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能够为世界宗教对话做出贡献

黄燕生

作者简介：女，1952年出生于北京。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世界宗教系，师从任继愈、杨曾文、杜继文诸先生，研习佛学，获硕士学位。现为编审，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职，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提要：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宗教冲突，已经构成全人类生存的威胁。解决这种冲突的唯一正确方法，就是各种文化、宗教之间的对话。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可以为当今时代的宗教对话提供有益的思想方法和正确的宗教实践，具体表现在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理一分殊的哲学智慧，忠恕之道的全球伦理，多元参与的宗教实践。弘扬中华文化可以为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提供必要的文化资源。

主题词：儒学 宗教对话 和而不同 理一分殊 忠恕之道 多元参与

当代社会的民族宗教冲突，已经形成了对全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这种冲突绝对不可能通过武力征服的办法求得解决，这一点即使是“文明冲突论”的首倡者亨廷顿也是明白的，所以他在1997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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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开展宗教对话的困难，孔汉思因提倡宗教对话，宣传宗教多元主义遭到了天主教教廷惩罚，教宗下令解除了他的瑞士大学神学教授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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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古代和近代对中华民族的凝聚作用，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世界第一大民族。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宗教冲突可能成为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隐患，而中华文化，特别是作为古代中华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可以从理论上为世界各民族、各宗教之间的对话提供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笔者认为儒家思想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宗教实践。

（一）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

和而不同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古老命题，是对中国古代民族多元共生历史实事的正确反映。西周太史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在这里，史伯提出了“和”与“同”这样两个形式近似但是本质不同的概念。“和”是不同事物的矛盾统一，“以他平他”指不同事物的并存、交织、掺和、影响，故内部生机勃勃，形成“丰长万物”的生动局面。相反，同一事物的简单迭加就是“以同裨同”，不仅不能产生新生事物，而且自己也会衰老、枯竭、灭亡。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晏婴继承了史伯的和、同思想，他说：“和如羹焉。水火酰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用烹饪作比喻，各种鱼、肉，必须加上不同的佐料，并使用不同的火候加工，才能做出美味佳肴。这是因为不同的原料性能不同，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弥补，才能使之达到最佳效果。晏婴用和同的关系告诉齐景公：“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同上）君臣之间不同的意见可以相互补充，纠正不足，防止偏差。

孔子继承了史伯、晏婴的和、同思想，并将其进行了提升，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将和、同之辨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道德判断高度，认为盲目追求绝对同一的人是小人，而能够容忍不同意见的人才是君子。自此之后，儒家学者彻底否定了追求绝对同一的观念，而将“和而不同”当成文化的最高境界。《中庸》提出了“中和”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易传》则提出了“太和”说，“天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追求不同事物的矛盾和谐，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古代历史几千年中多民族可以和谐共生的指导思想。《礼记·王制》指出：“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由于中国地理范围的广大，居住在中国的各民族人民生活条件差以极大，所以形成了他们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产生了他们不同的文化体系。要保持各民之间和睦相处，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和平，就必须承认各民族的文化不可强行改变，这样才能“达其志，通其欲”，使大家都心情舒畅，和睦相处。具体的管理方式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同上）国家实行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教化体系，但是不改变少数民族自身原有的宗教信仰（俗）；国家保持政治权力的高度统一，但是允许民族地方采取一些因地制宜的自治措施。

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导下，才有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和谐发展。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广泛、深入地进行全方位的接触，就更需要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自为指导，承认其它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承认各民族的文化及其信仰的宗教具有同等的价值，都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财富，都具有普世的价值。不必幻想用自己的文化、宗教替代其它民族的文化、宗教，这样各民族之间发生“文明冲突”的机率就会大大降低了。

（二）理一分殊的哲学智慧

儒家思想提倡各种文化和谐相处，但是“和而不同”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文化部落主义，而是各种文化有机组合。理一分殊的哲学智慧，很好地解决了各种文化、宗教体系对最高真理的安顿问题。在先秦和两汉时期，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策略只是一种对本民族内部其它文化的统合。但是随着两汉之际佛教的传入和东汉末年道教的形成，儒家文化才真正遇到了异己的强势文化。对于许多文化体系来说，宽容弱势文化是比较容易，与强势文化相处才是真正的难题。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几百年的“三教之争”，通过向佛教、道教的学习，儒家终于在宋明时期完成了一次重大的飞跃，形成了具有高度哲学思辨水平的宋明理学。“理一分殊”就是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一个具有高超思辨水平的哲学命题，用以说明儒释道三教如何在差异的文化体系中具有关于终极真理的一致性。

宋明理学家朱熹对“理一分殊”做了最为完整的阐述，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流行也。”（《朱子语类》卷十八）在朱熹看来，天下万事万物之中所包含的道理，都是统一的天理在不同的具体事物中不同的表现，他们背后所反映的真理是一样的、一致的。为了通俗地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他还借用佛教“月印万川”的比喻，他又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同上）月亮只有一个，但是月亮照射在江河湖海等各种水中，就成为大大小小无数的月亮。这些水中的月亮可能因山川水势的不同而有差异，但是它们都是对统一的月亮的反映。宋明理学家用理一分殊的哲学范畴说明，世界上不同的学说或宗教，都是对人类那个统一的真理的反映，虽山形水势不同，月亮看起来大小、形态有所差异，但都是月亮则是没有差异的。由此看来，儒释道三教都是对天理的反映，虽表达方式不同，但是都具有相同的真理性。可以说，儒家的理一分殊说，很好地解决了多元真理共存的问题。

首先，理一分殊学说可以很好地解决对于一神论难以逾越的真理惟一论。对于一神教来说，首要的信条就是不可犯多神崇拜的罪过，因为他们深信，只有自己的宗教才包括宇宙间惟一的真理，即使持包容论的教派，也认为只有自己的宗教具有最后的、最高的真理，只有皈依自己的上帝才能得到拯救。在他们看来，宗教多元主义是相对主义，是在真理观上搞调和、折衷，混淆了终极关怀问题上的是非。理一分殊学说，可以充分说明，各民族的文化、宗教体系，其实是对一个统一的终极真理的不同体会，不同表达。当代新儒家学者刘述先先生，积极参与了孔汉思的“全球伦理”建设，并用儒家理一分殊的学说，对他们倡导的宗教多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论证。他指出：“由新儒家的视域来看，要解决问题得采取‘理一分殊’的方式。通天下之理只是一个，但却属于超言说、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的层面，能够说得出的已属于分殊的层面，不可勉强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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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理一分殊说为解释、容忍、宽容其它宗教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在儒家看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人们的生活方式差异极大，思想观念存在差异也是可以理解的。儒家主张和而不同，但是并不要求对其他文化、宗教中的所有内容统统接纳。如刘述先先生所说：“站在儒家的立场，我们既不能接受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也不能接受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这里绝没法随便和稀泥，而必须承认在‘分殊’的层面上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在这方面不可以轻易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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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理一分殊学说为构建人类统一的全球伦理提供了科学思想的方法。上文已述，西方当代的宗教多元主义者认为，世界各民族的不同宗教，是从不同角度对统一的“终极实体”的不同表达。神学家将终极实体视为一种彼岸世界的超验存在，而人文主义学者也可以把这种“终极实体”看成是对人性的本质的神学表达。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世界各民族的群众一定会存在某种共通的东西，否则就没有交往的可能性了。基于这样一种对超越各种宗教信仰和学说差异的判断，西方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先生，在1993年发起召开了世界宗教大会，由各宗教的领袖一起选定一些可以为各个宗教共同接受的“全球伦理”。这个全球伦理，就是可以通约世界各种不同宗教的“理一”，也可以视为当代宗教领袖们可以认可的终极真理。如孔汉思所说：“若无一种伦理方面的基本共识，任何社会迟早都会受到混乱或专制的威胁。若无一种全球性的伦理，就不可能有更美好的全球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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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忠恕之道的全球伦理

1993年，由孔汉思发起的是世界宗教领袖大会，通过了一份关于全球伦理的宣言，与会者一再说明，这个全球理论不是一种统一的新宗教，也不是要求所有宗教必须遵守的道德规则，全球伦理只是“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那么，在人类交往的过程中，什么东西可以成为全人类的基本共识呢？《全球伦理宣言》用准确的语言表述说：“数千年以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一直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词，即：你希望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不论是对家庭、社团、种族、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全球伦理的核心内容，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就是基督教的“道德金率”。由此总原则，《宣言》又扩展为四个分目，即：１．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２．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３．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一种诚信的生活；４．坚持一种男女之间的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刘述先先生指出：“明眼人很容易看出，这是十戒中的伦理四戒——不杀、不盗、不妄、不淫——的现代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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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之道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处于绝对中心的地位。孔子这样说过：“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可见孔子本人将“忠恕之道”作为儒家所有学说中贯穿的核心价值观念。按照朱熹的解释，“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也就是把自己所能够接受的东西当成与人相处的根本原则，其积极的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其消极的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将儒家的忠恕之道与基督教的道德金律相比，其中积极的方面是一样的，基督教表述为：“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玛太福音》7：12）但是基督教中，却没有与儒家一样关于忠恕之道的消极表述。结果是，信仰基督教的欧美人士认为，只有信仰基督教才能得到拯救，所以为了让人类其它的弟兄们也得到上帝的拯救，他们不遗余力地在世