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奎良：基于文化构建对河间儒学的思考

基于文化构建对河间儒学的思考

李奎良
(衡水学院，董子学院，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

　　河间儒学是西汉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历代多有评说。近些年形成研究热潮，成果繁盛。学者们对于河间儒学的形成过程、内涵、学术贡献、历史地位、学术风格等均有讨论。本文旨趣不在于对河间儒学自身的探究，而是从文化建构的视角，对河间儒学作一些思考，试图得到某种有益的启示。
　　从目前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来看，西汉前期除关中地区外，在诸侯国领域，至少形成了四个文化高地，尤其在高祖至武帝五朝，特征鲜明。其一，长沙国，以黄老之学和兵家学术为主，兼有医学等。马王堆汉墓考古资料显示，从高祖至文帝时期，在长沙国聚集了大量帛书和少量医简。帛书中包括《易》经文及传、说，《老子》的不同版本，还有《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和十种无篇题的医学帛书以及《养生方》等。兵书类大致有三种，最珍贵的是地图。西汉时期，帛是珍稀书写材料，帛书应为贵族阅读及藏书，一般的士及平民不可能染指。由此可以推论，长沙国的文化圈应在王室与贵族范围，至于有无讲学传承等活动，于史无征。其二，梁国。《汉书》记载“梁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揽门客，崤山以东游说之士、文人骚客齐聚梁国，如羊胜、邹阳、枚乘、司马相如等，盛极一时，史称东苑学术。但是梁王并非文人，其筑苑延客也只是附庸风雅而已。门客之中基本是两类人，或方术之士，或辞赋文人。所谓东苑学术并无明显成就和重大影响。其三，淮南国。淮南王刘安“为人好书”“善为文辞”，“招致宾客方士数千人”，以苏飞、伍被等“八公”为首，研讨道家思想和黄老之术，著成《淮南鸿烈》内外中三书，可谓巨制，今仅存内书21篇，虽是残存，仍不失鸿烈风采，洋洋大观。刘安认为此书“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高诱注《淮南鸿烈》，认为“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司马谈评论道家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可以说，《淮南鸿烈》在当时是集大成之作，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四，河间国。《汉书》本传记载，献王刘德有国26年，“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四个文化高地，其实只有两个具备真正的学术意义。淮南学术重在道家黄老，以义理见长，所以被班固讥为“率多浮辩”，河间学术重在儒家，以旧籍整理与传承为特色，其功甚伟。
　　千古悠悠皆往事，掩卷沉思在今朝。综观河间学术及西汉前期的文化格局，从文化构建的视角来看，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和探讨。

　　一，地域文化高地的构建意义重大。对于西汉前期的朝廷来说，文化建设是大事，但不是急事，更急的国务是经济和军事。内安百姓，外击匈奴，迫在眉睫。所以虽然有文化政策，除“携书律”，但是文化建设却并未真正着力，所谓“十年未成”。设想如果没有河间学术的收集、整理和传承以及孔壁古籍的偶然发现，所谓中秘古文将会是残缺苍白的景象，后世两千年经学传承将会无所依存。设想没有河间儒学对诗经、左氏春秋、孝经等典籍的整理训诂，后世将会歧说纷纭。从文化迁移的视角来看，河间地接鲁、齐、赵，而这三地均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盛之域，基本上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北方系统。河间儒学可以说是北方系统的集成者和传承人。一个诸侯国，地处偏狭，却成就了全局性的文化整理与传承事业。这个历史现象对文化构建学说具有重要启示，对于文化迁移理论是鲜活的佐证。

　　二，地域文化高地的形成需要适宜的环境。首先是政治环境。西汉前期，一改秦朝苛政，除携书律，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营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被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奠定了文化高地出现的社会基础。其次是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西汉前期，朝廷倡导的是黄老之学，淮南学术由此而盛，但是儒学并未为朝廷所认可，遑论倡导，辕固生在长安的遭遇即是明证，儒学虽然未占主流地位，但也不被禁行，朝廷还立有儒学博士以拢天下儒生之心。正是这样的姿态和文化政策，才使得河间献王刘德能够广收民间书籍，筑馆招客，讲诵不绝。应该指出，所谓自由的文化政策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这是由文化的特质以及文化政治互动关系决定的。相对宽松即可造就文化高地，这也是由文化生生不息的特质所决定的。

　　三，地方政权主政者的兴趣和学术价值取向是文化高地形成的核心要素。《汉书》景十三王传勾勒了西汉前期十三个刘姓诸侯王的兴趣所在，有的好宫室，有的好苑囿，有的好游猎，有的好淫乐，只有刘德好文，刘安虽是景十三王的长辈诸侯王，但他同刘德一样，好读书，善文辞，喜鼓琴，所以刘安整理和传承了南方系统的文化，刘德整理和传承了北方系统的文化，形成淮南学术和河间学术两大文化高地。尤其是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兴趣直指三代典籍。当权者兴趣所在，文化兴盛才有可能。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客观地讲，王充所言是就义理而论，但就典籍整理来看，孔子之文也在刘德。反观刘安，好黄老之学，修神仙之道，所以他所领导的文化集团必然以道家为学术旨趣。中外文化构建的历史表明，文化集团的领袖人物对文化高地的形成至关重要，智者、贤者、王者均有可能成为领袖，但是如果既是智者又是王者的人作为文化集团的领袖，那么文化高地的形成就会迅速而顺畅。

　　四，学术风格决定着文化高地的高度。河间儒学的学术风格可约略概括为三点，即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广纳百川。前二者已多有论说。至于第三点，有两个事实可以证明。刘德是位儒者，但是他所收集的典籍中，《老子》赫然在列；刘德崇尚古文经，但与今文经领袖董仲舒颇有交往，他去长安献书，与董仲舒讨论《孝经》，对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孝道的说法，他的评价是“善”。当然，西汉时期今古文之争并非营垒分明，但河间儒学毕竟是志在训诂，刘德能够对董仲舒的义理解经表示赞同，实属不易。广纳百川的优良学风恐怕是山东（西汉时期所谓山东大致相当于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儒者多从而游的原因之一。同时，实事求是的鲜明学术风格，使得《诗经》、《左传》等经典的顶尖学者都汇聚河间儒学旗下。

　　五，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路线是文化高地繁盛的重要动力。一般来讲，社会文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心向善和社会安定，但是如果坐而论道、浮辩巧说，没有可实践性，这种学术的价值必然大打折扣。这应该是理论的实践陷阱。河间儒学不仅日夜讲诵，而且制礼作乐，这正是他们追求三代王道的具体实践。献王刘德还把他们制作的礼乐奉献朝廷，试图推广到全国，流传于后世。至于未被朝廷采用，主要是汉武帝的猜忌心理所致。
　　
　　近些年来，多有学者对社会道德水平忧心忡忡，行善反被讹诈、欺诈现象波及诸多领域、子女不孝老无所养、人际关系信任度低下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社会现象的根源至于文化建设和教育的缺陷。国家层面正在着手解决，但是事大必功慢，如果各地方先行探索本地的文化构建并着力实践，积少而成多，层垒则愈高，岂不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