又是成圣成贤的重要方法，“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②。曾国藩指出：人们在内心专心致志、虚静纯朴，外表仪容整齐、庄重严肃，这就是“敬”的工夫；内达到收敛身心、忠厚诚实，外达到安定百姓、天下太平，这就是“敬”的效果。③不仅对长辈要毕恭毕敬，而且对其他人也要彬彬有礼。“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④。对任何人都不能傲慢，否则会埋下仇恨的种子，甚至会祸从天降；对任何事都不能松弛，今天推明天，否则将一事无成。“主敬”不仅能够防止人们滋生“骄娇”二气，而且能够强身健体，“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⑤
“求仁”就是通过道德修养，使自己形成“仁民爱物”的广阔胸怀。“求仁”并不是出自于外在的强制，而是出自于人的内在心性，因为人性与天地之气、万物之理同出一源。曾国藩认为：“求仁”不是单纯追求个人的道德完善，即所谓“己立己达”；更重要的是要将“己立己达”推广到“立人达人”，让所有的人都能“立”能“达”⑥。这就是宋儒张载的“民胞物与”、“与物同春”。只有具备“仁民爱物”的广阔胸怀，老百姓才会心悦诚服，才真正进入了圣贤的人生境界。
“习劳”则是要“勤劳自励”。在曾国藩看来，勤劳兴业，逸豫亡身。古往今来，圣君贤相，莫不是夜以继日，勤勉辛劳，才成就一番事业，才成为圣人贤人的。“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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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93页，岳麓书社，1994
②《曾国藩全集.家书》第407页，岳麓书社，1994
④《曾国藩全集.家书》第81页，岳麓书社，1994
⑤⑥《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94页，岳麓书社，1994
⑦《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95页，岳麓书社，1994

成圣成贤当然是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但在曾国藩看来，如果不把它付诸于行动，变成忠君报国、忧国忧民、建功立业的人生实践，那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道德完满的道学家而已。曾国藩既是一位高谈性命之理的道学家，又是一位强调经世致用的实践家，他要内圣外王并举，既成圣成贤，又建功立业，使自己的人生多姿多彩、丰富完满。
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不仅各种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而且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对清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和严重的社会危机，曾国藩有着清醒的认识。由于他信奉儒家的人生哲学，立志成圣成贤、内圣外王，况且又十年七迁，深受皇恩，所以他不愿意也不忍心看到清王朝的灭亡。他决心尽臣子之责，为挽救清王朝竭尽全力。
首先，他披肝沥胆，忠言直谏，言人之不敢言，谏人之不敢谏。从道光三十年到咸丰二年，曾国藩多次上疏，直言不讳的反映民间疾苦和针砭社会弊端。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陈述民间疾苦主要有：“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多，良民难安；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①。曾国藩指出：这三件事处理不好，都有可能官逼民反。在《应诏陈年疏》中，他揭露当时的官员“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的通病有二：一是退缩，遇事推萎，不负责任；二是琐屑，斤斤计较，不顾大局。地方官的通病也有二：一是敷衍，只考虑目前，不考虑长远；二是颟顸，外表光鲜，内部早已溃烂。总之，绝大多数官员奉行“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②的处世哲学。曾国藩认为：这种状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将来国家一旦有事，必然缺乏可用之才。曾国藩不仅尖锐揭露官场腐败和各种社会弊端，而且有时不避犯上之嫌，直言指出皇上的过错。在《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他指出皇上的所作所为可能导致三大流弊：一是过于“敬慎”，容易流于“琐碎”；二是过于“好古”，容易流于“浮华文饰”；三是貌似“广大”，容易滋长“骄矜之气”。曾国藩认为：咸丰皇帝刚刚登基不久，这些毛病还是容易改正的，“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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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29页，岳麓书社，1994
②《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7页，岳麓书社，1994
③《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24页，岳麓书社，1994

曾国藩何尝不知道，上这样激切直言的奏疏有可能惹得皇上“龙颜大怒”，自己“犯不测之威”，但是对君王的耿耿忠心，使他早已将个人的得失福祸置之度外，“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①所以他遇事不敢退缩，决心用忠言直谏来冲刷朝廷中阿谀逢迎、明哲保身的庸俗风气。
其次，尽忠报国，虽九死其尤未悔。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被任命为江西正考官，主持江西乡试。行至安徽太湖县，闻母丧，辞呈主考之职，日夜兼程，赴湘乡奔丧。在回乡守制期间，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队伍进入两湖，并顺长江东下，席卷东南，直接威胁清王朝的统治。曾国藩奉皇上圣谕，协助地方官员帮办团练事宜。他虽然有孝服在身，但在社稷存亡之秋，他决心首先为清王朝尽忠、报效君王，“臣虽不才，亦宜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忧”②。
在曾国藩看来，忠君报国不能说在嘴上，而应该“切实做去”，落实到行动上。他不顾重孝在身，毅然投笔从戎，开始了戎马书生的征战生涯。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他多次勉励自己兄弟要“同心努力，拼命报国”。在咸丰五年十月十四日致诸弟的信中，他说自己“食禄有年，受国厚恩，自当尽心竭力办理军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③。
曾国藩指出，尽忠报国还必须做到“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他在致诸兄弟的信中说：“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④。“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就是“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祸难，屡濒九死，而爱君忧国之志不可夺”。把君王、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了捍卫君王、国家的利益，为了社稷的安危、苍生的幸福，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不管碰到什么艰难困苦，哪怕是“屡濒九死”，也要保持自己的“爱君忧国”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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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全集.家书》第212页，岳麓书社，1994
②《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40页，岳麓书社，1994
③《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09页，岳麓书社，1994
④《曾国藩全集.家书》第212页，岳麓书社，1994

二 打脱牙齿和血吞
曾国藩所以能从一个普通儒生成为“中兴第一功臣”，还得力于他倔强的个性、刚毅的品格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正如梁启超指出的：“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①
曾国藩认为：一个男子汉要立身处世，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具有倔强刚毅之气。“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②；“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③。在他看来，男子汉只有“倔强刚毅”才能“日进无疆”，成就功业文章，实现人生理想。如果“柔靡”、“懦弱无刚”，没有血性和骨气、没有生机和斗志，丧失进取精神，遇到困难和挫折就屈服退缩，那么不仅一事无成，而且被人们瞧不起。所以曾国藩以“懦弱无刚”为人生最大的耻辱。
要做到“倔强”，首先必须“明强”，明白什么是“倔强”。曾氏指出：“倔强”，并不是听不进别人意见的固执己见，也不是自逞其能的刚愎自用，更不是恃强而行、不知敛抑的主观蛮干。相反，“倔强”是一种坚忍不拔、毫不气馁的进取精神和战胜自己、超越自己的坚强意志。他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贞恒之谓毅’”④。所谓“自胜”，就是战胜自己内心的软弱、懒惰和欲望。“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⑤。一个人能战胜和超越自己，才是真正的“强”。所谓“贞恒”，就是坚贞、有恒心，做任何事情都锲而不舍，坚忍不拔。一个人有恒心和耐力，就是真正的“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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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7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②《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139页，岳麓书社，1994
③《曾国藩全集.家书》第934页，岳麓书社，1994
④⑤《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64页，岳麓书社，1994

曾国藩的“倔强”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有恒”。何谓“有恒”？曾国藩打了个形象的比方，“有恒”好比种树养鱼，日见其大而不觉，它在长年累月中积累起来，在一件件小事中体现出来。从表面上看，它速度不快，但由于基础扎实，步伐稳健，因而能获得成功。所以，曾国藩认为，“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①。反之，如果“无恒”，没有恒心和耐心，则将一事无成。人要做到“有恒”，首先必须“贵专”，专心致志、集中精力做好某事。他说：“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事无成”②。“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③。曾国藩多次告诫弟弟，读书必须专精，“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④。集中精力专注做一件事，必定有所收获。其次，必须日积月累，不能急于求成。他以学问为例，指出：“学问不可求速，不能急于求成。此事断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有日积月累，如愚公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愈锢蔽矣”⑤。急于求成，要么拔苗助长，好心办坏事；要么欲速则不达，反而延缓事物的进程。还是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总有一天可以豁然贯通。说到“有恒”，人们不能不佩服曾国藩的恒心。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起，他在担任京官期间，不管政务多么繁忙，仍坚持“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⑥。在统帅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日子里，虽然军务繁冗、日理万机，他也坚持记日记、写家书和读书笔记。曾国藩的“恒心”确实非一般人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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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全集.家书》第48页，岳麓书社，1994
②《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58页，岳麓书社，1994
③《曾国藩全集.家书》第71页，岳麓书社，1994
④《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6页，岳麓书社，1994
⑤《曾国藩全集.家书》第67页，岳麓书社，1994
⑥《曾国藩全集.家书》第99页，岳麓书社，1994

二是“坚忍”。湘军之所以能战胜太平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湘军统帅曾国藩能够不计成败、不怕挫折、屡仆屡起、坚忍不拔，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后转守为攻、转败为胜。在湘军初创时期，由于太平军声势浩大，而湘军不过是一支刚刚由农民组成的地方队伍，缺少训练，纪律涣散，再加上曾国藩本人没有实际指挥作战的经验，所以在靖港、岳阳、九江、湖口几次战役中，湘军遭到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虽然也有灰心丧气的时候，甚至投水自杀。但他并没有彻底击倒，一次又一次，他以“打脱牙齿和血吞”的气概，跌倒了又爬起，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他说：“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戍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①。曾国藩认为：一个人愈是在逆境时，愈要咬牙挺住。如果在这个时候倒下，精神和肉体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势必一蹶不振。在致曾国荃的信中，他说自己“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苶然自馁也”②。逆境最能考验人和锻炼人，无论是两人相互僵持，还是两军相互对恃，在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而曾国藩的最大长处就是在困境中能咬牙坚持，他曾列举了自己一些咬牙励志、坚持到底的例子：“本部堂办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将弁皆愿‘去水而就陆’”，我们坚忍维持，果真“而后再振”；“咸丰十年，余任两江总督不久，太平军大举进攻，苏州、常熟、徽州面临失陷的危机，有人劝我移营江西以保饷源，我说‘吾丢此寸步无死所’”，我们坚忍维持，果真“度过了难关”；“同治元年攻金陵，全军瘟疫，死亡枕藉，为时四十余日，维持殊属不易”，我们坚忍支撑，果真“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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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09页，岳麓书社，1994
②《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28页，岳麓书社，1994

最后曾国藩总结说：“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①。确实，如果曾国藩没有如此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恐怕早就是太平军的手下败将。对此，他的友人薛福成称颂道：“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历经“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②。正是这种百折不挠的“坚忍”精神，成就了曾国藩的盖世之功。
三 以诚待人 谦虚谨慎
在为人处世方面，曾国藩主张以儒为主，儒道互补。首先，立身处世，以“诚”为先。“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③。一个人不讲诚信，不仅在社会上难于立足，而且不配做人。曾国藩指出：“诚”的核心就是“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④，具体表现就是“不说大话，不求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⑤。也就是说，不投机取巧，不夸夸其谈，诚实为人，埋头苦干。在曾国藩看来，那种虚伪巧诈之徒，巧舌为簧，坑蒙拐骗，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好处，但终究会原形毕露。如果大家都以机巧之心待人，那么就会陷入勾心斗角、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最终两败俱伤。
其次，“不忮不求”，消灾避祸。在给儿子纪泽、纪鸿的信中，曾国藩说：“余生平略涉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⑥。“忮者”，嫉妒贤能，邀功争宠；“求者”，贪图名利，患得患失。在曾国藩看来，嫉妒和贪婪是人类两种最丑陋的本性。“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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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第三卷）第65页，传忠书局，光绪乙卯本
② 薛福成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页，传忠书局，光绪乙卯本
③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04页，岳麓书社，1994
④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18页，岳麓书社，1994
⑤ 《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第50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
⑥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70页，岳麓书社，1994

他在《忮求诗二首》中描写了“忮者”的心态：“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自己才能平庸则嫉恨那些有才华能力的人，自己仕途阻塞则嫉恨那些仕途通顺的人。更令人厌恶的是：这些嫉妒者为了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竟不惜在别人身上泼污水，诬陷侮辱别人，“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①。如果说“忮者”的特点是心胸狭窄，那么“求者”的特点则是贪得无厌。“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在曾国藩看来，“忮求”都是招灾惹祸的根源，“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②。因此人们要去除“忮求”两种心理。对于“忮者”来说，就是要心胸开阔一些，“消除嫉妒心，普天霖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③。对于“求者”来说，就是做到知足常乐，“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④。
曾国藩经常以“不忮不求”来警示自己，认为做官首先应做到“不贪财”。他的治家“八本”中的第七条就是：“作官以不要钱为本”⑤。人生在世，面对各色人等，面临各种环境，“祸咎之来，本难预料”，但如果做到“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虽不能完全消灾避祸，但毕竟可以“弥缝一二”⑥。所以他情愿人占自己的便宜，而不占他人半点便宜。他多次表白：“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⑦。如果今后俸禄比较丰厚，也决不留钱给子孙，除了一部分供养长辈之外，其它的钱则用来接济那些比较贫穷的亲戚和乡邻。
再次，克勤克俭，勤俭持家。一个家庭，那怕是富裕官宦之家，如果讲排场，比阔气，大手大脚，势必坐吃山空，家道中落。因此曾国藩主张勤俭持家，“要实行勤俭二字。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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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71页，岳麓书社，1994
②④《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72页，岳麓书社，1994
⑤《曾国藩全集.家书》第653页，岳麓书社，1994
⑥《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30页，岳麓书社，1994
⑦《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83页，岳麓书社，1994

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①。养成勤俭的习惯：一是可以保持寒素家风；二是可以体验老百姓的艰苦；三是可以防止子弟沾染富贵习气。勤俭持家是家庭兴旺的法宝，大手大脚则是家庭败亡的征兆。因为“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②。曾国藩要求子女做到“勤俭”二字：“勤”就是早起晚睡，持之以恒；“俭”就是精打细算，莫穿华丽衣服，少用仆婢雇工。曾国藩本人也非常勤俭节约。同治年间虽官居一品，但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平时生活也很简朴，以素为主。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亲自开荒种菜，浇水施肥，保持一个农民的本色。
第四，戒骄戒佚，谦虚谨慎。曾国藩告诫诸弟：“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③。“骄佚”二字不仅是“败家之道”，而且是人生大忌。“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④，所以必须戒除“骄佚”二字。曾国藩认为戒“骄”的办法是谦虚谨慎，“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谦虚谨慎表现在人际交往时，就是平等待人，不盛气凌人，不厚此薄彼，无论贫富贵贱，地位高低，一概以礼相待；表现在朋友相处中，就是有自知之明，多看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⑤。同时在言谈上要谨慎，不要夸夸其谈、道听途说，不说闲言碎语，甚至连取悦人的乖巧话也少说。曾国藩为自己制订了《人生五箴》，其中之一就是《谨言箴》：“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汝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⑥。戒“佚”的办法则是“习劳守朴”，经常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保持俭朴的家风。例如男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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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全集.家书》第445页
②《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24页
③《曾国藩全集.家书》第277页
④《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78页
⑤《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17页
⑥《曾国藩全集.家书》第82页

爬山走路，不要骑马坐轿；女子勤洗衣做饭，纺纱织布。
在为人处世方面，曾国藩还吸收了道家人生哲学的某些观点，如：“宁缺毋满，功成身退”；“盛时作衰时想，上场作下场看”。
曾国藩一方面有强烈的功名思想，希望能出将入相，光宗耀祖；另一方面又信奉老庄的“满则溢，盈则亏”的思想，尤其是在功劳越大、地位越高时，战战兢兢，有临深履薄之感。他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六的日记中写道：“日内思家运太隆，虚名太大，物极必衰，理有固然”①。他担心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因而主张“宁缺毋满”。早在道光二十四年，他就有“宁缺毋满”的思想，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求缺斋”，并写了《求缺斋记》一文。他说：“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缺陷。行非圣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亦将守吾缺者焉”②。曾国藩认为：人非圣贤，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还是留点缺陷为好。另外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曾氏没有说出：就是任何事物如果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必然走向其反面。
要防止物极必反、盛极而衰，首先要收敛锋芒、淡化功名利禄之心。曾国藩在给诸弟的信中说：“吾兄弟誓拼命报国，而须常存避名之念，总从冷淡处着笔，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则善矣”③。而且越是在仕途顺利、声誉日隆时，越要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咸丰四年十一月，湘军连克两湖，并在江西大败太平军，朝廷连连嘉奖，曾国藩声誉鹊起。这时，曾国藩不仅没有忘乎所以，反而战战兢兢。他在家书中写道：“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④。在他看来，平平安安即是福，大起大落即是祸。因此做人做事应该“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⑤。其次要“功成身退”，不能贪恋功名富贵。同治三年八月，曾国荃带领湘军攻克金陵。
①《曾国藩全集.日记》第692页，岳麓书社，1994
②《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55页，岳麓书社，1994
③《曾国藩全集.家书》第883页，岳麓书社，1994
④《曾国藩全集.家书》第281页，岳麓书社，1994
⑤《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21页，岳麓书社，1994

清王朝加封曾国藩为一等侯，太子太保；曾国荃为一等伯，太子少保，均赏双眼花翎。就在这功勋显赫、位极人臣之际，曾国藩反而忧心忡忡，他担心自己功高震主，重蹈文种、韩信的复辙。他马上写信给弟弟曾国荃，叫他不可贪恋功名富贵，早日解甲归田，“功成身退，愈急愈好”。当一些幕僚向他进言，何不趁此手握重兵的机会，问鼎中原或割据东南。曾国藩不仅没有听从幕僚的劝告，反而主动向清廷提出请求，裁减湘军，并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由，提出辞呈。曾国藩深知：清王朝为了维持满清贵族的统治地位，对汉人（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汉人）是有很深的猜忌和疑虑之心的。如果自己不主动功成身退，自削兵权，那么势必被过河拆桥，兔死狗烹，甚至可能株连九族。正是由于曾国藩具有“宁缺毋满”的意识，所以他不仅没有落得兔死狗烹的结局，而且获得了“中兴第一功臣”的美誉。
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四，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说：“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①。为什么要“盛时常作衰时想”？这是因为任何事情有盛必有衰，有起必有伏，不可能长盛不衰。当官不能当一辈子，仕途险恶，风波迭起，随时都可能削职丢官。因此必须“预为之计”，事先为自己留下退路，才能防患于未然，不致在罢官时惊慌失措。
如何“盛时常作衰时想”？第一，不忘贫寒当初。曾国藩认为：在鼎盛时期，不要忘记寒士风味，尤其是不要忘记贫寒当初。他说自己如果“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②，自然会心态平和。第二，强基固本。曾国藩认为“勤俭耕读”才是家运兴旺发达的根本，“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③。第三，巩固后院，处理好家族邻里关系。对于老家的亲朋好友、乡亲邻居，不论贫富，一概平等相待，不可怠慢。对于家中的仆人，不要打骂。曾国藩认为，如果家庭、宗族、乡邻关系和睦，即使罢官归家，亦有生存栖息之处，不致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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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国藩全集.家书》第856页
②《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19页
③《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