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焕泽 李顺成：河间王刘德与淮南王刘安

河间王刘德与淮南王刘安

秦焕泽 李顺成

　　这两个人，刘德是千古贤王，刘安是叛逆乱臣，按说不可相提并论。但从文化角度，刘德是《五经》奠基人，刘安是《淮南子》编著者，二人都代表着汉文化东方和南方两个文化中心，代表着先秦儒文化和道文化的传承。
　　西汉景武之世，有三个文化中心：一个是京城长安，是今文经学文化中心；一个是河间国（今献县），是古文经学文化中心；另一个就是淮南王国，是道家文化中心。我们了解汉文化、献王文化，分析比较三种文化，三个代表人物刘安、董仲舒、刘德是不可回避的话题。据史所鉴，我们比较一下河间王刘德与淮南王刘安，分析可见，二人身世相似，志趣迥异，功罪各领。

　　一、身世相似，劫后余生

　　刘德、刘安同为高皇帝之裔。刘德是汉高祖的曾孙，即孝文帝之孙，孝景帝之子。刘安是汉高祖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刘德和刘安是堂叔侄关系。
　　汉景帝皇后薄氏，本是汉景帝舅父之女，可谓亲上加亲。但可惜的是薄后不生育。栗姬生有三子：长子刘荣，立为太子；次子刘德，聪明好学；三子刘阏（e,四声）活泼可爱。母以子贵，栗姬得宠。刘德的生母栗姬，生性犯嫉，这在封建礼教中是不允许的。《孔子家语·本命解》说：“妇有七出……，七出者：不顺父母者、无子者、淫癖者、嫉妒者、恶疾者、多口舌者、盗窃者。”两汉文景之时，虽然“七出之罪”尚未形成法条，但此观念，“七出”之错确已经成例。只要犯了“七出”之一，民间男可以休妻，宫廷妃可以废弃。这个栗姬，一下子犯了“七出”之四“嫉妒”和之六“多口舌”两条，最后遭弃。
　　栗姬所嫉一为长公主刘嫖。刘嫖是景帝的姐姐，善于为景帝介绍美女。二是嫉妒景帝的两个王美人姐妹。栗姬自认为：皇后体弱多病，无子遇冷，那么作为太子的亲娘，后宫大权便是我的。她认为王美人姐妹等入宫，功在长公主刘嫖拉 。王美人姐妹为景帝荐枕，又弄伤了龙体。于是当刘嫖意欲将女儿陈阿娇嫁给自己的儿子太子刘荣时，她便恶语相加；当王美人刘娡生下儿子刘彘时，她便大骂“母猪生子，以少为贵”当时汉语，“娡”与“彘”同音，与“猪”同音同义。猪本一胎多仔动物，只生一仔，反被娇贵，不合事理。此情又有前因：栗姬生刘德时，传为“麒麟送子”的佳话。现在王美人生刘彘（后来的刘彻，即汉武帝），后发制人，制造出“红日入怀”的神话。太阳神显然比麒麟更为尊贵。今西汉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分天地人三部分，天部画有右为“经日金乌”，左为“明月玉兔”，中为人首蛇身的“猪龙”，为天国之宰。此帛画佐证了刘彻乳名彘（猪龙）的争宠真意。栗姬不仅与长公主、王美人交恶，更有甚者，景帝晚年意欲托孤，对栗姬说：朕百岁之后，你要善待众妃和众子女。本来这既是对栗姬的重托，也是对栗姬犯嫉的预警。但栗姬不知好歹，说什么“我不是保姆”，景帝一怒，甩袖而出，栗姬还骂不绝口。由此，景帝不得已，废掉了刘荣的太子位，并另立刘彻为太子，以致母子遭害，栗姬、刘荣、刘阏惨死，刘德也为“栗党”所株连。经窦太后阻拦，说刘德也曾与母诤谏，这才放过。刘德深知，曾祖高帝曾以太牢祠孔子：祖父文帝也委太常晁错学《尚书》，父皇虽尊黄老，但是并不拒儒。于是以晁错为师，并亲手编订《尚书》献上，遂开大汉献书之先河。景帝视其志向可嘉，于是把刘德封在齐赵交界地河间郡为王。这就为刘德在齐鲁燕赵之间发掘传统文化提供了理想的平台。
　　刘安的父亲刘长，本为汉高祖刘邦之子。高祖七年，刘邦过赵国，赵王张敖把赵女献上。刘邦走后，赵女怀孕，张敖为赵女于宫外另造馆舍，以待刘邦。后来贾高谋反兵败，株连到赵王及赵女。有人奏知说赵女已怀龙子，赵女这才免死。赵女自感无辜受冤，生下男孩，愤而自杀。这个男孩就是刘长，先经吕后抚养，后封为淮南王。汉文帝即位，诏刘长到长安，兄弟甚欢。刘长怨恨辟阳侯审食其当年不为生母争辩，于是将其击杀。文帝把刘长赶回淮南国，又夺其封地四县，刘长极为不满，自恃诛吕有功，江山应归自己，于是大造金殿，自称“东帝”。文帝大怒，将刘长王位废除，发配川蜀。刘长不服，半途暴亡。这时，京城童谣四传：“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了，内疚非常，又把刘长之子刘安袭封为淮南王。刘安表面对文帝感激涕零，尊称文帝为“从父”，但内心对高祖夺其祖母，从父杀其生父而耿耿于怀。于是广招天下术士，以研究道学为掩护，凭借个人善于属文辩达，开始了文化研究之旅。

　　二、生平不同，为功为名

　　以孝悌闻名的汉文帝听到民间童谣，仰天长叹：一尺葛布尚可缝而共衣一斗粟谷尚可舂而共食。朕富有天下，却不容手足，有悖人伦。文帝六年（前162年），将原淮南国土一分为三，尽封予刘长的三个儿子：刘安，淮南王；刘勃，衡山王；刘赐，庐江王。
　　淮南王刘安复仇之心不死。汉景帝三年吴楚七国反叛，刘安得讯，便欲发兵响应。淮南国相自知不能劝阻，便说：“王必欲应吴，臣愿为将。”刘安大喜，将兵权交予国相。国相得到兵权，只守城，不发兵。刘安几次催促，国相婉拒应付。吴楚叛军见淮南违约，分兵来攻。幸得汉军来救，这才有惊无险，刘安也才侥幸免罪。吃此一堑，又生新智：武的不行，便来文的。来文的，来什么？刘安挖空心思，思来想去，猛然想起，吴楚乱军来犯，朝廷的救兵旗帜上似有斗大的“河间”二字，对了，是河间太傅卫绾将河间骑兵千众，与淮南兵里应外合，这才杀败叛军。这河间刘德小侄，献《尚书》于皇帝，开大汉献书先河，我刘安的文才不比刘德小儿差，我要和他比一比，也积善聚德，留名千古。《汉书·淮南王传》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留名誉。”这样刘安就跟刘德叫上了劲。而河间王刘德对刘安的挑战，先是根本不知，后来知道了，也根本不理，因为刘德和刘安走的不是一条路。刘德整校先秦旧籍，是阳谋，刘安编纂《鸿烈书》是阴术。二人的阳谋与阴术，可以认为儒家崇阳、道家尚阴，究其实，刘德是道义担当，刘安是阴险狡诈。这刘安就文而言，也确有鬼才。据武进人逵吉说：“安为辩达，美属文，（以）皇帝为从父，数上书，召见，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上甚爱以秘之。”又据《汉书》本传说：“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二说情节虽异，内容却同，即刘安文才了得。尽管刘德被誉为聪明睿智，谥号为献，但刘安才思敏捷，因心术不正，下场凄惨。
　　这刘安为笼络势力，招买人才，重金招聘天下方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淮南子·叙目》）。淮南王此举《史记·淮南王传》称其为“阴结宾客。”所谓宾客，即刘安的门客，主要人物有：苏非、李尚、左吴、田由、富被、毛被、伍被、晋昌八人，刘安尊其为“八公”，外传为“八仙”。《神仙传》《录异记》等道家书籍都附会八公（八仙）为八个神仙。除这八人外，另有儒者“大山”、“小山”之流。当年刘盈得位借重“四皓”，如今刘德研经，不过毛贯，而刘安认为自己有门客三千，左右有“八仙”“二山”十员上将，青史留名，稳操胜券。刘安阴知新立皇帝刘彻好神仙、喜女色，乐文章，为求快求全，重金尽力买断“八仙”“二山”著述，混编为一书，“讲论道德，总统仁义”（《淮南子.叙目》）、旨近老子、淡泊无为，书名《鸿烈》，“鸿烈”，大明之意，正应刘彻红日入怀而生。此书比日而成，献与武帝，武帝“爱而秘之”。对刘安更加尊重。刘安此箭，一箭中的，又射二箭，委派其女刘陵，“多予金钱，为中间长安，结上左右”。（《汉书.本传》），这刘陵伶牙俐齿带了财货来到长安，充当其父刘安的间谍，侦查朝廷动态，勾结皇上的左右大臣。刘陵不负使命，谍报频传。第三支箭刘安亲自出面，“雅善”国舅武安侯田蚡。田蚡受到重贿，对刘安说：“方今上无太子，你是高祖皇帝之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一旦皇帝驾崩，非王尚谁立也！”《汉书.本传》于是结成一党。刘安认为自己的羽翼丰满，反心毕露，私制皇帝玉玺，百官之印，暗造兵器，部署兵马。但被下属告密。武帝力排众议，仅仅罚以削地。削地之罚，激起刘安更为不满，遂谋划兵变。武帝与诸侯王列侯紧急商议，四十三王异口同声：“淮南王安大道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汉书.本传》刘安得讯，无奈自杀，淮南国除，改为九江郡。刘安死，其门客三千及八公、二山、三千人等都作鸟兽散。但他们的劳动成果却长传后世，这就是今天的《淮南子》。
　　刘德是景帝的次子，其兄刘荣曾立为太子，因宫廷斗争，其生母粟姬获罪，导致粟太子被废并早死。刘荣一死，刘德为长，但又因属“粟党”株连，侥幸得脱。刘德取名，有个传说：其传，刘德生时，麒麟降世，所以传说刘德乃麒麟下届。今献王陵东的“麒冢”，其地名见麟郊，邑人耿桔与县令刘重庆所筑。刘德六岁时，国舅窦婴戏试三个外甥的智力，各给一枚熟的鸡蛋，比赛谁先把蛋立起来谁先吃。当时，景帝、粟姬、窦太后等在座，大哥刘荣、几次立蛋不成，急的汗流满面。二弟刘德不忙立蛋，托腮沉思，三弟刘阏自认机灵，把个熟蛋硬磕案上，蛋瘪半边站立案上，获得众口夸奖。这时刘德伸出左手，右手拿蛋，示意完好，然后轻放左掌，以掌托蛋，请示舅父可否。直乐的窦婴抱起刘德亲了又亲。这时刘阏先吃，刘荣的蛋也已吃完，而刘德挣脱舅怀，拿起蛋来，双手捧给父亲。景帝大为感动，他似见到父皇文帝的孝德，今又有刘德继承，于是取名为德。
　　刘德七岁粗通文字，八岁入学，拜太常晁错为师。他随晁错去旧秦博士伏生（胜）处学《书》，见晁错以师礼见伏生，刘德也倒头便拜，认伏生为“师祖”。伏生大喜，抚摸刘德的头说：“大汉兴儒，非此莫属”，于是晁错、刘德师徒共向伏生学《书》。刘德十一岁时，突然对伏生师祖发问：师祖所传，为秦小篆或秦隶，师父所授为汉隶。上古文字，如何演变，今秦隶、汉隶如何顺承古字古义，还请教授。伏生一听，大惊大喜：“后生可畏。”连喊三声，尽付毕生研究之草简，说：“余可瞑目了。”欣然逝去。后晁错也倾尽所学寄希望于刘德。刘德苦研三年，把《书》简，整理成册，献给景帝，景帝又在“书”前加一“尚”（上），从此《尚书》传世。刘德以此开献书先河。
　　刘德整《尚书》发现因为上古甲骨、钟鼎、大篆、秦篆，由于文字演变，《尚书》传到伏生再传晁错，今文与古文的字音字形字义错讹很多，经义也变得荒诞不经。他突然想到《尚书》如此，其它先秦经典又将如何？这样以讹传讹华夏传统文化如何真实传承？他把这想法向晁错提出，晁错长叹一声，表示也无能为力。他告诉刘德：先秦诸子，孔子门徒春秋战国多半游徙赵地，你若有志，可去齐鲁燕赵交汇之地，寻根求源，解此盖世之迷。刘德从此，决心担当抢救华夏文统的大任。
　　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景帝叫来儿子六人（老二至老七），询问他们对封王的想法。有的说：愿封土广阔，有的说：愿封地富饶，有的说：愿封在京都，有的说：愿封在边陲。次子刘德沉默不语。景帝追问，刘德回答：秉承师教，愿封在齐鲁燕赵交汇之地，以求研学先秦诸子旧籍。景帝一听不快，还以为次子求地甚广，不觉眉头双锁。刘德补充说：儿知道父皇正欲削藩，故不求地广，四县即可。景帝一下龙颜舒展，于是把刘德封为河间王，辖四县。国都乐成（今献县河城街南，故城在河城街、南城、东城、王友村之间）。
　　这河间四县，原为文帝二年（前178年）刘辟强的封地。通过七年治理，桑麻发达，文风兴盛。文帝十五年，借口刘辟强之子衰王刘福无后，不再诏封国除。如今陪同赴国的是太傅卫绾，二人志同道合要在河间兴业建功。秦劫楚火之后，汉初书籍甚少，当时流传的不过《书》、《易》、、《诗》和《春秋》。《书》由秦博士优生传出，《易》本就不属秦代禁书，而《诗》则靠民间口口相传。《书》已由刘德整就，刘德就先从《易》《诗》和《春秋》着手，校实取证，复其原貌本旨。刘德幼年已具令名，今到河间国整理校对先秦旧籍，山东六国儒生术士纷纷来游。刘德先筑君子馆以待游士，后又筑日华宫二十余区以容来者。先后拜贯毛二公为博士，分治《春秋左传》和《诗三百》之学。又吸纳内史丞王定，共研“诗、礼、乐”。
　　孔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乐，成于乐”，礼乐是儒学核心。刘德也主张：“治道非礼乐不成。”于是在礼乐研讨上，刘德河他的助手们倾注心血。为厚待来河间国游学的士子，刘德“自奉养不逾宾客。”《汉书》，即刘德的生活标准不超过宾客。为广泛搜求秦楚火后遗书，刘德为献书人将旧本腾写抄录如新，自留底本，将新书加赐金帛返还原主。因此得人逾千，“得书与汉朝等”《汉书》。当时的名士董仲舒、公孙弘、司马相如及王同等人纷纷来作学术交流，尤其是董仲舒与刘德过从甚密，只求道合，不求术同。董将亲子董恒寄托刘德，刘德为董建造学堂一座。二人相辅相成，互利共赢，为别成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领袖，共同开创了西汉经学的新局面，也成为中国国学由子学到经学转变的开山双祖。
　　就经学贡献而言，刘德引领毛贯实现由新文经到古文经的转变，对《毛诗》和《春秋》略于义理，详与训诂，以新面面世。对《易经》，求教于王同，发挥于自旨，为以后易学在两晋的发展奠定基础。《尚书》早已由刘德亲整，适遇乐成（今献县）人李氏又献《周官》，《周官》所记乃西周典章制度，刘德结合西汉的郡县制现状，成就了《周制十八篇》，成为西东两汉唯一研究《周官》的代表作。在研究《周官》（东汉改称《周礼》）的同时，刘德又搜集《乐记》二百余篇，以后唐代的《礼经》（《周礼》、《礼记》、《礼仪》）孕育了雏形。至此《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奠基刘德的贡献无匹。
　　除了对中华《五经》的贡献外，在“六艺”传承上献王更是唯一的桥梁。宋司马光对此赞叹：“噫！微献王，六艺其遂殪乎！故其功烈至今赖之。”（《资治通鉴·河间献王赞》）。“六艺”有三种，一为汉字“六书”即六种造字方法。从先秦文字的音、形、义开始，并依此对旧籍作出合乎本义的训诂。刘德总结了大篆、小篆的造字方法，把汉字分成六类，称其为“象形、象意、象声、象事、假借、转注”六书，唐以后，改称为“象形、会意、形声、指示、假借、转注”。二为孔门六科，即孔子教学生的六门课程，即：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门课程，礼和乐自不必言，刘德把礼乐视为毕生中心课题。书与数也不用说：校订旧籍，书写之功十分繁重；研习《易》学，天文历算，必修之课。这“射”和“御”本不是刘德的强项，他身体虚弱，难开硬弓；他身为国君，不用驾车，自有御手，坐车便是。但是献王为了遂行六艺，对于射、御，苦练目力，臂力，掌握技巧。每次乡射、宴射，直至在长安与大将军卫青比射，都每每夺魁。他出门轻车简从，轻简到亲自驾车，不用御手，虽过闹市，疾徐自如，虽上山路，任其崎岖。以此教导和影响属下及众士，遂使六艺之科风行于河间国。观前后两汉、三国两晋，史书所载，公卿诸侯习六艺者鲜矣。第三种六艺，便是指儒家的“六经”，即礼、乐、诗、书、易、春秋。也即除《五经》外再加《乐经》。
　　刘德研《乐》，与众不同。他见先秦六籍独“乐”不传，于是穷尽文海记乐之事，编定《乐记》，以补空白。在乐方面，刘德不仅综合秦汉的乐技、乐艺、乐理、乐论，并且空前地著作了《乐语》《乐之语》。《汉书·食货志第四下》（三国魏高乐候）邓展曰：《乐语》《乐之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赞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和五均，则市无二价，四民常均，强者不能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高乐候邓展的封地在今武邑县，比邻河间国，也属《乐元语》受益者。由此可见，《乐语》《乐之语》，是把音乐节奏和谐、五音协鸣的道理用于经济领域，包括交运管理、市场管理，“五音六律，音平阳秘”，实为政经学之开山者。这在儒家是绝无仅有的。
　　刘德对于先秦六籍，西汉六经，儒学六艺的贡献，比刘德年长十岁的董仲舒，将其概况为“河间六学”，并向长安传播，大力提倡。董的《春秋繁露·玉杯》写道：“（河间）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於质；《礼》制节，故长於文；《乐》咏德，故长於风；《书》著功，故长於事；《易》本天地，故长於数；《春秋》正是非，故长於治。”而刘德不独明六艺，并将六艺延伸到经济生产领域，其社会价值，唯昆仑可比重矣！

　　三、经学之首与子学之尾

　　先秦为中华文化史的子学时代；西汉为经学时代的开端。我们讨论刘安极其《淮南子》和刘德对五经六艺贡献的历史价值，不因人废言，不以成败论英雄。刘德、刘安，就个人境遇而言，都属于悲剧人物：刘安谋逆被杀，刘德虽谥号为“献”，但他的功业（古文经学）在整个两汉都处于被排斥的状态，直至汉亡，到了三国，刘氏失政，曹魏篡汉，河间国内幕才初步拉开，毛公贯公才始见其名，刘德的业绩才得以见天日。尽管如此，二人的遗烈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刘安与八公、二山等人的著作，初名“内书”、“外书”、“中书”后名《鸿烈》，“鸿烈”之意，意在大而明。究其大，汇总春秋战国、秦及汉初道学成果，论述宇宙万物大道之理；究其明，为后世的道学，谶纬，打下基础，同时也保存了许多上古神话传说。东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定撰具，定名为《淮南书》。汉末，总结秦汉两文，书文，总称诸子十家。因此，人称为《淮南子》。遂把此书，归入“经史子集”的“子”部。与先秦诸子并列。三国魏建安十年，高诱（一说何诱）在任仆阳令之前，曾研习《淮南子》，并作注释、举音读。但当时人多以为此是罪人之书，很少流传。高诱所注《淮南子》分为二十一卷，分别是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墬形训、时则训、览冥训、精神训、本经训、主术训、缪称训、齐俗训、道应训、氾论训、诠言训、兵略训、说山训、说林训、人间训、修务训、泰族训、要略。此时的《淮南子》原内篇二十一，外篇三十六，杂子星十九等及中篇言“黄白之术”者，皆已失原貌。《唐书·经藉志》著录有《淮南子》二十一卷，此即高诱撰文。宋志仍之，但已成十三卷半。可见唐至宋又有亡失。清乾隆间，武进人逵吉读道藏，在终南山说经台，研读《淮南书》，校其异同，正其伪舛并作序，此即今天《淮南子》。刘安可谓借一书而名垂青史。
　　刘德仿效孔子，“述而不作”。孔子的主张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刘德顺承，主张“治道非礼乐不成”，拼却毕生心血，践行复兴礼乐，在秦汉专制渐次完善的过程中，刘德又崇尚五帝三王惠民、爱民的民主精神，这就与东周、秦汉的专制观念发生了冲突，其冲突之一，是阐发《周制》设官的建职、问责，升黜的分工、分责，尽职恪守原理，这就和汉初的郡县分封混合制度及王室宗法制度发生了矛盾。刘德的《周制十八篇》传到了京城，汉武帝亲自撰文《七难》予以驳斥。君臣关系据此可知。其中冲突之二：自夏商以来，“夏传子，家天下”，男女地位分开尊卑。孔圣人也说什么“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国与家的权利传承，皆属男子。尽管孔子给曾子讲述孝道未闻述及女子，但汉初的孔传《孝经》就专设了《闺门》一章，明言，“妻为夫的臣妾奴仆”。刘德整校《孝经》，毅然删去《闺门》一章，将原二十二章改编为十八章。这在历代封建法统来讲，也是如芒在背的。幸有唐玄宗（唐明皇）情种皇帝李隆基，御定献王的《孝经》为正宗，从此才有“十八章”为《孝经》的代称。但元明清时，皇家又以愚忠愚孝的《二十四孝》企图取代《孝经》，以致《孝经》至今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献王《孝经》与封建礼教水火不容的原因在于，封建宗法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讲的是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的称主与仆的主从关系。而献王《孝经》秉承孔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本旨，讲的是君与臣、父与子以及夫与妻是各尽其职，各敬其业的平等关系。这才有了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爱妇助的相互依存的正当关系，建立起献王的“五伦十义”道德体系。
　　当然，献王刘德不是以“对着干”、“造反有理”而立身的，而是以“故当不义必诤之”而立命的。献王的治学和交友之道，是“和而不同”，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刘德与皇兄刘彻是这样，与学兄董仲舒也是这样。由此获得了史学家班固和司马光等人的“实事求是”好评。大书画家宋徽宗御题“文英”金匾，遣使挂在乐寿献王祠门额，代表了历代皇家对刘德的尊崇。清光绪三年，御批曲阜孔庙配享刘德的神位，可证历史对刘德“传经翼圣”的肯定。
　　纵观刘德的贡献，一、由他所创始的古文经派，基本保护了先秦儒学的纯洁性。二、由他创始的“河间学术”或“河间经术”，开启了中国文坛“赵学”的起步历程。三、由他获誉的“实事求是”成为历代学者的座右铭，成为明清“实学”派又称“朴学”派的旗帜，“实事求是”又进一步演化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路线，这样的刘德不是刘安可比的，也不是勃兴于西汉、消亡于两晋的今文经学首领董仲舒可比的。德高不必位显，望重不应是虚名。当人类由兽向人转化的初级阶段，弱肉强食，鸟为食亡的“天性”仍在延续，“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还不为大众所接受，孔子及刘德的“仁教”，还仍把“礼教”当作“物教”上层建筑，“天下为公”还只是作为“软件”在产生作用，以致造成刘德的影响虽难称其为“红日高照”，但可称得起“明月当空”。而刘安之流，不过划过夜空一颗流星。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献县重开祭拜献王的大典，弘扬献王文化，其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